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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关帝崇拜”文化现象三题

尔雅国学报2018-04-11 10:36:25

 


      自17世纪以来,以一位历史人物为祭祀对象而建庙,且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只有“关帝庙”;时至今日,无论海内外,凡华人经商之所,大多塑像供香以求保佑的,也只有“关圣大帝”一人而已。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此研究的著述已经不少,但有几个话题较为有趣,似乎关注的也还不多。


      “关帝崇拜”与三次造神


      关羽祭祀的“推广”与三次神异之说有关。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大名士王世贞就此曾有一段疑问之词:


      汉寿亭侯,初不闻为神;后至隋世,于荆州玉泉寺见灵迹,尚未表章;至宋崇宁时,以破蚩尤、复盐池见灵,遂封为崇宁真君。今香火遍天下,儿童妇女皆知崇重,则又久而始见神,不可晓也。①


      他的意思是说,关羽被擒身死之后,并没有神异的表现,也没有享受祭祀封赠;直到隋代才有了玉泉寺显圣,但影响力还不够大;到了北宋崇宁年间,由于他与蚩尤作战,大显神威,得到了朝廷的册封,于是乎逐渐广受崇敬。至于为什么时间久远神灵才能表现出来并越来越显著,这就不是常理所能说明的了。


      在他之后,清代初年的另一位文坛名流姜宸英更详细地梳理了这一过程,他在《汉寿亭侯关公遗像赞并序》中讲:


      公之忠义著于当时,而神灵显于后世。其祠在当阳者,始于陈光大中;唐贞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遗庙,董侹记之。相传为其寺伽篮,则因缘智者大师传。而元虞集《广铸禅师塔铭》,所为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为宋大中祥符时建。然此二庙特其生没之地,犹未及他处也。自宋南渡,及元而赐号,称王庙,祀益盛。明嘉靖间,贼徐海就擒,著有灵异。督师立庙常州,唐顺之记,谓“侯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立庙自此始”。然则当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闻东南、日本、琉球诸国,西北、口外无不转相崇奉。极土木之丽,而其像设之雕塑图绘,如世俗所传修髯而美视者。②


      他把关公崇拜的三个阶段分说得十分清楚,特别是在王世贞所讲两阶段之后又补充了第三阶段,并强调了经过第三阶段,关公祠庙才遍及全国乃至于海外。


      可注意的是,此时的关帝崇拜已经渐达顶峰,同时也得到朝廷更多推崇,所以姜宸英的描述比起王世贞来,态度更加恭敬,话语更加详细,而那种略带质疑的诘问之词也就自然绝迹了。


      王、姜所讲的关公神灵初显的神异之说产生于陈隋之际,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和尚讲述的。而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最详细的记述则出于北宋中期的张商英之手。其后著名文人如元代的虞集、明代的王世贞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述。张商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北宋末年一度为相,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张商英的笔下,关公的这次显圣完全如同于一篇神怪小说:


      (陈隋间,有大法师名曰智顗)自天台止于玉泉,宴坐林间,身心湛寂。此山……即现种种诸可怖畏,虎豹号踯,蛇蟒盘瞪,鬼魅嘻啸,阴兵悍怒,血唇剑齿,毛发鬅鬙,妖形丑质,剡然千变。法师愍言:“汝何为者?生死于幻,贪着余福,不自悲悔!”作是语已,音迹消绝,颀然丈夫鼓髯而出曰:“我乃关某,生于汉末,值世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孙权自保,虎臣蜀主,同复帝室。精诚激发,洞贯金石,死有余烈,故主此山。谛观法师,具足殊胜,我从昔来本未闻见。今我神力变见已尽,而师安定,曾不省视。汪洋如海,匪我能测。大悲我师,哀愍我愚,方便摄受。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我有爱子,雄鸷类我,相与发心,永护佛法。”师问所能,授以“五戒”。帝诚受已,复白师曰:“营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霆掣电,灵鞭鬼棰,万壑浩汗,湫潭千丈,化为平址。黎明往视,精蓝焕丽,檐楹阑楯,巧夺人目。海内“四绝”,遂居其一。以是因缘,神亦庙食千里内外。③


      到了元代,虞集的《广铸禅师塔铭》中也提到了这个传说,但是远没有这么详细,也没有这么怪诞。王世贞有《天台智者智顗传》,比起张商英来,他没有让关公在开始时装妖弄鬼,而是一出现就直奔主题,和智者讨论起建庙的事宜。而结尾处则多了两项内容,一是杨广因关公神迹而为玉泉寺“赐名”,即智者大和尚向隋炀帝(当时还没有登基,是“晋王”)杨广报告了关公的神异表现,杨广为玉泉寺赐名——这似乎可以解释智者编造这一篇“志怪小说”的直接动机;二是说明后世以关羽作佛寺中的护法伽蓝,正是由此发端——由此可知佛门对这一广有影响的故事的重视。


      这一传说影响很大。但揆诸情理,其来源显然可归结到智者或是他的“法嗣”们头上——佛门为了传教,制造出一些耸人耳目的桥段,实在是历史上并不罕见的手法。


      第二次神异表现乃发生在宋朝。说的是关羽大战蚩尤的事迹。与此传说相关的记载也有若干,彼此不尽一致。其中最详尽的当属《关帝圣迹图志古记》:


      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盐出于池,岁收课利以佐国用。近水减盐少,亏失常课,此系灾异,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视。使还,报曰:“臣见一父老,自称城隍神,令臣奏云‘为盐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见。”上怪而疑之,顾问左右,皆以灾异之生,有神主之为言。上乃诏近臣吕夷简至解州池致祭。事讫之夕,夷简梦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盐池。今者天子立轩辕祠。轩辕,吾雠也。我为此不平,故绝水。尔若急毁之,则已。不然,祸无穷矣。”夷简还白其事。侍臣王钦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龙虎山张天师者,能驱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虑也。于是召天师赴阙,上与之论蚩尤事,对曰:“此必无可忧。自古忠烈之士,没而为神。蜀将军关羽,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助。”上问:“今何神也?”对曰:“庙食荆门之玉泉。”上从其言。天师乃即禁中书符焚之。移时,一美髯人,擐甲佩剑,浮空而下,拜于殿廷。天师宣谕上旨曰:“蚩尤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将军为民除害,何如?”对曰:“臣敢不奉诏!容臣会岳渎阴兵至彼,并力为陛下清荡之。”俄失所在。上与天师肃然起敬。左右从官悉闻,莫不赞叹。忽一日,黑云起于池上,大风暴至,雷电晦冥。居人震恐,但闻空中金戈铁马之声,久之云雾收敛,天日晴朗,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闻,上大悦,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祀。④


      这篇《记》只见于平阳的地方志,不见于宋代其他官方文献。平阳是内陆重要的食盐产地,方志中盐政内容甚多,这篇只见于“外编”,并且无篇名、无作者,可见有存疑的考虑。另外,《古今图书集成》的《神异典》收录本文,题名为《古记》,很可能是当地关帝庙的碑刻。关于解州盐池出问题,倒是另有一些记载,不过各不相同。如《广见录》之类的野史笔记说成是宋徽宗时,张天师到解州亲自平定了蚩尤的祸乱,其中并没有关羽什么事。而李焘的《通鉴长编》则记载确是宋徽宗时,解州盐池出了问题,但只是年久失修,修好后便恢复了生产,既没有张天师的事,也没有关羽的事。由此看来,这段关帝战蚩尤的故事,分明是道士看到僧人借助关公扩大影响效果很好,于是也来效颦的结果。关公大战蚩尤,虽然和历史对不上号,但经过文人生花妙笔渲染,也就在百姓中广泛传播了。这个传说对于关羽的崇拜同样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明人俞汝为的《河东瑞盐赋》描述道:“宋祥符七年,蚩尤为祟。召关将军,会岳渎阴兵殄之。崇祀至今加侈焉。士女摩击若狂者数日,有司莫以禁。”简练而又生动地描写出因这种神异传说而加温的关公崇拜。


      按照前面引述的姜宸英以及唐顺之的话,佛道两家的神异虽大大推动了关羽崇拜,但尚未波及江南地区——原因据说是这里过去地属吴国,是关某的敌国,故百姓不拜。可是到了明嘉靖三十四年,第三个关羽的神异事迹出现,一下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唐顺之在《常州新建关帝庙记》中有详细描述: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督察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帝灵响,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嘉兴以祀帝。事具公所自为庙碑中。


      明年,倭寇复乱。赵公再统师讨之。师过常州,军中复若见帝灵响,如嘉兴。赵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几,赵公协谋于总督胡公宗宪,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赵公益神帝之功,命有司立庙于常州。


      帝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庙帝,自今始。或谓:“江南,古吴也。吴,帝雠国。吴不宜祀帝,帝亦未必歆吴祀。”此未为知帝之心与鬼神之情状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谓曹操为汉贼,不知孙权真汉贼也。按帝所事与所同事,当时所谓豪杰明于大义者,先主武侯而已。武侯犹以吴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先主亦甘与之结婚而不以为嫌。惟帝忿然绝其婚,骂其使,摈不与通。窃意当时能知吴之为汉贼,志必杀之者,帝一人而已。权、逊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资,必不为帝所容,非吴毙帝,则帝灭吴。此真所谓汉贼不两存之势也。帝不死则樊襄之戈将转而指于建业、武昌之间矣。然灭吴者帝志也。帝之志必灭吴,岂有所私雠于吴哉?诚不忍衣冠礼乐之民,困于奸雄乱贼之手,力欲拯之于鼎沸之中而凉濯之。使吴民一日尚困于乱贼,帝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则帝非雠吴,雠其为乱贼于吴者也;雠其为乱贼于吴者,所以深为吴也。帝本欲为吴民毙贼,而先毙于贼,赍志以没。帝之精灵宜其眷眷于吴民矣。由此言之,帝之所雠莫如乱贼,其所最雠而不能忘尤莫如为乱贼于吴者。倭夷恣凶稔恶,以毒螫我吴民,是乱贼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为帝所震怒而阴诛之所必加。翼王师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远,未可以为杳冥而忽之也。窃谓吴人宜庙帝,帝亦必歆吴之祀。


      于是郡守金君豪以赵胡二公命,择地得城东隅,巍然一突,下视城郭,方可二亩。相传云“中军帐”者,以为庙旁。莫此地宜。于是,树以穹宫,而地益胜。古树数株,适当宫前,林阴倏忽,若帝降止。郡人来观,莫不喜跃。强者益勇,弱者思奋,抵掌戟手,若神惎之。然而诸公之为此举,此特以答帝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敌忾之气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


      久之,金君迁去,郡君维中代守,有嘉成绩增之式廓,爰俾勒碑以纪其成,而请文于郡人唐顺之。其词曰:“朅朅关帝,惟万人敌。天禀异姿,必歼贼北向挥戈,七将皆殪。匪曰后吴,势有未及。欲拯吴民,为贼所先。精灵在吴,死而炳然。阴骘吴民,至千余年。东南不淑,天堕妖星。岛酋海宄,凶逊复生。竞为长蛇,荐食我吴。帝灵在吴,能无怒乎?夷刀如雪,手弯不展。渠魁倔强,悉就烹脔。帅臣避让,岂我之力,阴有诛之,实徼帝福。徼福维何?作庙以祀。东南庙地,自今以始。毘陵巽隅,古称将坛。若有待帝,鬼兵踞蟠。天阴髣髴,长刀大旗。生欲拯吴,没而来思。帝德吴民,无间生死。幺么小丑,永镇不起。郡人入庙,踊跃欢喜。竞起赴敌,强跳弱起。谁鼓舞之,帝有生气!”⑤


      显然,这两次的关帝显灵都是赵文华激励士气的“神道设教”的手段,是师狄青的故智⑥。唐顺之的赞语中实际透露了这一“底牌”:“郡人入庙,踊跃欢喜。竞起赴敌,强跳弱起。谁鼓舞之,帝有生气!”建庙以及关帝助战的传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勇敢者奋勇,懦弱者振作——“竞起赴敌”。这正是赵文华的初衷(赵文华是严嵩一党,过去的评价极低,戏曲舞台上也只是个三花脸。而由此看来,此人倒还不是个草包)。而这一行动与大得人心的平倭联系在一起,使得关帝崇拜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


      唐顺之的这篇文章特别有意思,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解释关羽为何可以庇佑吴地百姓。他先是区分吴地百姓与孙权、陆逊,指出关帝只敌视后者,而倭寇本质上与孙、陆“逆党相同”;再说关羽的英灵念念不忘的是要造福吴地百姓;最后结论是关帝一定会庇佑吴地,吴地百姓一定要祭祀关帝。如此费心“说理”,在当时的“唐宋派”散文中实属罕见。看来为完成赵文华神道设教的任务,唐顺之真是用了心思——唐依附严嵩、赵文华,过去讲文学史很少提到的。


      由佛门大德智者法师开始,道教的超级大护法——宋真宗接续,明代赵、胡两位高官与时俱进地渲染,经过佛、道、儒三家的“合谋”,关羽终于由一员勇猛的战将(还是失败的战将),成为了神州大地万家崇仰的神祇。


      此后的三百余年里,这一崇敬心理由于接踵不断的神异传说而巩固、加强。唐顺之之后四十年,又有于慎行撰文描写关公显灵相助淮河防汛,也是绘声绘色,在“雷雨交作,西风骤急,高堰将危”的关键时刻,忽然看到“有黄云一片,笼罩武安王庙上,良久方散”,“须臾,风转雨收,水势遂定,高堰溢而后安”。如此这般,经过类似的一次次神迹的叠加,关公终于成为了具有多方功能,享有普遍崇信的“全能神”。


      “关帝”头衔的升级


      关“帝”庙的建立,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明代,关羽祭祀的称谓五花八门,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多称作“汉前将军关公祠”或“汉寿亭侯关公庙”的——这是个纯写实性称谓,和当时大多数历史人物的祠庙相似(如“文丞相祠”、“狄梁公祠”、“岳武穆祠”等)。作为官方的祭祀,关羽的“头衔”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还伴随着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据晚明《帝京景物略》记载:


      (关庙)独著正阳门庙者,以门于宸居近,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谒;辐辏者,至必祈也。祀典:岁五月十三日祭汉前将军关某,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祭告之。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则仍旧称,史官焦竑曰:“称汉前将军,侯志也。”⑦


      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有类似的记载:


      原关帝庙在正阳门月城之右,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是日,民间赛会尤盛。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庙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万历末,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旨由中出,未尝从词臣拟定也。⑧


      这段记载信息相当丰富,包含了以下六方面内容:


      其一,直到明天启四年,官方祭祀才正式定名为“关帝”。天启四年为公元1624年,已经进入十七世纪,距离明亡也只有二十年了。


      其二,此前祭祀关羽的庙,称号是“汉前将军关公祠”,显然层次是不够高的。


      其三,关羽被尊称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始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而在当时看来是有争议的。万历四十二年为公元1614年,也就是说,从关帝“得名”到列为国家正式祭典,这中间又经过了十年。当司礼监秉万历皇帝旨意,以“大帝”、“帝君”尊号对关羽进行“非常规”祭祀,而负责国家常规祭祀的太常寺却仍然遵从旧制,称“汉前将军”。对此,《帝都游览志》讲得更透彻些:“万历末,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旨由中出,未尝从词臣拟定也。”也就是说,这是皇帝自己决定的,并没有经过朝廷上的讨论。而从引述的焦竑这段话看,也能感觉出其中颇具辩解的意味:称关某为“汉前将军”是根据正史《三国志》的本传——是有充分理由的呀。


      据《续文献通考》,此事背后还有朝臣与权监角力的味道。《通考》引述刘若愚《芜史》的记载,称“掌道经厂太监林朝最有宠,封号实所奏请”。关帝若有知,似当不以此封号为荣的。


      其四,“关帝庙”里保留了焦竑与董其昌合作的碑——因为这是当时顶尖的文化名人,所以被称为“双绝碑”。


      其五,万历年间这次为关公“上尊号”,是由最高层直接决策,动作很大。不仅是在京城建醮祭祀三日,而且昭告天下。显然,这对于日后关帝庙遍布海内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六,具体祭祀的程序:五月十三日(农历)——关公诞辰为祭奠正日;前十天有一预演式祭告;而若遇国家大事——主要是灾荒,可临时祭告。


      由“汉前将军”到“大帝”、“帝君”,这样一来祭祀的层级以及尊神的影响力自然就提高了。以清初的河北束鹿为例,小小县城中就有五座关帝庙:


      关帝庙六:一在县治前丁字街,创建无考,明万历间重修;一在县治西石桥北,崇祯间乡人张天秩建;一在东瓮城,弘治间乡人赵安创建,嘉靖间乡人赵锦、崇祯间知县徐维鼎相继重修,皇清康熙九年,监生张鼎铭、王绍刚增修新旧像二尊;一在北关,明崇祯十三年创建;一在旧城,崇祯二年,滹沱河冲没,重建;一在城北三十五里田村,创建无考,万历四十年重修。⑨


      县志有记载的六座庙,五座是在县城;而六座庙的或修或建,都是在明万历后期以至康熙,这不能不说与“上尊号”以及当时的社会舆论氛围有关。


      有趣的是,尽管到了天启年间,朝廷已经正式决定把关公的祠庙称为“关帝”庙,但由于惯性,地方上的称谓却是五花八门。即以北京周边各府、县为例,据清康熙年间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保定府志所载为:“‘汉寿亭侯庙’,府城共五处,春秋祀。府治内者,各州县俱有。”另有一处,则是“皇清康熙十一年,张其珍重修‘伏魔大帝庙’,在治东”。同一地方,两种称谓。安肃县有两处,都称作“关圣庙”。满城县的“合乎标准”,称作“关帝庙”,而且有关记述巨细无遗:“在县治前,明嘉靖十二年知县汪滋重修,附碑记。万历十二年,知县曹永年增廓三间。三十三年,知县李峨修寝宫三间。崇祯九年,知县张以谦重修马殿三间。皇清康熙十七年,庠生彭昌龄暨子太学生如捐资重修,大殿、寝宫、马殿、戏楼,一概建新。”其它如博野县、容城县、蠡县、深泽县、束鹿县等也都像满城一样“改口”称“关帝庙”了。而邻近的新城县、雄县却是别出心裁,称为“关王庙”——京剧《玉堂春》有“关王庙赠银”一出,可见称“关王庙”并非个别特例。而坚守旧规的则有高阳县的“汉前将军关公祠”、新安县的“汉前将军关公庙”等。


      “武圣”普及与小说功能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在关帝庙之外,相当多的府、县同时还有“三义庙”——祭祀关羽和他的“兄弟”刘备、张飞。如深泽县,就有两座“三义庙”,“一在邑治北五里李家庄,创建无考。明嘉靖二十六年,乡人刘廷汉、张得高等重修,有香火行粮地八亩、军地五亩。一在邑治北四里贾家庄、小王家庄儿。明嘉靖四十二年,乡绅刘素创建,皇清康熙十三年甲寅,知县许来音、生员刘灏重修”。无论是在香火、修缮方面,还是在方志的描述上,“三义庙”受重视的程度比起关帝庙来也不遑多让。


      我们还是以北京周边府县为例,看看截至康熙年间,二者并存的情况:


      保定县,“关帝庙”和“三义庙”各有两座;

      文安县,“关王庙”与“三义庙”各有三座;


      涿州,“关帝庙”有六座,“三义庙”一座,还有祭祀张飞的“张桓侯庙”两座,祭祀刘备的“昭烈庙”一座——这种情况显然是和涿州作为张飞故里有关。


      香河县,“关帝庙”有两座,“三义庙”一座;

      其他如良乡县、固安县、三河县等,也都大同小异。


      还可以看一看山东境内,寿张、汶上、巨野、郓城、博兴、滕县等也都是“关帝庙”与“三义庙”并存。其中有趣的是沂州的有关记载:


      三义庙,在沂州南门瓮城内,万历十六年建。原奉祀武安王,神不欲独祀,忽凭卒语,欲刘、张共之。遂塑三像于其中。⑩


      说这个庙原为“关帝庙”,庙里的关公有一天忽然不忍心独自享受人间的香火了,就附体到守庙人身上,告知大众,要和自己的“兄弟”一起接受供奉。于是,信众们就把关帝庙改成了“三义庙”。可是奇怪的是,就在这座“三义庙”的附近,还有一座“关帝庙”,似乎这座庙里的关帝就没有那座庙里的关帝的兄弟之情。好在古人不会这样刨根问底,所以“关帝庙”和“三义庙”就普遍地并存下来了。


      “三义庙”所着眼的显然是所谓“桃园三结义”所彰显的“义气”,这一角度比起“关圣帝君”来,民间的色彩是更浓厚些了。


      “三义庙”的普及,自是与“桃园三结义”的动人故事相关(时至今日,《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之一还以“这一拜”为“戏眼”);而这个故事其实并不见于《三国志》。按照《三国志》,只不过是“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已。“若”,就是“好像”,并没有结拜一类的内涵。可是经《三国演义》一写,它就变成了不言自明的事实了。以至于自诩见识过人的李卓吾,歌颂起关帝,主要的角度也落到“义气”上,而且以“桃园三结义”为依据: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我来拜祠下,吊古欲沾襟。在昔岂无重义者,时来恒有白头吟。三分天下有新人,逆旅相逢成古今。天作之合难再寻,艰险何愁力不任。桃园桃园独蜚声,千载谁是真弟兄?千载原无真弟兄,但闻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时变重轻。(11)


      这一层意思,李卓吾在诗文中反复吟咏,如他的《题关公小像》:


      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园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12)


      又如其《谒关圣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既归第一义,宁复昔三分?金石有时敝,关张孰不闻!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13)


      过去的关帝庙,匾额的文字,最多的就是“义气千秋”,也说明民众评价的角度。


      在关帝庙之前,“武圣”的桂冠很长时间是戴在姜子牙头上的。从唐代到明初,朝廷每年的祭祀活动中,“文圣”祭的是孔子,“武圣”祭的便是姜尚。其实这一安排很合理。姜子牙荣膺这一殊荣实在是实至名归,理由至少有三点:第一,作为兴周伐纣的统帅,取得了吊民伐罪的伟大胜利。第二,其军事理论著作《太公六韬》是最早的成体系的军事著作(14)。第三,《诗经》中描写他在战阵中的姿态:“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完全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将的形象。


      但是,朱元璋不喜欢姜子牙,因为他毕竟是“以下犯上”推翻了暴君商纣王。于是废黜了他的“武圣”头衔,停止了有关祭祀。从此,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级的“武圣”祭祀呈现空缺,以至于到万历初年,王世贞还专门为此上奏,试图恢复姜子牙的身份:


      臣又考得:唐宋以来,天下郡国俱设太公望庙,配以穰苴、孙、吴、韩信、诸葛诸名将。今独两都有武学,而南不为太公立庙。国家采其筴而畧其祀,读书而忘其本,甚缺典也。合无于南武学隙地更创太公庙一所,仍查前代旧典,以诸名将配。俾师生于丁日释奠先师,以戊日释奠太公庙行礼,庶使缨弁之徒少知报本之谊,而于振扬武功,作兴士气,亦不无小助。伏惟圣裁。(15)


      不过,此时关帝的崇拜已经成为朝野共同的趋向,而两部畅销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也对这一趋势“合谋”推波助澜,一个把关羽充分神化,一个把姜子牙充分丑化,完全相反的描述态度对于民众而言是强有力的洗脑。于是,到了清代,“武圣人”的更替终于从形式上到心理上彻底完成了。


注释


      ①[明]王世贞:《宛委余编》,《弇州四部稿》卷一七四,《中国基本古籍库》万历刻本,第1888页。

      ②[清]姜宸英:《汉寿亭侯关公遗像赞并序》,《湛园集》卷七,《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本,第186页。

      ③[宋]张商英:《重建关圣帝庙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

      ④《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平阳府部》。

      ⑤[明]唐顺之:《常州新建关帝庙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关圣帝君部》。

      ⑥北宋名将狄青出征,决战前,假借祈祷号令全军,说是神必保佑。于是,士气大振,战胜了强敌。

      ⑦[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国基本古籍库》崇祯刻本,第61页。

      ⑧[明]孙国敉:《燕都游览志》,《日下旧闻考》四库本,卷四三,第4页。

      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保定府部》。

      ⑩《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兖州府部》。

      (11)[明]李贽:《过桃园谒三义祠》,《续焚书》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页。

      (12)[明]李贽:《题关公小象》,《焚书》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页。

      (13)[明]李贽:《谒关圣祠》,《焚书》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45页。

      (14)现在的流行本已不是原作。

      (15)[明]王世贞:《为申饬部规、傍及时务、少有献纳,以効裨补疏》,《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四三,《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本,第1532页。 


陈洪. “关帝崇拜”文化现象三题[J]. 文学与文化, 2015(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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