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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小说丨空中小姐(上)

当代2018-06-02 1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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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当代》读者调查丨有福利


文丨王朔

原载丨《当代》1984.02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

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插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

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整整讲了一天英语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

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还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还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的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反来复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现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看上你了。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

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的手,不言不语地慢慢走,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我真受不了,总对她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明天你不是还要来?”

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那,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了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一片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然后等阿眉够岁数娶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

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情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未完,请看《空中小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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