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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 | 中国近体小说发展史

大家小书2018-04-27 14:13:05


中国小说是历史地发展的,体制不断变化,题材不断更新,范围不断扩展,门类不断增多。简单说来,古代小说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前贤多把古代的白话小说称为“通俗小说”,可能是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巨大影响所奠定的,大概是为了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不能构成相应的两分法,在逻辑上不是统一的分类概念。我在许多场合曾试用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名称来对举古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得到了不少同道的认可。这里就近体小说的发展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里讲到宋人“说话”时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我把这一大变迁称为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变迁,因为此前曾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变迁。宋代之后兴盛起来的白话小说则是由话本的编创和传承所引起的。宋人话本的创新意义除了使用白话,还在体裁上衍生了以章回体为主的近体小说。如浦江清师所说:“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a话本并非宋代才有,至晚唐代就有“说话”之称,与讲经、转变一起进入宫廷了(《高力士外传》),敦煌遗书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画)本》之类的作品,而且《王陵变》《李陵变》《季布骂阵词文》等实际上也是广义的话本。唐代还有“人(民)间小说”“市人小说”等名称,只是未见话本留传b。但说话技艺到宋代才兴盛起来,引起了文人、学者、官僚们的注意,并由市井进入了宫廷。因此我统称之为近体小说。


北宋时党进听到“说韩信”的故事(《杨文公谈苑》),杨安国引过赤松子赠张良的诗(《类说》卷五六《刘贡父诗话》),王彭听到说三国的古话(《东坡志林》卷一),吕缙叔听过僧希用的史汉书讲说(梅尧臣《吕缙叔云叔嘉僧希用隐居能谈史汉书讲说邀余寄之》诗)。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条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后来如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就说“小说起宋仁宗时”,清代人多据之沿袭其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七,载周穜奏章为传闻的故事做解释说:“必是市井小人听说前代史书语传者为此尔,今岂有此事。”a所谓“听说前代史书语传”,就是从市井听来的讲史,可见这类故事已为士大夫所熟知。宋徽宗时的东京,勾阑瓦肆曾有许多说话人在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的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尤为著名的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另有“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也可以列入说话人的名单。南宋临安的说话人也很多,影响很大,如张仲文《白獭髓》所说:


绍兴间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三人共坐说兵机。欲问此书出何典,昔时曾看王与之。”(原注:“与之”乃说书史人。)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但除小说、说经、讲史书三家之外,没说清楚第四家是什么,至今存有疑案。


讲史家是早有悠久历史的,汉代的《虞初周说》应该是讲史的先驱,前人都认为“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张衡《西京赋》)。讲史家的传统伎艺,唐宋以来始终传承不断,到南宋则“小说家”更为盛行。据《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和《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的记载,演史的有乔万卷、许贡士等二十余人,小说家有蔡和、李公佐等五十多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是一篇宋代说话的重要史料,题下原注“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已显示了以小说家为主的潮流。后面《小说开辟》著录的篇目有一百多种,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个小类。这可以说明南宋时小说家比讲史家更受人重视。大概因为小说家题材广泛,故事有趣,篇幅短小精悍,说话人更接近平民生活,艺术精湛巧妙,如《都城纪胜》所说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因此,长篇的讲史平话和题材多样的小说家话本相结合之后,才产生了像《水浒传》这样的辉煌巨著及许多章回小说。


当然,讲史家的题材重大,人物众多,说话人和书会先生知识渊博,能给听众以文化娱乐、历史知识和品德教育,始终是近体小说的重点项目。从题材和素材来说,几乎所有的宋元讲史话本都有传承的改编本。如元刻本《全相平话》中的《武王伐纣书》演化为《列国志传》《封神演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融化入《列国志传》及《孙庞演义》《走马春秋》,《前汉书续集》演化为《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及《东西汉演义》等a;《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辽事略》融化入《隋唐两朝志传》及《唐书志传》《说唐后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等,但更早的唐史话本却失传了。《五代史平话》与后出的《南北两宋志传》有交错重合的关系(《南宋志传》实当作《宋传》或《五代志传》),另有一部题为罗贯中编的《残唐五代史演义》,可能有更早的祖本,源自另一个系统的五代史话本。还有一部《三遂平妖传》,也传为罗贯中所编,从语言风格看,似乎还保留了不少宋元话本的因素。它也是在讲史中融合了小说家的成分,编定的时间应该略早于《水浒传》a,不过冯梦龙补编的《新平妖传》却造成了文献考证的混乱。


最重要的是《三国志平话》和《宣和遗事》,留待后面再说。


宋元讲史的话本,现存的大多是元代刻本,以元末作为下限,只能据以大致推测宋代讲史的实况。我们必须注意到,讲史是连续演说的长篇故事,其话本只是提纲性的简本。话本作为一种俗文学,除了口传性无法保存之外,还保留着群体性(因而又有匿名性)和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在没有留声机、录音机的时代,不可能留下完整的语录式的繁本,因而不足以说明宋元说话的艺术水平。《三分事略》和《薛仁贵征辽事略》的标题就显示其只是粗存梗概的节略。有的文本只是抄录史书的资料,口语化程度极低,甚至节略到难以读通的地步。


例如《薛仁贵征辽事略》,题名“事略”,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唐史故事的节略本,演说时一定还会加上许多细节的铺叙。但从现存话本看,薛仁贵一次次被张士贵和刘君昴冒功,还屡遇险境;唐太宗要找白袍小将,一次次错失机会,擦肩而过。这种波澜迭起的“悬念”,正是说话人的叙事艺术,现代曲艺叫作“包袱”或“关子”。其中有一首诗:


凛凛威风冠世雄,扶持唐世定辽东。


能交海外烟尘静,皆在天山三箭中。


这首诗和许多情节,又保留在成化刻本《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词话里(文字略异),可是“将军三箭定天山”的战役不是唐太宗时的事,而是唐高宗时打九姓突厥的战绩。明代龚绍山刻本《隋唐两朝志传通俗演义》里的薛仁贵故事另有所本,但也收入了“三箭定天山”这段故事,把它改写一番插到第八十九回之后,出现了两个八十九回,这是明代书坊主人胡编乱改的产物。稍早的熊钟谷本《唐书志传》第八十九节也有“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故事,则把《事略》里的扶桑国改成了铁勒,把元龙、元虎、元凤三将改成了万留公、万济公、万通公,把那首诗改成了宋范菊轩的作品。于此也可见宋元话本对明代小说影响之一斑。


明代的书商坊主,一方面对话本肆意删节,减低成本,以利销售;另一方面又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做法,在改编时标榜“按鉴演义”“按鉴校正”“参采史鉴”,杂抄了许多书面资料,往往强调纪实,反而损伤了说话的艺术特色。(陈大康先生称之为熊大木模式)所以在《三国志演义》之后,就没有产生出优秀的讲史演义小说,可能就因为没有像罗贯中那样的专业作家来“编次”。明代不再出现有文化的书会才人,应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这里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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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先生钻研说部数十年,著述宏富,驰誉学林。其治学特点为从文献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脚踏实地,爬梳剔抉,“文章不写一句空”,因而于小说研究领域颇多斩获,成果累累。《古体小说论要》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古体小说”从起源、界定、成熟到高峰的演变历程。该书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小说的名称和起源”,第二部分“小说的界定与门类”,第三部分“中国小说的变迁”,第四部分“中国小说的成熟与唐宋传奇”,第五部分“‘诗文小说’与古体小说的流变”,第六部分“古体小说的新高峰——清代的《聊斋志异》系列及其他”,第七部分“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论述皆以相关文献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从以上所列七大部分的目录可见,作者之“论要”的确是循古体小说的发展线索展开论述,脉络清晰,因而具有“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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