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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英雄,却没人知道他

柏举居士2020-11-19 15: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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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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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上 一起前行


一位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英雄,却没人知道他


历史有时会捉弄人,是非黑白也会颠倒,在时间的长河中,忠臣难免蒙冤,但时间是公正的,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忠臣的名字如金子般闪亮。然而,时间流逝,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



1


1986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在前往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学校班车上,一位受人敬重的教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他没去世的话,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他就是汤飞凡,原能比屠呦呦更早得诺奖,当国际组织为他颁奖时,却不知他已去世多年。


当2003年,一场“非典”肆虐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防疫系统毫无办法,由于SARS的特殊性,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卫生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叹息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是谁?


他是从湖南醴陵走出来的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品学家。他是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衣原体之父”,无可争辩地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他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他是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并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唯一的中国科学家。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于他的名誉和地位。当中国人渐渐听到这个名字,了解到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那一个个豪情又悲伤的壮举,使这个名字再次印入人们的心中。


2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西乡汤家坪,排行第三,幼名瑞昭。本是旺族的汤家,在汤飞凡出生时早已中落。


到汤飞凡五岁启蒙,虽然家中没过多钱财,但父亲汤麓泉依旧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何家义塾去读书。



来到何家义塾,汤飞凡学习极为刻苦,经常一练字就是几大篇,一读诗就是大半天,只要老师不满意,他就会一直学下去。


每当放学回到家后,父亲就又与他谈论西方维新、改革的思想,而那时传染病肆虐,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这种西方的科学不知不觉进入了他心里。


何家与汤家是几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键与汤麓泉过往甚密。他见汤飞凡学习刻苦且意志坚毅,认定他以后会是天下英才,就特地为他辅导算术和自然。还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清末废除科举,父亲带12岁的汤飞凡进入新式学堂。先进城南小学,后读中路师范中学部。等毕业后,他又随二哥考进湖南省立甲等工业学校,学习金工科。


从那儿开始,他自学医学,并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他弃工学医,报考湘雅医学院。



1914年,湘雅医学院还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考试、教学全是使用英语。汤飞凡没有学过英文,他鼓足勇气向校方提出,请求准许他用中文答卷,随后再进行英文补考。


学校见他学医心切,破例批准。他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为预科生,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此后,他更加努力学习英语,一年甚至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


待到17岁那年,家中突发变故,他不愿放弃读书,宁可苦点,白天听课,晚上当家教。也不要中断学医,失去自己唯一的乐趣:那显微镜下千姿百态的微观生命。


微观世界让他入迷,也让他意识到,认识微生物是一项复杂、艰辛的事业,却也是能拯救千万人生命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到了病毒学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彼时巴斯德(Pasteur)和寇霍(Koch) 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



这时,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为此,他从湘雅医学院一毕业,就立马申请去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学深造。当同学想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了毕生的心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而此,时何键已是湘军团长,见汤飞凡毕业,便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位千金中选中了15岁的二小姐何琏,完成了订婚仪式。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便兼任助教,开始细菌学研究。三年里他不但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还连教授安排的繁杂小事每件都做的干净利落。教授打心里喜欢,把他调到身边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随后,由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也成为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兵荒马乱的中国,局势复杂多变。这次在何键要求下,汤飞凡与何琏成亲,一起奔扑美国。



3


在哈佛医学院,汤飞凡师从细菌学大师秦瑟。又是三年,汤飞凡昼夜苦读、博览群书,丰富了细菌学知识,成为学友中的佼佼者。他还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的微生物。又研制出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他的能力使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


甚至有次,老师当着大家的面,半开玩笑地说:“当今世界上,真正认真读书的人,除了我,汤飞凡可算是一个。”



时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神秘面纱,都吸引着汤飞凡的心。但大洋彼岸的祖国更让他魂牵梦萦。


这时,他收到了一封国内的来信,这封信彻底打消了他留下来的念想,促使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写信的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鉴于那时国内没有自己的医学院,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


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而在颜福庆的那封信中,并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但正是这种开诚布公,让汤飞凡当即决定返回中国。


对此,哈佛导师又将他找去,想说服他留在美国:“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哟。”汤飞凡几乎没有多加思考,回答了老师:“我一定要回我的祖国去。”


老师不理解,汤飞凡又讲述了自己的想法:“我的祖国,现在科学技术很落后,微生物科学更是如此。我是最早到国外专攻微生物学的,祖国需要我,我有责任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我所渴望的就是这个。”老师听了这段话深受感动,紧紧地握住汤飞凡的手说不出话来。



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回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所谓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连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都没有,更没有实验室。但他毫不介意,一步步从无到有,备课程,建实验室,做病毒学研究,开始发表论文,而他所发的论文大多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当医学院开始稳步进行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重复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实验。野口英世当时宣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今天的人们对沙眼已经陌生,可在当时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中国沙眼发病率55%,偏远农村更是十人九沙。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时野口宣布发现沙眼病原体是轰动世界的大事。


但汤飞凡对此却表示怀疑,他选出了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7个月的实验,用分离出的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却没有产生沙眼症状。他的言论一下子激怒了引以为傲的日本人,汤飞凡瞬间置身风口浪尖,但他却并未为世俗所累,而是要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言论。


4


然而,他的实验还没完全证毕。到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上海沦陷,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也使得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出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他动员夫人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进入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材不高的汤飞凡却安慰道:“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战争时期,前线并不是他最为担忧的,而让他更紧张的是眼睁睁看着将士因伤口发炎而死去。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然而,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的国际上却是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生产青霉素,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汤飞凡心中,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都要尽全力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


好不容易发现菌种,然而,当时民国政府没有一分钱能拨给他们,汤飞凡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于是,他卖掉自己全部的疫苗和抗毒素,换得2000大洋,在简陋的环境下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还有大批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而且这些药也给了当时中国的盟军美国、印度等军队使用,中央防疫处自此一举名扬天下。


短短几年时间,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狂犬疫苗、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汤飞凡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在《自然》杂志上惊异于汤飞凡在简朴的环境中制造疫苗。


连盟军都抛弃印度疫苗,指明中央防疫处供应,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中央防疫处NEPB。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


5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英雄。


解放前夕,美国用重金聘请汤飞凡,而且可以带全家去美国,汤飞凡又一次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去台湾,他也坚决不从,一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很快北平和平解放,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要建设美好新中国的激情,这一切让汤飞凡觉得自己留下来是对的。


建国初期,一些烈性传染病仍然很猖獗,汤飞凡急国家之所急,忧人民之所优,他再次白手重建,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1949年10月北方鼠疫流行,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为了扑灭天花,中国50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1949年底,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痘苗产量已超过10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他领导的制品产量1951年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



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 《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草案)。中国从此才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1954年,全国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形式一片大好。根本无心于当官的汤飞凡便申请不再管理行政事务,他再次拾起多年前未完成的梦:分离沙眼病原体。这是他中断了近20年的事情,也是他的毕生之役,心中的冲动再也按捺不住。他跑到北京同仁医院亲自采集样品,眼科主任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条件只有一个,项目两人合作。


他们花了整整一年,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但经过1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所里蔓延,毕竟过去70多年,全世界科学家进行的研究,也同样无一成功。汤飞凡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1955年7月,重新开始试验,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后来他们改进了方法:病毒分离率达到50%,不到两个半月内又连续分离出病毒8株。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得到进一步论证之后,他才于1956年10月发表了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


冒着失明的危险,在其后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眼睛红肿得让人心疼,却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汤飞凡的发现,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许多国家的实验室也把它称为“汤氏病毒”。



汤飞凡所做的一切不仅是捍卫个人的荣誉,也是全中国人的尊严。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颜面全无,而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中国卫生防疫系统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少年时的豪言壮语,汤飞凡终于在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也实现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此后,汤飞凡恢复研究工作成果累累。在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后,汤飞凡很快又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当他率领中国生物制品业昂首挺进在世界前列的辉煌时刻时,不幸却发生了,这也使得原本处于世界先列水平的中国生物技术,因此倒退了最少20年。


6


1958年9月,拔白旗运动兴起,可惜不管整治的人,整治要管他。短短几天时间,汤飞凡受到各种莫须有的批判和侮辱。


万念俱灰的他在1958年9月30日凌晨,烧毁珍贵的研究文稿,不堪凌辱,愤而自杀。


噩耗传来,人们不肯相信,像他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的道路?其实,正是他倔犟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宁愿庄严地死去,也不甘无端的受辱!


周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有些东西一旦毁坏了是无法弥补的,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此后汤飞凡的名字,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



汤飞凡和日本人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都很高,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一个一直在国外研究,一个为祖国多次放弃去国外的机会。然而,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了野口英世。


他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着《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成了日本的国宝,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野口英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就连新版日圆上都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而汤飞凡呢,由于诸多史料对他只字不提,这个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的无双国士,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


尽管如此,可是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在20多年前就已不在人世了。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里面终于出现了汤飞凡。


2003年,一场突如其然的“非典”席卷全国,中国卫生防疫系统一时束手无策。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也让人们再次想起了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



 “从他死后至今,中国再没有在微生物领域有过世界级的成就,我们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一位远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如此叹息,这也是国内微生物学界的叹息。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国魂。



真正的英雄,不因时间的久远而被世人遗忘,历史在为他验明真身的同时,更应该将国魂一代代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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