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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小说:时代英雄洪阿狗

黄三刀2018-01-09 08:54:38

Happy Every Day
英雄快乐
[27/10/2017]

这是黄三刀的第 101 篇文章

听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关注了黄三刀


全文约33000字,如果你一目十行,约需15分钟,如果你手指一划,划到底约需15秒。既然来了,就喝口茶顺便点个赞呗。毕竟原创,挺辛苦的。何况,这篇小说还挺好看的。不信,你试着稍微认真看一看。


01


阿狗的大名叫洪明亮,阿狗是他的小名,小时候只有他的父母亲这么叫,后来我们也这么叫,再后来,整条街都这么叫,后来的后来,学校里的同学、单位里的同事,都这么叫。知道他大名的,只有学校的老师和单位的领导。


有一次,大约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打架,两个人扯在一起,老师一着急,脱口大叫,阿狗,快松手。阿狗松了手,很吃惊地看着老师,老师姓李,长得很好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三妹说,他梦见过李老师亲他,他喜欢李老师叫他洪明亮的声调,和唱歌一样。他没想到她也叫他阿狗。李老师对他笑了一下,说明亮,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打架呢?阿狗把脑袋歪到一边说,是他先动的手。说完,扭身就跑。


阿狗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有一阵子,差一点成了我的三妹夫。我们是邻居。我们那条街是老街,古早时叫探花街,民国时期改名大同路,解放后叫青年路,文革中又因“青年”太中性而改名卫东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现在,还叫青年路。青年路只有大约7米宽,两辆汽车交会要十分小心,放慢速度不用说,还要按好多次喇叭。因为路边总会有小板车、独轮车、带大货架的自行车,或是卖水果卖贡糖卖麻糍卖烤地瓜卖油炸甘蔗虫的小贩担子。那些主人喜欢热闹,听到喇叭声,爱理不理的,慢慢吞吞地挪开自己的车子担子。汽车才得以通过。后来,两头的路口立了一块牌子,不准大型汽车通过。两边的房子都带是骑楼,闽南人叫“雨脚骑”,下雨天,你在街上走,从头走到尾,不用带雨具,大热天,再毒的日头也晒不到你。


老人们说,青年路有两个地方在外面有点名气,一是一条叫何衙内的巷子,全是青石板乐于助人铺成的,巷子底部有一片大厝,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老屋,有小姐楼,有花园,树丛,假山,水池,小时候,我们和阿狗常常到那里玩一种叫“救国”的游戏。我至今还弄不懂那个游戏为什么叫“救国”:一个人把眼睛蒙住,数数,或50或100,,其他人就四处躲藏,数完数,被蒙住眼睛的那个人就来找,第一个被找着的,就蒙眼睛,如此反复。阿狗被蒙眼睛的时候很少,他总是能别出心裁,躲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找不着。只在游戏开始时,他偶尔要蒙眼睛,因为第一次是用“剪刀剪”的方式来决定的,锤子、剪刀、布,按理,以他的机灵是不会输的,可他一定要输给我的三妹,他蒙眼睛之后,第一个找到的,也一定是三妹。三妹常常不把藏真当回事,有一次还站在水边对着自己的倒影出神。何探花的大厝如今已不存在了,改革之初,拆了,盖了一片宿舍楼,是本市最早的套房楼,住的都是政府机关干部,现在叫公务员。还有一个去处,建于前清同治年间的教堂,哥特式建筑,100年来,它一直是我们青年路的最高建筑。当然,现在它已经淹没在一大片高楼大厦之中了。听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中外闻名的文学大师的父亲,在上个世纪初,曾经是座教堂的牧师。小时候,礼拜天早上,我们常常在礼拜堂外面听圣歌,其实我们对圣歌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糖果,听说能进去唱歌的小孩,都能分得好几粒牛奶糖。当然,我们是不会进去唱圣歌的,那是“吃教仔”的事情,“吃教仔”是本地对信洋教人的鄙称,而我们的母亲是信佛的。然而,阿狗总能混进教堂,并拿到牛奶糖。和他共享牛奶糖的只有三妹,问她,阿狗是怎么进去的?她不说。这家伙,嘴巴被阿狗的牛奶糖粘住了。


三妹的小名叫燕子,说到底,这燕子的名字是阿狗叫出来的。那个时候,三妹不到2岁,天天放在我们家门口的“雨脚骑”下,阿狗4岁,住我们家隔壁,每天都围着三妹的“椅轿”转。“椅轿”是本地一种专供小孩坐的竹椅子,有座位有扶手有护栏,吃的玩的东西可以放在扶手上。阿狗喜欢围着三妹的“椅轿”学我们叫“囡仔”,“囡仔”是本地对小女孩子的昵称。阿狗不是本地人,他是不久前从龙岩来的,他叫“囡仔”的音调和闽南话“燕子”一样,很搞笑,也很好听,我们就学着他叫“燕子”。那个时候,每到春天,便有许多燕子在我们“雨脚骑”顶上的木梁边做窝,唧唧喳喳地叫。有天早上,母亲听阿狗叫“囡仔”,又看了看屋檐下的燕子,说,那就叫燕子吧。


三妹虽然出身贫寒,却天生任性,好哭,哭起来没完没了,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她什么。你越哄她越哭得天花乱坠,本地话叫有花字。只阿狗能让她不哭,甚至破涕为笑。她一哭,阿狗就叫着“囝子”跑过来,先给她做鬼脸,做完鬼脸就唱歌,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大人小孩都会唱:戴花啊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阿狗边唱边围着三妹的“椅轿”转,还边扭屁股,三妹的头就随着他转,唱到最后一句,阿狗在她的面前顿了脚,把两个大母指伸到三妹的眼前,三妹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这座闽南小城还没有幼儿园,“幼儿园”只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词,偶尔出现在大人们谈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阿狗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阿狗的父母亲都上班,带他的是他姐姐,叫春梅。春梅比阿狗大好多,比我都大2岁。母亲说,春梅不是阿狗的亲姐姐,是新妇仔。本地闽南话“新妇仔”就是童养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阿狗是个小帅哥,唯一的缺点是瘦,因为他不好好吃饭。每次吃饭,都是春梅端着饭碗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回跑。阿狗的饭碗里不缺好料,他的饭碗一过,我们便会流口水不,里面全是鱼和肉,鱼是清蒸的,鱼骨鱼刺全被春梅剔得干干净净,雪白细嫩地,小山一样地浮在碗面,十分诱人。肉是精肉,剁碎了放进上好的酱油煮,那个香啊,没话说。可是,阿狗就是不吃,跑,让姐姐追,追上了,千说万说,才吃一口,然后又跑。那时,我们家半个月才吃一次肉,内是三层肉,三层肉煮酱油,酱油是1斤5分钱最次的酱油。酱油本地话也叫豆油,原本应该是用黄豆做的,而我们的酱油,听说是用头发熬出来的,有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我从小就想到酱油厂去探个研究,总是没有机会。父亲挣的工资少,好在母亲会持家,每天的菜金5分钱,雷打不动,半个月吃一次肉,半个月吃一次鱼。1950代末,本地三层肉1斤6角钱,不是过年过节,母亲多半只买半斤,3角。鱼是黄花鱼,咸的。当时黄花鱼没有现在金贵,一斤3角5分钱,太咸还没人要,摆在那里惹苍蝇。我们平常吃的是沙蜊仔煮酱油。沙蜊仔是龙江沙滩上的物产,1斤3分钱,鲜、甜,还有点腥,煮的时候要放生姜片。“腥”在当时不是坏字眼。人们常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腥,整天饿得咕咕叫”。阿狗就喜欢三妹碗里的那点腥味。三妹碗里,就是白稀饭浇上沙蜊仔煮酱油汤。没人的时候,春梅就求三妹和阿狗对换吃,于是两个人都吃得兴高采烈。吃完了,春梅会拿着空碗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她母亲高兴了,就会奖励她,或一句好话,或一个笑脸,有时,甚至还会给她1分钱。


春梅这样做要十分小心,不能让她的母亲看到。我也会站在她家门口掩护她,她母亲一有动静,我就大声咳嗽,听到我的咳嗽声,她立即夹一块肉,随时准备把它塞进阿狗的嘴里。她的母亲我们都叫她玄婶,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阿狗的父亲大名叫洪玄。玄婶对所有人都十分和善,开口就笑,还常常在三妹的“椅轿”上放奶糖,唯独对春梅十分严厉。有时,她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话,一见到春梅过来,她的脸立即就变得很严肃,你来做什么,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快去做饭。而春梅有时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着什么,一见到她母亲过来,立即就闭了嘴,低头走开。我母亲说,春梅遇到玄嫂,就像老鼠遇见猫。


玄婶和玄叔都在东风制药厂工作。那时候东风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东风象征社会主义,西风象征资本主义。伟大领袖说过,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玄叔是东风制药厂的枝术员,玄婶在厂里当会计。听说,玄叔解放前是资本家,自己开药店。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后才进了东风制药厂。母亲说,他们是不是本城人,是龙岩人,解放前在龙岩和本城都有药店,还雇伙计。洪家在本城的药店就开在我们家隔壁,难怪他家的厅那么大,还放着一个巨大的尺型柜子。还有,他家楼上面街的窗门下,是和房子一样宽的大招牌,上面两边是两只斜挂的葫芦,中间是三个浮面的大字:济世堂。母亲说,以前济世堂什么药都卖,但真正好药是他们自己做的中成药“和春散”和“保圣丸”,和春散专治花柳病,保圣丸是滋阴补肾药,都是他们家祖传的,有奇功。母亲说,解放后,玄叔把保圣丸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献给政府,所以政府让他当了制药厂的技术员。而那个和春散的方子,政府不要,说现在哪来的花柳病?那是旧社会的一块毒瘤,早就让人民政府给彻底切除了。是啊,妓女都没了,都改造成自食其利的劳动者了,哪来的花柳病?母亲又说,其实玄婶是玄叔的细姨仔,玄叔的大某在龙岩。闽南话“大某”是大老婆,而“细姨仔”就是小老婆。这些话都是母亲在一天半夜对父亲说的,她以为我们都睡死了。而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多喝了一杯水,被一泡尿憋醒了,全听到了。不知道母亲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当时很热衷于街政府事务,人称“街桌布”,或许是从街委会听来的,还也有一种可能,是玄婶告诉她的,母亲人缘好,什么话都能听得到。当然,我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去的。


阿狗家楼上,挂着一幅字,听春梅说,是玄叔的祖父写的,“慎内闭外,多知为败”。字写很正很白,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玄叔玄婶还有他们的家世,对于十来岁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02



我那年12岁,对什么都好奇,但许多事想不明白,就想从春梅那里探听一点什么,来填补问号挖出来的空洞。春梅虽然只比我大2岁,可她比我高出一个头,而且,那长相那体态,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样子,胸部高高的,一条长长的乌黑的大辫子,在腰间闪来闪去。可是,每当我傍敲侧击地向她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她总是一脸茫然地说,大人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你问这它做什么?好玩,我说。她便笑,笑得很开心,说,阿婶说你聪明,什么都想知道,还真是的,哦。阿婶是她对我母亲的称呼,哦,是她的口头禅。什么话她都能加个“哦”字,或前或后,“哦”字一出,她的傻相就出来。有时我母亲和她说话,也会跟着她“哦”一下,过后便说,这孩子白长了那么高大的个子,傻。然而我私下里想,春梅是真傻还是装傻,让人拿不准。


有一天下午,说好了我们要带阿狗去放风筝的,可我一直等到3点多还不见春梅的动静,以为她忘了,便去找她。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了进去。我要说明一下,我不是随便就去推别人家门的人。那个时候,我们青年路,不管哪一家,门都是虚掩的,当然,每家每户的大门外,都加了一道“掩格仔门”,掩格仔门是用竹子做的,用一根竹杆横穿着,可以向左右方向来回推拉,以挡住人们的视钱,在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街上行走的的人,而外面路过的人却看不见里面的动静。我轻轻地走进阿狗家的大厅,没人,走到厅后的房间,春梅斜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成三角形支撑着自己的身子,另一只胳膊护着阿狗,原来,阿狗还没睡醒。她把食指放在嘴上,示意我不要出声。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她示意让我低下头,然后在我的耳边说,等一下,让他睡个够,他昨晚没睡好,吵得很,才睡下。我闻到一丝香气,弄不清是哪来的。我退出房间,想上楼去看看风筝。那风筝是我和春梅做的,我们就在阿狗家三楼台的露台上放风筝。春梅见我朝楼上走去,使劲朝我摇手,我以为叫我把脚步再放轻一点,我一边点头一边,像猫一样地爬楼梯。


我人还没有上楼,头刚刚伸出二楼的楼面,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别说动,连气都不敢喘。我看到玄叔光着身子躺在地上,玄婶跨在他的身上,不停地在他的身上按摩,她做的很专心,很用力,我甚至可以听到她的气喘声。而玄叔却死人一般地,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是闭着的。玄婶的头上,不是那幅“慎内闭外,多知为败”的字。好在是大热天,要不玄叔准得冷死。我正想悄悄地退下来,却听到玄婶说,你好些了吗?她显然是对玄叔说的。死人一般的玄叔突然伸出双手将玄婶抱住,玄婶一下子就跌在了他的身上。我不敢看,闭上了眼睛,悄悄地后退。退到楼下,正好撞在春梅软软的身上。她将我紧紧抱住,用手掩住我的嘴,把我拖到她的房间。阿狗还没睡醒。她放开我,小声说,你把我吓死了。我抬头看她,她脸色白得像张纸,我想说什么,她抢着说,不管看到什么,对谁都不能说,懂吗?我点了点头,她又说,包括对你们家所有人,就当你什么也没看见。我说,我看见了,怎么能当没看见?她“哦”地一声,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我说,不穿衣服躺在地上……她伸手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这时,楼上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春梅下意识地将我抱住,仿佛怕我再跑上去。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不由自主地贪婪地吸了口气,她动了一下,把我抱得更紧。我感觉到她粗粗的喘息,她的长辫子在我的脖子微微挪动,痒痒的,很舒服。


这时,我听到阿狗说,春梅,我要尿尿。阿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床沿了,他的声音很大,且包含着明显的不满。我们吓了一大跳,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玄婶的声音从楼上滚下来,如一阵响雷,你死了吗?春梅,阿狗要尿尿,你没听见?春梅一边大声说,知道了,一边朝我挥手,让我赶走。我像小偷一样地迅速溜出来,坐在我家门口喘气。


阿狗从他们家楼上天窗摔下来,是第二天下午的事情。阿狗的房子比我人家深得多,前厅原来是店面,后面是一个房间,与楼梯相对着,再后面是后厅,后厅是吃饭厅,最后面是厨房。饭厅的楼上是露台,中间开一块一米见方的天窗,为的是给饭厅提供充足的光线。我们都喜欢那个天窗,它是后厅的一道风景,随着日光的移动,可以在地上变化出许多灿烂的图案。平时,天窗是用一块玻璃罩罩住的,那天不知怎么的罩子没盖上,阿狗就是从那里摔下来的。听春梅说,那时他们正在上面放风筝,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空中。


那天下午我没和他们一起放风筝,因为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到何衙内大厝找先生娘坐。人们大都不知道先生娘姓什么叫什么,母亲叫她先生娘,街坊邻居都叫她先生娘,因为她是何先生的妻子。何先生是城西中心小学校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听过胡适先生的讲演,这是先生娘告诉母亲的,母亲告诉父亲时说的是“乌色先生”,“胡适”本地话说起来和“乌色”没有区别,母亲不识字,所以不知道胡适为何许人。何校长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后裔,何士奇后来官拜南京礼部侍郎。听说何先生打了“右派”,先生娘哭了好几天,母亲是去安慰她的。没有文化的母亲和先生娘交上朋友,是因为她常常为先生娘做袜子,补衣服。那个时候提倡节约,勤俭持家,一件衣服穿九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为了贴补家用,买了一部缝纫机,为人补衣服,私下里收点钱。母亲补的衣服好看大方耐磨。是何先生的外衣,总是在两个胳膊肘的地方磨损,而经母亲修补的地方看不出是“补”,倒像是特意加上去的装饰,朴实大方,何先生十分满意。还有,母亲发明一种办法,把新袜子从底部剪开,再缝上特制的底,又耐穿又舒服,何先生也十分赞赏。那天下午,我们在先生娘家坐了很久,我们去的时候先生娘还在掉眼泪,我们走的时候,先生娘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也不知道母亲和她说了些什么。她们说话的时候,我和先生娘的女儿小慧一起看书,他们家有许多书,我们是同班同学,她少我一岁,跳班,考试的时候,我们总是全班一二名,有时她第一我第二,有时我第一她第二。先生娘夸我聪明的时候,母亲就说,他大一岁,多吃了几百斤大米。


我们是在先生娘家大厅里那座古香古色的大钟响了4下的时候回家的。刚到家门口,我正想着要不要上阿狗家招春梅放风筝,就听到春梅一声惊叫,紧接着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声音十分恐怖,把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在第一个时间醒悟过来,一个箭步冲进阿狗家。我定了神想进去的时候,母亲已经抱着满脸是血的阿狗跑了出来,冲着我大喊,快叫三轮车。我跑到四岔路口,拦了一辆三轮车。母亲也到了路口,她跳上车,大声说医院,快。


阿狗从天窗摔下来,头撞到饭桌上的一只菜碗,把碗撞破了,也把额头撞破了,缝了七针。等玄叔玄婶闻讯赶到医院时,阿狗已经会 第嘴说话了。


四邻都说阿狗的命是母亲抢回来的。当时阿狗的确流了许多血,母亲一手抱着他,一手按住他的头部,血从她的手指缝流出来,滴到地上,好几个邻居都看到了。有一位邻居还指“雨脚骑”下的血迹对玄婶说,要是没有阿莲,阿狗就没命了。阿莲是母亲的名字。三妹当时吓得大哭,反复地叫,阿狗死了吗,阿狗死了吗?春梅使劲地捂住她的嘴,骂她乌鸦嘴。


出院后,阿狗就认我的母亲为“契老母”,这是本地话,也就是干妈的意思。从此,阿狗就和我们一起叫我母亲阿母,叫我阿兄。名正言顺地和三妹换饭吃。因为这件事,春梅挨了骂还挨了打,但她十分的开心,因为从此她不用为阿狗不吃饭而犯愁,不到一个月,阿狗就胖了起来,又白又胖的,调皮灵动,人见人爱。



03



阿狗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因为他的事,母亲找了学校校长。校长是女的,姓张,自从何先生划了右派,她就当上校长。她刚当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不喊她校长,我们心目中的校长还是何先生,何先生已经不当校长当校工了,扫地,敲钟,送信件。但我们还叫他何校长,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师,也叫他何校长。张校长原来教我们算术,教得很烂,她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可额前总是留着刘海,因为她脸长,想掩盖过去,我们背地里还是叫她马脸,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时兴给老师和同学起外号,没办法。张校长有一次开会,说,你们不叫我校长我无所谓,为人民服务分工不同而已,怎么叫都是一样。可是你们不能叫他校长,这是立场问题,说得严重一点,管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校长,是在向党示威。她说得很严肃,可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归笑,从此我们不敢叫何先生何校长了,不叫又心里过不去,看到他,我就远远地躲开。母亲和张校长说了半天,张校长还是坚持要开除阿狗,母亲就火起来,母亲一火起来就骂人,母亲骂人很难听,张校长倒是有很好的修养,不生气,只冷冷地说,你是他的什么人啊?母亲说,我是他契老母。张校长就笑了,说让洪明亮的父母亲来。玄叔玄婶不敢到学校去,他们说,没脸。其实,真正的原因母亲是知道的,他们胆子小,怕事。何先生划右派的时候,玄叔在厂里也差点被划上右派。听说厂党支部书记在全厂大会上说,帽子拿在我们手上,看他的表现,什么时候不老实,什么时候就给他戴上。


被学校开除的时候,阿狗才念三年级。说起来这事还和三妹有点关系。三妹念一年级,有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子,无缘无故地抓三妹的辫子,那时母亲给三妹梳两根羊角辫,辫子上还扎了两只蝴蝶结。阿狗自己很喜欢抓三妹的辫子,抓一下,三妹骂一句死阿狗,他就乐得笑个不停。可他不许别人抓三妹的辫子。他于是就找那个六年级的男生打架。他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个打赢了的男生居然当着阿狗的面抓三妹的小辫子。阿狗说,你等着。那个男生大笑而去。可谁也没想到,那男生刚在教室里坐定,低头从书包里掏本子的时候,阿狗拿着一块破砖头,冲进教室,朝他的脑后勺砸了下去。让你再抓辫子。


玄叔玄婶在母亲的陪同下,到那个男生家赔礼道歉,并给足了医药费和营养费。那男生的父母倒是通情达理,也不要求开除阿狗,就是张校长一定要开除,她说,这样“横”的学生不开除,学校没法管理。“横”是本地话,意思是又凶狠又不讲理。张校长说“横”的口气有点当下国际社会说塔利班。何先生也找张校长谈过阿狗的事,何先生的意思是,小孩子可塑性强,思想教育为主,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当时何先生的右派帽子虽然已摘掉了,但张校长在会上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何先生是想了很久才找她谈阿狗的事的,他还引用了陶行知的话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张校长冷笑,她喜欢冷笑,她冷笑的时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味道。她冷笑着说,你以为用砖头砸人脑袋的人会是瓦特,会是牛顿,会是爱迪生?何先生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说,不要急于把他赶跑。张校长说,不是我们把他赶跑,是自己要跑,放着阳光大道他不走,偏走独木桥。何老师啊何老师,我说你什么好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把立场把感情转到人民这一边呢?你知道那个洪明亮的父亲是什么人吗?资本家。这一下,何先生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些,是后来何先生的女儿何小慧告诉我的。


阿狗被学校开除,他的“横”也随之名气青年路。“横”也叫“蒙面”,不怕死。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都怕他。几年间,他就成了我们青年路的“歹囝头”。开头,是春梅罩着他,他到哪里春梅跟到哪里,她绝不允许有人和他的弟弟过不去。当然,谁对他的弟弟好,她就待谁好,她是我们青年路真正的孩子头。后来,春梅出嫁了,阿狗也长大了,成了真正的“歹囝头”。春梅嫁给部队的一个连长,结婚之后就跟丈夫到贵州去了。听说临别时,她抱着阿狗哭了一个晚上。母亲说,真是难为了她,阿狗是她带大的,比亲弟弟还亲。我一直弄不清楚春梅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走人,听说,这门亲事是她亲生父母介绍的,是她老家的一门远亲,一说就成,一拍就合。这也是缘分啊,母亲说。


我是在春梅走三天后才知道她走了,那时我在学校里住宿。星期六回家听说春梅远嫁贵州,我的心酸溜溜、空落落的。我依稀闻到她身上的香气,想,她应该告诉我一声才对啊。母亲见我愣愣的,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说这是春梅的地址,她说要是阿狗有什么事的话,就给她写信。我的心又冷了一层,她心目中只有阿狗。我把纸条给母亲,说你留着吧。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母亲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春梅,让我给她写信,却找不到那张地址,也就算了。那一年,我们家搬走了。我们家的房子本来就是租的,母亲一直想把那房子买下来,可是最后没买成,因为父亲不同意,父亲认为有了房子就有财产,人家就会把你往资产阶级上划,何苦花钱买一付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房子我们不买别人要买,我们就得搬走。新房子比原来的更小,我就住到学校里去了。那几年,为了考大学,我没少努力,可是,后来大学也没考成,因为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闹革命”了。


我们下乡的时候,阿狗没下乡,因为他是独生子,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留城。他不但没下乡,他的父亲还提前退休,让他补员,进了东风制药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十分让人羡慕的。


阿狗常到我家,每次来都没空手,一条鱼,一块肉,一瓶酒,一袋水果什么的,还没进门就大叫阿母,把母亲叫得乐滋滋的。那时阿狗的名声不好,本地话叫“歹囝浪荡”,常常听说他和谁谁打架,又被叫到公安局派也所。他每次来,母亲都问他,最近学好了没有,还打架?他做出一副十分冤枉的样子,说阿母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喜欢打架的人吗?都是那些爱打架闹事的人乱说,无影无一迹,我每天都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真的?真的,不信,你问我们厂里的领导去。他知道母亲是不会去问的。阿狗如今长成一个少年家,一表人才,嘴吧又甜,母亲越看越喜欢。他额头上不是有一块疤吗,小时候,母亲喜欢摸着他的疤说,我们阿狗啊,什么都好,四方脸大眼睛,牙齿又白又整齐……就是这块疤,以后,把头发留长一点,盖住它。阿狗就说,阿母你摸啊,使劲地磨,把它磨掉,它就没有了。母亲就使劲地在他的额头上抚摸,他就倒在母亲的怀里嘻嘻地笑,弄得三妹很吃醋,总是羞他不要脸,又不是你的亲娘,弄得跟亲娘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以后,阿狗额头上的疤居然就没有了,只剩下隐隐约约的一条上月形的暗线,反倒在他的脸上凭空增添了几分英气。阿狗常来,他的心思母亲是清楚的,他喜欢上三妹。开头,母亲并不怎么放心,因为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自从他补员进了东风厂,母亲就从心里同意了。阿狗名声不好,但她不是真坏,她心里明白,从小看着他长大,能不明白?况且,母亲看上了玄叔玄婶,她以为,三妹找上这样的公婆,是一种福分。


无奈三妹看不上阿狗。虽说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但三妹心高气傲,她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里。三妹没读几年书,却鬼迷心窍,不可救药地爱上文学,想当现代李白,整天写一些谁都看不懂的句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些句子全抄在一本蓝色的本子里,宝贝似地锁在她私人的箱子里。其实,我们谁也不会去看她的东西。偏偏阿狗对她十分崇拜,总是想法子要看她的诗,他越想看,三妹就越瞧不起他,这事有点怪。有一次,阿狗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三妹的一首诗,很神秘地对我说,阿兄,你给我讲讲,这里面的是什么?我说我不看,什么狗屁东西,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我越这样说,他就越觉得三妹的诗写得好,对三妹就越是一往情深。还时时跑到三妹的知青点去,弄得三妹的那个知青点都知道,三妹有一个很帅气的崇拜者和很死迷的追求者。死迷是本地话,意思是执着。


三妹对阿狗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很大方,每次去,都带许多吃的东西,与三妹知青点里的男知青喝酒聊天,去多了,三妹不理他,他无所谓,他已经和知青点的男知青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他喝高了,站在晒谷场上大声朗诵三妹的诗:“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你们知道这诗是谁写的吗?是我未来的老婆,燕子。燕子,燕子,我的燕子! 他大喊大叫,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农村小孩,弄得三妹又羞又恼,无地自容。一怒之下,她收拾东西,连夜回城。


从此,三妹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再也不安心在乡下劳动,谁也劝不听。后来,她考上了省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省城教书,再也没有回来。


在三妹还没考走的的时候,阿狗还是常常往我们家跑,可是,来的时候不对,以前三妹回城他就来,后来,他专门挑三妹不在家的时候来,陪母亲聊天,帮母亲做家务。当时我们都下乡了,家里就母亲 和父亲两个,母亲是家庭妇女,没上班。阿狗一来,母亲就知道他昨晚上的是夜班,就说,阿狗怎么不回家睡觉。他说,我不困。母亲知道他的心思,就说,阿狗,三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命比纸薄,心比天高,你别老想着她,听阿母的话,找一个比她更好的。阿狗就笑着安慰母亲,说他来,纯粹就是为了看她老仍家,和三妹没关系。


那段时间,我都在乡下,回家很少,先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很投入地学农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有了上大学的希望,便专心地复习,再后来,就考到到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去了。阿狗的事,是回家时母亲三言两语地说给我听的,也没怎么当回事。说心里话,我也不太赞成三妹与阿狗谈恋爱,倒不是因为阿狗的名声不好,而是因为,三妹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不合适,更谈不上幸福。



04



就在三妹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的那年冬天,阿狗闪电般地结婚了。对象是三妹的朋友,下乡时同一个宿舍的舍友,叫雷雁,我们都叫她小雷。小雷不是本地人,是北方人,她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时任市公安局某科科长。小雷是在阿狗到乡下追三妹时,偷偷爱上阿狗的。她先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然后,她就爱上他的“死迷”。小雷父亲始终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阿狗是公安局西城所出所挂了号的“歹囝”。十几年来打架斗殴的记录从没间断过。而她却说,他又不和我打架。他父亲说,你爱他什么?她说,他“死迷”,会疼人,疼老婆,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优点。她父亲说,你会后悔的。小雷从小被惯坏了,我行我素,你越反对,她越执着,她认明定了,三驾马车都拉不回来。


阿狗结婚的时候,母亲代表他的父母亲,当他的长辈,坐在婚宴的主席位上。玄叔退休让阿狗补员,本想他有了固定工作,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想阿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经常打架,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不久,玄叔就在老家病倒了,玄婶就跟了回去,把阿狗托付给我母亲。他们的走,实在是对阿狗的失望。而母亲说,其实,阿狗也不是他们亲生的,是玄婶娘家小妹的儿子。还说,玄叔年轻时得过花柳病,不会生育。这些都是母亲听来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母亲心地善良,耳朵轻,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母亲的这些关于玄叔玄婶的家事,大都是听制药厂的一位女工说的,那位女工原来就住在我们家的斜对面,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然而,阿狗结婚的时候,阿狗的父母亲没出席,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只给他寄10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那个时候,1000元可不是小数目。


阿狗的婚礼办得很热闹,摆了20桌酒,来的有大都是阿狗的那些酒肉朋友。女方的父母亲都没来,他们不认这门亲事,不认这个女婿,也不认这个女儿。母亲上门请了三次,没用。用母亲的话说,她是热热的脸孔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但母亲不后悔,她是尽心了,礼数也做到了。对于女方父母的决绝,母亲持宽容态度。她说,老雷是北方人,不是本地人,要不,不会这样不懂规矩。北方人在本地被称为“北仔怣”,不懂本地的礼数。怣就是傻,失心不傻才怪。女方只来了小雷的几位工友和小学的同学,还有,就原来知青点的队友,当然,三妹没有出席。她甚至不知道阿狗结婚的事,没人告诉她。阿狗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很高兴又有点伤心,高兴是为阿狗,看着阿狗和小雷,多么般配的一对,她笑,笑得很甜蜜。她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来看的。她很为阿狗感到骄傲,他走的是正常人所走的路,他今年结婚,明年她就有孙子抱。而她的亲生儿女们,个个都让她很操心,男大不娶,女大不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正是她伤心的事,当然,这其中最让她不放心的是三妹,触景生情,站在阿狗身边,和阿狗一起向名位来宾敬酒的,本来应该是三妹。母亲就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多喝了几杯,一回家就沉沉入睡。


母亲还是被小雷的敲门声惊醒了。新娘子说,阿狗没回家。母亲一看时钟,已经是深夜三点钟了。母亲的酒被吓醒了,和新娘子一起回到青年路,进了门就听到阿狗的鼾声,原来,他在楼下的房间睡着了。小雷也喝多了,一觉醒来,发现床上没人,马上就想到他一定出事了,紧接着就想到母亲,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来了。母亲和新娘子一起把阿狗拖到楼上,放到床上,阿狗一翻身,抱着新娘子叫春梅,新娘子大惊,如果他叫的是三妹,新娘子可以理解甚至会体谅他,更爱他。可是叫的不是三妹是春梅。小雷地一下站起来,对母亲说,阿母,阿狗叫什么?母亲说,他叫春梅。他还有另一个女人?母亲笑了,说,不是另一个女人,春梅是他阿姐。这孩子,有情有义。于是母亲就向小雷讲春梅。


阿狗结婚之后,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有一年还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大家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年阿狗是三喜临门,一是生了个大胖小子,二是评了先进生产者,三是得到小雷父母亲的认可。小雷母亲抱着外孙,笑咪咪地说,看在这小子的份上,就认了这个歹囝女婿吧。本来,小雷和阿狗商量好了,孩子出生后,就请母亲去帮他们带孩子。可人家外婆不让,宝贝似地抱回娘家去了。阿狗从此收心,不再和社会上的那些酒肉朋友来往,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围着老婆孩子转。日子过得顺心,人也发福了,小肚子突了出来,小雷摸着他的肚子说,这哪里是阿狗啊,成阿猪了。我的小肥猪啊。阿狗就抱着她在屋里转。


我母亲站在一边看。阿狗小夫妻说笑,从不避母亲。母亲看着看着,便掉眼泪,她想起三妹。阿狗说,阿母怎么哭了,母亲说,欢喜啊。阿狗就把小雷放下。那天,母亲回青年路看他们,顺便看看老街坊们。母亲念旧,虽然搬走了,却常常回青年路走走。当然,她最常去的,除了阿狗那里,就是何街内先生娘的家。


何先生是文革结束的那年冬天去世。何小慧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何衙内大厝那么大的一片房子就住先生娘一人,很孤单。何先生的身体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了的。他是右派分子,摘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但是他是死老虎,文革一开始抓他们批斗,戴高帽游街,一阵风过去了,造反派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张校长身上,说她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先生想不通,说她什么缺点都不为过,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是冤枉了她,就不识时务地为她说了几句话,结果惹火烧身,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折磨,把身体搞垮了。


阿狗的孩子叫小明,在小明七岁的时候,阿狗故态复萌,犯了事,被关进了牢房。这事说起来,要怪我,是我多嘴,引发了一场灾难。


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日子过得虽然不精彩,却也顺当,上课下课,读书写文章,评讲师、副教授,以后评教授,走所有高校教师要走的路。当然,我的终身大事还没有解决,我和何小慧的关系,不死不活地拖着,她不急,我也不急,我们没有激情,只有事业。虽然她和我不同学校,但我们暗中较着劲,我们从小学起就暗中较劲,她优秀毕业生,我也优秀毕业生,我留校她也留,她评讲师,我也评讲师。她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也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谁也不肯认输。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母亲和她母亲都急,她们给我们的指示是,要嘛赶紧结婚,要嘛吹,大家都另找更合适的对象,赶紧结婚。我正想着和她商量结婚的事,何小慧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提出分手。我说,你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她说我无聊。我说,总得给一个理由吧,青梅竹马,说分手就分手?她说,我决定调回家乡去,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这下可真把我难住了。我已经上了讲师,并考上了在职研究生,用我导师的话说,在这个领域,我前途无量。在我们这个领域,导师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从不随便说话。何小慧看我不说话,哼地一声,走了。她真能做得出,说走就走,连人带关系,一个星期内,在上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在我踌躇傍惶的时候,接到母亲的电话,那个时候长途电话十分稀罕,没有大事是不打的。这个长途听说是阿狗带着母亲到邮局打的,我和母亲通话的时候,阿狗就站在电话间的外头。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说阿慧回来了。你也回来吧,这里也有学校,要教书在哪里不一样?


文革前,我们家乡有一所本科大学,是省属第二师范学院,文革中解散了,刚刚复办,急需人才。我于是决定利用暑假回家看看。


我记得那一天很热,阿狗到家里看我,一进门就把衬衫给脱,说热死了,这鬼天气,不让人活了。我看着他身上的肉,说,日子果然过得不错,雷雁会疼人,要是和我们家三妹啊,你就没有这么舒服的日子过。他说,三妹怎么啦?我脱口说,她离婚了。阿狗说,不是好好的吗?我苦笑了一下,她的日子啊,好不了。我说的是三妹的性格,她至今还生活在天上,与这世界格格不入。我说话的时候,母亲一直用眼睛瞪我。一向以来,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在阿狗面前提三妹。也就不说了。阿狗也不再问,我们的话题转向他家小明,他说,小明过了暑假,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


我至今还弄不懂阿狗是怎么上的省城,怎么找到三妹的前夫。反正,他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把三妹的前夫堵在省城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的,那里距离三妹的住处不足100米。关于阿狗这次行凶,是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同学告诉我的,他大概看了当时的笔录,情节与细节有点类似后来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


省城的某小巷的深处,严风厉雨,伸手不见五指。


阿狗:你就是三妹的丈夫?


那人:不是丈夫,是前夫。你是谁?


阿狗:你管不着。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和三妹离婚?


那人:不是我要和她离婚,是她要和我离婚。


阿狗:胡说!我看你一定有了第三者,那婊子的是谁?叫什么在哪里?


那人:不可理喻。


阿狗:什么?什么李?有叫四个字的吗?是个日本女人吧,你小子能啊。


那人:神经病。


阿狗:你骂谁?


阿狗亮出他的刀,一脸凶相。一个闪电从他们的头上走过。


那人:这位兄弟,你一定是误会了,我说了,不是我要和她离,是她一定要和我离,她说,这样平庸的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我没有其他的女人,没有第三者,我可以对天发誓。


阿狗:就算你没有第三者,也是你把她逼得无路可走了。


那人:不讲理啊。


阿狗:你回去,去和她和好,向她赔礼道歉,你们一定要复婚,好好过日子。


那人:这不可能,你对她不了解,一点也不了解。


阿狗:放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不了解她谁了解。


那人:我明白了,你是阿狗。


阿狗:你认得我?


那人:你想知道她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阿狗:她向你提起过我?


那人:她说过,不止一次。


阿狗:她说我什么?


那人:她说你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


阿狗:你去死吧。


阿狗给了他一刀。


好在那一刀没有把人捅死。阿狗被判了7年徒刑。


听母亲说,三妹在听到阿狗入狱的消息,只说了一句话,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5



阿狗在监狱里蹲了5年,由于表现好,提前释放了。阿狗出来的时候是母亲和春梅一起去接他的。阿狗被判刑的那一年,雷雁就和他离婚了。那时她已经不是少女小雷,她已经是少妇雷雁了,没有浪漫,只有现实。她知道她没有什么盼头了,阿狗就是阿狗,不会因为她变成别的,哪怕是小肥猪。不久,她就带着儿子小明去了香港。听说她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在那里经商,不久前死了老婆。阿狗出狱时,小明已经有一个2岁的小妹妹了。


阿狗出来了,自由了,可他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也没有职业,制药厂在他入狱前就把他除名了。


阿狗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他还有青年路的房子。他还在监狱里学会了打卤面做卤料的本事,他就在自己家里开了点心店,先卖卤面,后来又加卖卤肉、卤鸭子、卤豆干、卤花生。青年路解放前是一条商业街,所有的房子都有店窗,卸下店窗,原来的厅就是一个很好的店面。阿狗家以前开的是药店,门面比别人宽敞,后面的天窗更让店面显得通透敞亮。


开店的本钱是春梅给的,手续也是春梅替他办的。母亲说,要是没有春梅,阿狗就更惨了。


春梅回来了,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就让丈夫转到我们 这座闽南小城。她是半年前才把家安顿好了的。春梅的丈夫在部队是一位团级干部,转业后安排在市工商局任副局长,还安排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她的家很美满,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她还有一个15岁的男孩子。她高大丰满,脸色红润,看上去很像个部队家属。本地人对部队家属有好感,她们大都是北方人,性格开朗,为人爽直,好相处。春梅万事顺心,唯一让她操心的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对于弟弟的不争气,她一直很自责,是她把他宠出来。我母亲说她的这个自责其实是没道理的,真正把阿狗宠坏了的不是春梅是玄婶。


阿狗从监狱出来时,我已经从上海调回家乡三年了。当初,在事业与爱情的天平上,我向爱情倾斜了一点点。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就怕这一点点,你以为是一点点,结果一倾斜,另一边就翘起来,再也落不回去了。我的那些留校的同学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有一位还是全国某专业学科委员会的委员,而我呢,当个硕导还争了半天。我们是新学校,别说博士点,就是硕士点也才刚上几个。物以稀为贵,争是很自然的事。何小慧比我更惨,教授评了三次,差一点没评上。但我们都不后悔,毕竟在老人身边尽了孝道,让两边的老人都过得很愉快。好在我们的儿子还算争气,博士毕业进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单位的博士后流动站,问,出站后要不要到外面去溜溜?外面就是国外,现在出国跟从屋里走到屋外一样方便,所以简称外面。我们说,主意你自己拿,我们不支持也不阻拦。我们的观念比我们的父辈有一点点进步。当然,阿狗出狱的时候,我们的儿子才满月。忙得团团转。那时,何家老屋已被拆了,在那里盖了几栋政府宿舍,我们分得一套三房一厅的大套房,心满意足,其乐融融。母亲告诉我阿狗出狱的消息时很兴奋。而我的反应却是很平淡的。阿狗的事,我实在不想再掺和了。也不想和他多有往来,我们毕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没法在一个思维轨道上对话。我只说三妹离婚,他怎么就去杀人了呢。想想都后怕。


但是,我还是从母亲那里,不断地听到有关阿狗的消息。总的来说,他出狱之后,日子过得还算平静。生意也还红火,有一次,我下了课,在校道上听到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走,我请你到青年路吃卤面。阿狗的卤面成了青年路的一个品牌。


阿狗出狱的第二年,又结婚了,对象是闽南某县山区的一个村姑,到城里来打工的打工妹。严格地说,他们不是结婚了,是同居了,因为那个女孩子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结婚是母亲的说法,母亲和春梅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请了几桌酒。那女孩叫秋菊,我一听这名字就好笑,怎么姐姐叫春梅,老婆叫秋菊,听起来就有点古典,好像都是阿狗的使唤丫头似。秋菊是和她的工友一起到阿狗卤面店吃卤面时认识的,阿狗的卤面好吃又便宜,秋菊常去吃,一回生二回熟,阿狗又有一讨女孩子喜欢的一副臭皮囊。阿狗说,秋菊,你在鞋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秋菊说,加班加点,拼死拼活,也就800块钱吧。阿狗说,到我这里来,我给你1000元,包吃包住,怎么样?母亲说,阿狗还带她上楼看了房子,秋菊就留下来了。母亲说,这阿狗啊,人家可是一个人厝竈仔(闽南话,竈仔是女儿,人家屋子里的女儿,意为黄花闺女),没几个月,就把人家睡出肚子来了,不结婚也不行啊。


阿狗交了桃化运,生意也日见红火,这一段时间,他总是笑嘻嘻的,常常到我家送一些卤鸭掌和卤花生,他从母亲那里知道,我不抽烟,但喜欢喝点小酒,最喜欢用卤鸭掌和卤花生下酒。阿狗也喜欢喝酒,可他从来不和我一起喝,他说,我那样喝没意思,杯子太小,喝得太慢,童趣就不是饮酒,斯斯文文地嘬一下,像小孩子在吸奶,没劲。我的杯子,他一口一杯都嫌不过瘾。他每次都放下东西就走,有时,也让秋菊送。秋菊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白里透红的脸,脸颊上还有一对小酒窝,那对小酒窝一边大,一边小,笑起来别有一番风韵。小慧说,她让她想起古代的一位名人的待妾,哪位名人,想不起来。我说不会是因为秋菊的名字让你产生联想吧。她想了想,也有可能。何小惠家的书太多,她也读得太多,记不住很正常,再说,她又不搞中文,记那些做什么?总之,秋菊有点魅力,阿狗这小子艳福不浅。要是让我们学校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的男教师们看到,一定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大骂天道不公。有一次,阿狗来,还是送了一大包卤料,他说,阿兄,今天做多了,你帮忙消一些,别嫌弃,全是新鲜的,早上刚卤的,新配方,你赏赏。他放下东西就想走,我说,阿狗,别走,陪我喝两杯。阿狗有点受宠若惊,高高兴兴地坐下来。那天我高兴,因为我又在国级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我的导师特地为此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祝贺。过后想,其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年有多少人在那里发东西,发了又如何?可我当时就是高兴。人有时是很可怜的。可怜而不自知。阿狗开头不敢放胆喝,学我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嘬,我说,这酒是好酒。我们喝的是本地酒厂酿造的米酒,叫南山淳。米是十月冬米,就是不做酒,那米香也醉人,水是南山塔下的泉水,南山塔建于初唐,泉水则比它更悠远,千秋万代,永远的清纯永远的甜美,配方古老,工艺讲究。南山淳名不见经传,更无铺天盖地的广告。显然不是名牌,但不是名牌胜于名牌。那是真正的好酒,淳香,不上脑,不伤肝。现在人们喝酒,喝的不是酒,是酒的牌子,剑南春、茅台、五粮液,还有皇家礼炮什么的。那些东西少有真货。即使牌子是真的,里面的酒也未必真好。我说,阿狗,你放开喝,别跟我一样,喝酒就要喝得痛快。阿狗笑了一下,还是不敢放开。阿狗对我有点敬畏,因为我是三妹的阿兄,还因为我是当老师的,他那种对老师的尊敬大约是从小慧家来的,小时候,何先生和先生娘在我们青年路是很受尊敬的。而这种尊敬的最近延伸,是小慧。何小慧是所有亲戚朋友中唯一不叫他阿狗而叫他明亮的人。阿狗到我们家,只要小慧在家,开门的时候都会说,明亮来啦。走的时候,她还会把他送到门口,说明亮慢走,有空常来玩。这种叫法,我是习惯了的,从小学起,她在学校里就从不叫别人外号,她说,叫人外号,给人起外号,是对人的不尊重。我之于阿狗,她倒是持理解宽容的态度,也不干涉。因为他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比一家人还亲,我们叫阿狗有亲切的味道。有一次,阿狗很不好意思地对小慧说,阿嫂,你不叫我,我都忘记自己叫洪明亮了。你还是叫我阿狗吧。小慧说,我习惯了。


我说,阿狗,你今天放开喝,喝醉了,阿兄送你回家。他说,阿兄说真的?我说真的。他于是就放开喝。其实,他没什么酒量,几杯酒下去,胆子大了,话也多了。说最多的,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三妹。还有,就是他在狱中一个叫汤仔的老兄弟。刚进去的时候,老犯吃新犯,是他保护了他,又是他教他如何做卤面、做卤料,还给了他他们家祖传的秘方。他们的师徒传承,全是纸上谈兵,可是他出狱之后,按他的方子和方法,居然做出名闻一方的卤面和卤料,成了他的某生手段。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不谈他的前妻小雷也不谈他的儿子小明。在谈了许多话之后,阿狗突然放下酒杯,看着我说,阿兄,你是有文化的人,你说,我们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我一下愣住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高深而严肃的问题,而我自己,说老实话,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


他看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想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阿兄,我知道我没文化,你说了我也听不懂。不说不说,我们喝酒,有酒喝,有老婆睡,比什么都地过瘾。他偷偷地睃了一眼我们朝南的那间房门,何小慧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没听见,便很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居然有点小时候的影子,很天真很可爱。



06



阿狗的好日子没过多旧,麻烦就来了。他的麻烦来自于秋菊的肚子。那个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很严,秋菊的肚子日见显山露水,成了街委会重点打击的目标。如果他们是合法夫妻,按规定是可以再生一个的,因为阿狗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随前妻到香港去了。但是秋菊还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他们是非法同居,对于他们的非法同居,街政府可以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秋菊的肚子,街政府的另一只眼无论如何也不敢闭上去,计生是基本国策,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街政府的其他工作做得再好,计生工作突破指标,等于白做,不但十几号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白忙乎了,还要追究领导责任。然而,街委会的人都知道阿狗的“横”,惹不得,弄不好,给你砸一砖头捅一刀子,谁受得了?他们开了几次会,谁也不想出头,就来个曲线救国,找到了我母亲,让她老人家出面,做阿狗的工作,最好是把孩子做掉,实在不行,不要生在青年路,给她们留一点面子。街政府的人找母亲的时候还给母亲带去了一袋水果和一罐麦乳精,因为我们家早已搬出青年路,不属于她们管辖,让母亲出面,纯属帮忙。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街政府更是帮阿狗。她把水果和麦乳精提到春梅那里,给春梅的孩子吃,和春梅商量处置的办法。她们一致认为,孩子是一定要生下来的,也一定不能在城里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秋菊回家,在山村生完孩子再抱回来。生下来就生下来了,还把孩子怎么样?街政府又没责任,两全其美。


母亲和春梅一起挑一个好日子到阿狗那里说这件事,为什么要挑好日子母亲没说,为什么那一天就是好日子母亲也没说,春梅对于母亲言听计从。阿狗对于逃避计生的方法,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明白计生这东西是不能硬碰的,和他一起蹲监狱的一个狱友,就是因为破坏计划生育工作被判了5年徒刑,好像是为了保护老婆超生,出手打伤上门做工作的计生工作人员。问题是当初秋菊和阿狗同居,根本就没有告诉家里人,她只说来城里打工,每月把500元钱寄回去,说是打工挣的钱。现在让秋菊把挺着肚子回去,肯定不合适。母亲决定和春梅一起到秋菊家打前站,把秋菊家搞定,再让秋菊回去。她们带着两样东西上路,一是阿狗和秋菊的合影,那是一张城里时髦的结婚照,新郎官西装革履,新娘子雪白的婚纱拖地。二是1万元礼金,1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大数字,当时交通事故汽车压死一个才赔2千元。要是有人做生意赚了大钱,人们就称他为万元户。这1万元是春梅多年的积蓄。


母亲和春梅的山村之行十分成功,山里人何曾见白色的婚纱照,见过这一大捆工农兵?更何况母亲亲家长亲家短地叫得十分亲热,把秋菊父母亲的心叫得软软的,热热的。女儿到城里能找上这样一个好人家,是他们的福份,再说了,秋菊弟弟到县里上高中正缺着学费。


母亲和春梅回来之后,又挑了一个好日子,让阿狗带秋菊回家。从此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不再出现在阿狗卤面店,不再出现在青年路的街面上,街政府对此十分满意。让街长特别感到庆幸的是,就在秋菊回家的第10天,全市进行计生工作大检查,有人举报青年路卤面店有一个大肚子的女工时,阿狗应对自如,没有出现一点破绽。街长当时就站在阿狗傍边,捏着一把汗,她事先并不知道有人向上级计生办举报的事,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她本来并没有安排上级检查人员来看个体点心店,他们却执意要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好在她的工作得及时,可是,要是阿狗说漏了嘴,后果不堪设想,不但全年的工作泡了汤,她这个街长恐怕也当不成了。阿狗是什么人?用过去的说法,是劳改释放人员,是入了另册的。查出来,她就是包庇坏人。谁这么可恶,在这关键时刻和她过不去?都说阿狗“横”,可那天阿狗却是笑嘻嘻的,态度十公端正。说,报告政府,我的确雇了一个女工,可我怎么就没看出她大肚子,要不,我叫她下来,让政府亲自看看。说着就上了楼。他果然就从楼上带下来一个女孩,大家一看,这姑娘虽然有点胖,但肚子绝无异军突起的征候。要不,阿狗说,你们带她去查一下,没事的,免费检查身体,她没意见的,你说呢?最后这话是对那女孩讲的。那女孩子居然点头,表示愿意和他们去做妇科检查。上级检查人员说,检查就免了,你来多久了?那女孩子说,一年多了吧?上级检查人员看了一下街长,街长似有似无地点了点头。上级检查人员就对街长说,我们走吧。


有惊无险。看来,上级检查人员也不想太较真,说得过去也就行了。阿狗说,政府政府,吃碗卤面再走吧。街长回头挖了他一眼。自言自语,这个夭寿仔鬼,乞丐有攒还会弄拐子花。这话是后来街长告诉母亲的,纯属闽南方言,意思大约是,这短命的家伙,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那个在关键时刻,跟着阿狗从楼上走下来的女孩子,是秋菊的表姐荷花。


阿狗在秋菊家受到十分隆重的接待。分别时,小夫妻难分难舍的样子让秋菊的父母亲暗地里很欢喜,阿狗虽然比秋在十来岁,但外表显年轻,两人很般配。俗话说,惜花连盆爱,惜竈仔连囝婿。疼女儿连女婿一起疼了。小夫妻缠绵的时候,老夫妻就商量,女婿回去,一间卤面店,里里外外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店不开不行,忙坏了女婿也不行,在城顾人不如让秋菊表姐荷花去帮忙。荷花也顺势到城里散散心。老夫妻把这个意思告诉女儿,秋菊立即赞同。表姐和她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情同手足,有她在她放心。荷花原本是计划上个月要结婚的,她的对象一年前到省城打工,为的是赚一匹钱,把婚礼办得派头一些,没想到他在省城和一个湖南妹子好上了,先斩后奏,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才带回来,硬是把她的位置给挤掉了。这事一说,荷花就答应了。


阿狗不久就和荷花好上了。阿狗的那个帅气,比之大明星刘德华,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战无不胜的少女杀手。更何况,孤男寡女在一个屋檐下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干柴烈火,燃烧才是常理,不着火不正常。阿狗又不是什么圣贤,我们不能用柳下惠坐坏不乱的标准来衡量他。最早看出问题的是春梅,春梅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是想从母亲那里讨教一个万全的处理方法,母亲是一个很重传统的人,对我们的教育向来十分严格,对于阿狗却出奇的宽容,母亲笑骂道,我知道迟早要出事的,这夭寿仔鬼,要作践多少人厝竈仔。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办地,就是让他小心,别再把肚子搞大了,要不到时候,姐妹俩不打死才怪。春梅说,这话我说不出口。母亲说,我来说。母亲想了想,又说,你把那个什么套,拿一打给我,到时我把那东西往他的桌子上一放,他就明白了。春梅说,是避孕套吗?母亲说,就是那个东西,你没有?春梅红了脸,说有。母亲说,有就对了。春梅正当盛年,怎么会没有呢?


事实证明母亲和春梅的操心是多余的。当母亲把“那东西”放到阿狗面前时,阿狗笑嘻嘻地从床头柜拿出一大盒,全是进口的。母亲说,阿狗,这事不能让秋菊知道,到时候姐妹俩伤了和气,你的罪恶可就大了。阿狗嘻嘻哈哈地说,阿母,你放心,我又不是怣仔。母亲说你没心没肺的,和失心的傻子也差不多。阿狗嘻嘻哈哈地从背后抱着母亲说,阿母你比我的亲生母亲更好。说这话的时候,本来是没正形的阿狗突然就没了声息,母亲觉得不对头,转过头去,却见阿狗的眼睛水蒙蒙的。母亲说,想你老母了?阿狗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母亲说,早就该回去看看了。阿狗说,我不敢,我没脸。其实,阿狗也知道自己不是玄婶亲生的,他的亲生母亲是玄婶的妹妹。他让她们很失望。母亲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阿狗却又嘻嘻哈哈地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管不了那么多。然后就唱歌,“独立的生活偶尔感觉寂寞,渴望有一双手给我爱解我愁,你像一场梦就是这样轻轻构起我的温柔,占据我所有,相思难耐痴心的人化不开,总是难免受到伤害……”阿狗的歌喉很臭,属狗喉乞丐声。他是荷花来了之后才学会唱歌的,荷花读过书,她的歌全是她以前的爱人教的。每到晚上,她就喜欢一个人唱歌,把阿狗的心唱得凄凄惨惨切切。


我最近在学术上的势头不错,又在一家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而且圈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一篇论文不比在国家级的那一篇差,甚至于在论点的超前方面比前一篇还更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我的导师没有再打电话,但以他的为人,是可以理解的,不能一再给弟子以表扬,他怕弟子把尾巴翘到天上。然而我得自己把自己表扬和鼓励一下,我给自己的鼓励就是喝点小酒,南山淳,卤猪头肉。喝酒的时候我想起阿狗,顺嘴说,阿狗怎么这么久没来了。小惠笑着说,你是想阿狗,还是想他的卤料啊。


听春梅说,阿狗的卤面店最近开得不达不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顾客流失得很厉害。人家兴冲冲地跑来,而你的店门老关着,是个什么滋味?而且卤面和卤料也不如以前做得地道好吃了。春梅认为全是那个叫荷花的不是,这人懒,睡得比阿狗还迟,还常常唱歌,不三不四的调子,阿狗也跟着她唱,还学跳舞,音乐声大大的,在店里扭屁股,有个做生意的样子吗?秋菊要不赶快生赶快回来,这店和阿狗就一起毁了。我说,阿狗这人,就是管不住自己。小惠说,人的素质决定人的命运。我说,你也来喝一杯吧,陪我高兴高兴。小惠说,你啊,我看不比阿狗强多少,无非多读人家一点书。我反唇相讥,你呢,怎么就看上我这个准阿狗?


小惠笑了起来,她不是美人,可笑起来很有魅力,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很文静很贤淑很古典的笑。有点沈三白家的芸。小惠走出她的书房,平时,我们是一人一间书房,互不干扰的。她坐在我对面,给我的酒杯加了点酒,顺口吟道,“绿樽翠杓,为君斟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说,如此良夜,与君斟酌,祝君再上一层楼。我说,这还差不多。两人喝酒聊天,不知怎么的又说到阿狗,小惠说,先前那个秋菊要是生在城里,再读点书,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阿狗和她在一起有福气。我说,阿狗也有心高气傲的一面,从他对三妹的追求可略见一斑。她说,三妹活在天上,她不食人间烟火。她的诗,我是一句也看不懂的。可她如今的名气可大了去了,我说,什么诗会笔会,到处飞,到处开讲座,给人签名。她笑了笑,说,阿狗知道吗?我说应该不知道,两个世界两重天。她笑了笑,说春梅还好吧?我说,不知道,我也很久没看见她了。她便看着我笑,笑得很善良又很暧昧。小惠知道春梅是我儿时的偶像,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秘密。真的,要不是阿狗,她才不会来找我呢。漏馅了不是,她很开心地拍着手。那天下午春梅来,说了她对阿狗近况的担忧。小惠不在,上课去了。春梅是想让我劝阿狗,可是阿狗是那种听劝的人吗?小惠说,你是应该找阿狗谈谈,你的话他还是会听一点的,人家不是叫你阿兄吗,这阿兄不能白当。



07



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闲聊阿狗的那个晚上,阿狗的命运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秋菊在那天晚上死于非命。


秋菊的肚子日见显山露水,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责,谁也逃不脱。村委会找上门来,乡里的干部也找上门来,秋菊只好走路,走路就是逃,东躲西藏,不断转移,越转移越偏僻,越转移山越高越转移林越密。那天晚上,秋菊在听到狗叫声,看到手电筒的光束在村子里划来划去的时候,仓皇上路,不小心跌下山涯。阿狗并不是执意要这个孩子,他曾经想过放弃,让秋菊回来,他更在乎她。他和荷花睡觉,心里想的是秋菊。他一边坠落,一边伸出双手想抓住什么。一心想生下这孩子的是秋菊和她的父母亲,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有了孩子才像个家,老人想用孩子来让这个家更稳固,让女儿的后半生更有保障。秋菊是在她母亲的陪同下东躲西藏的,走的都是她娘家的亲戚。


阿狗和荷花一起回去,办了丧事之后又一起回来。对于我们,他绝口不谈秋菊的事,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个女人的存在。母亲也不敢说起,怕伤他的心。春梅更是小心翼翼,她只是每天到他那里去,默默地帮弟弟干活,想把这卤面店撑下去,要是开不下去,阿狗靠什么生活?荷花也不再唱歌了,认认真真地跟着春梅干活。阿狗不说话,只干活。生意倒是慢慢地好起来了。有人吃卤面,也有人喝酒。吃卤面的大都是就近读书的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喝酒的是外地来打工的农民工。只要人喝酒,阿狗就跟着喝,他一参进去喝,荷花就不好算钱。不好算就不算,算我请客,阿狗说。当老板的这样请法,这店迟早要倒。


阿狗破罐子破摔,日子不想过下去了。荷花想走,春梅着急,找母亲商量。春梅哭着说,我现在又成了他的保母,我一放手他的日子就没法过。母亲说,从小到大,你保母当惯了,索性不管他,看他怎么办?母亲说的是气话。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困难,别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就他不行,好像所有人都和他过不去,是他在和别人过不去。我去和他说,这死囝仔鬼。和人横,和生活能也横?母亲最后说。


可是,母亲还没有去找阿狗自己就病倒了。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不生病,连感冒都没过。偶尔头痛,摇摇头,做做其他事,也就过去了。人们常说,从来不生病的人,一生就是大病。果然。母亲是在一天早上起床时不小心摔倒的,倒在地上就起不来,昏睡过去。父亲吓得够呛。父亲这几十年来,已经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除了上班,他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想。父亲是红旗机器厂的老工人,厂劳动模范,他整个人和魂都在厂里,用母亲的话说,家只是他的旅社和饭店。家里所有事都是母亲一个人操劳。父亲看到母亲昏死在地上,一时慌了神,只会拼命地叫着母亲的名字,他的叫声惊动了邻居的一位阿婶,这才打了电话,要了救护车。医生说,要是晚来半个小时,命就保不住了。母亲患的是脑溢血。父亲说,睡前她啰啰嗦嗦地数落着阿狗的事,后来又说,不想了不想了,头痛得厉害。头痛是母亲的老毛病,父亲没在意。母亲是属于那种总是关心别人而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仿佛她是一座永不倒塌的铁塔。别人习惯了,她自己也习惯了。


母亲住院的时候,阿狗天天在医院守着,他其实帮不了什么忙,但他就是喜欢在那里呆着,静静地坐在床边。病房里还有两位女病人,不方便的时候,他就到走廊避一下。过后又进来。母亲醒了,他就和她说话,都是他说,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话。病友们都说,母亲所有的子女中,阿狗最乖。阿狗仿佛在默默地等待着三妹的到来,可三妹一直到母亲出院都没回来。她到澳大利亚留学去了。她是自费去的,把国内的公职辞了。她是个自由人。她的真实情况我们并没有告诉父母亲,怕他们为她担心。我们只说三妹出国讲学去了,半年,自然是公家派出去的。公家的事,父母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母亲从昏迷中醒来,第一眼看到阿狗时,拉着他的手,说,好好过日子。她的声音很小,我们只看到她嘴唇轻微的抖动,阿狗使劲地点头。母亲以为她就要死了,醒过来是与阳间作最后的告别。她最挂心的就是阿狗。因为,在她的思维定势中,我们属于会好好过日子的人,不必太多牵挂。她没想到她还能活过来,一直活到现在,她更没想到,阿狗说话不算数,让她操心的事还很多。


母亲出院不到一个月,阿狗就出事了,出大事。我们是在阿狗被关进去之后很久才告诉母亲的,母亲的身体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恢复了,有一天母亲说,阿狗这死囝仔,怎么这么久没来,是不是又出事了?我们知道瞒不住了,这才告诉她老人家。


阿狗出事是春梅告诉我的,她不敢对母亲说。春梅那天神色慌张,一见面就抱住我大哭,说,阿狗被抓进去了。小惠在一边说,春梅你慢慢说。她给她倒了一杯牛奶。本地人说,牛奶安神。


阿狗本来是想听母亲的话,好好过日子的。他还对荷花说,准备正正规规地把她娶进来。如果她愿意,他们还可以生一个孩子。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叫汤仔。他就是教会阿狗做卤面和卤料的那个狱友。他被判10年,提早释放。那天他们喝酒,欢天喜地。毕竟狱内狱外两重天,牢内之交牢外见,可喜可贺。阿狗说,汤仔你看,这店有点样子吧,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店。汤仔说,我也开一间。阿狗说,这店就是你的。汤仔说,我要自己开,到城里来开,开到青年路,我们来竞争,生意就是要有竞争,才会红火。这话说得多好!春梅想,汤仔是好人。便说,开店的本钱,我们阿狗替你出。汤仔说,你就是春梅吧,阿狗可没少提起你啊。谢了,我老婆那里早有准备,她说等我出狱,我们开个店,好好过日子。汤仔第二次来,情形大变,不说话只喝酒,阿狗陪他喝,也不说话。阿狗知道他的性情,不说话一定有事,不能问,越问他越不说,得等他自己说。他们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喝了3天闷酒,把春梅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第4天,阿狗说要和汤仔一起回家。汤仔的家在本地乡下,离城十来里。阿狗一去就没有回来。当天晚上,派出所的同志来通知,让家属给他带生活用品,到看守所去。荷花一时慌了神,就说我不是他家属,就让派出所的人去找春梅。


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说。春梅说,打架,差一点把人给打死。汤仔当初也是为老婆打架,伤人致残进了监狱,出狱回家时老婆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好好与他过日子。但一切都是谎言。这几年,她一直和一个外地人生活在一起。汤仔是在第二天的才发现的。那一天他到阿狗这里来,原本打算住下来,兄弟俩喝个痛快,说得痛快。出门前他对老婆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发现阿狗有女人,觉得不方便,也就回去了,结果,发现老婆和她的情夫睡在床上。汤仔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没有惊动那对奸夫淫妇,悄悄地退出来,在村外的树林蹲了一夜,想了一夜。


汤仔发誓要杀老婆。阿狗一定要和他一起去,说,汤仔你一个对付两个不行,得有个帮手,我来对付那个猪哥,你专心收拾你家臭查某(女人)。汤仔说,这一次我进去,是不想再出来了。阿狗说,古早人早说过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汤仔你别再说什么,我这卤面店是谁给的?你。你让我过几了年很滋润的日子,我就不能为你出一次力?


那天晚上,阿狗协助有方,迅速制服了那个被本地人称之为猪哥的野男人。但汤仔出手太软。那女人没死。幸亏没死,要不,他们两个都得枪毙。春梅流着泪说。我发现,几天之间,春梅的原本乌黑的鬓发斑白了。


阿狗这次被判了8年。



08



阿狗刑满释放时,原来的帅气荡然无存,整个人显得很苍老。他对母亲说,他是不想出来的,因为在里面有的吃有的穿,出来还要为生计奔忙。母亲说,还开店,本钱我们出。母亲说的我们是指她和春梅。春梅虽然在他出狱前半年病逝了,但她临死前还给阿狗留下1万元钱,寄在母亲那里。阿狗苦笑了一下,说他没那个心力了,开店多累啊。母亲说,再找个帮手,现在外地来打工的女孩子多的是。阿狗还是摇头。


阿狗在母亲的陪伴下,去了一趟公墓,在春梅的墓前哭了一个上午。春梅得的是心脏病,医生说,这与她长期心情郁闷有关系。她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还不是因为阿狗,母亲说。阿姐啊阿姐!阿狗在春梅的墓前捶胸顿足,涕泪纵横。母亲说,只要你好好过日子,春梅就安心。她里面睡着了,可心还活着,还惦记着你。她留给你的钱,就是要让你开店,好好过日子。阿狗说,我怕是过不了好日子了。我总是感到累,不是人累,是心累。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卤面更是做不了,一想起汤仔,就做不了。汤仔死了,他进狱的第二年就死了,死于一场事故,我想他是自己想死的。挖山时土塌下来,所有人都跑了,扔下工具往外跑,完全来得及,就他一个没跑出来。我也闪过不跑的念头,可我没有那个勇气。阿狗的话说得母亲一阵阵发冷。她说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看我,老成这个样子了,还想着好好过日子。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啊。不能这么想,不能,我不许你这么想。阿狗笑了,说,阿母,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下辈子好好报答你,下辈子。


那个早上之后,母亲那个愁啊,没法说。愁,在本地话当中,叫烦恼,它不是普通话的那个烦恼,它是牵挂与担心深度交织的生动描绘。母亲总是问我怎么办?我说,顺其自然吧,谁也救不了他,只有他自己能够救自己,你烦恼也没用。还是你自己的身体要紧,别让我们为你烦恼。我的说法有点自私,可我说的是实话。母亲走后,小惠说,要是春梅还在,不知道要愁成什么样子。我说,你不怪我自私吗?她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哀大莫过于心死。


阿狗突然想要回老家,去看一看玄婶,也就是他的养母。玄婶是被他气走的,走的时候十分伤心地对母亲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是不指望他什么了。


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贾政说贾宝玉的那句名言,“于国于家无望”,玄婶夫妇是怀着对阿狗深深的失望回乡的。阿狗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失去生活希望的玄婶,玄叔去世之后,就上山当了道姑,洞真洞玄洞神,太清太平太玄正一,与世无闻。那个时候上山困难重重,老百姓出家,政策并不允许,但她执意要去,不怕穷死饿死,谁也拦不住。破观清风,她愿意。当然,现在不一样了,道观重修,人也多了,节假日还有不少的游客。


阿狗是在山顶上三清宫的一间偏僻安静的房间里找到玄婶的,玄婶当然不叫玄婶,人们尊称她玄道仙姑。玄道仙姑正在静读《抱朴子内篇》。阿狗不叫道玄仙姑,他就叫阿母。玄婶抬眼看了他一眼,不说话,还读她的抱朴子内篇,玄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阿狗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开始诉说。把母亲回乡之后,自己的经历从头说起,用官方的说法叫汇报工作,同时汇报思想。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两次差一点犯了人命案,两次入狱,还有他近来的想法。他的诉说不是西方式的忏悔,隐约之间有点看破世事人间,想步母亲的后尘,上山避世。


他说他的话,她读她的经。清风走过院子,很安静。


阿狗说完,抓起桌上的一瓶矿泉水,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一干二净。他手拿空瓶子,不知往哪儿扔,以他的秉性,随手便扔到院子里,可这里有一种气氛,告诉他不能乱扔。他看到阿母有意无意间看了一下门外,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到屋檐上挂着一盏宫灯,全是用旷泉水瓶做成的,便小心地把空瓶子放回桌上。


玄婶说,给你一样东西,你去献给制药厂,或许能换一份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就好好过日子。尽管她的语气很平淡,眼光甚至没有离开过抱朴子,阿狗还是感觉到一种悠远而深切的母爱,他的心底仿佛有一个地方被撬动了一下,一股暖流从中涌出。


玄婶走进里间,拿出一本薄薄的发黄的小册子,放在桌上。她回到原来的位子上,还看她的抱朴子,什么话也不再说了。阿狗小心翼翼地把小册子藏在怀里,默默离去。


既然两位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让他好好过日子,阿狗没有理由不把日子过下去。


阿狗拿回来的不是书,是几十年前,玄叔想献给政府的祖传秘方和春散。听说这秘方最早来自江西某道教名山,有说是三青山,有说是龙虎山,也有说是阁皂山,和春散的药方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子,是一图文并茂的古本秘籍,封面是太极图,药方也有阴阳二方,阴为内服,阳是外用。此方对治疗淋病有奇效。


东风制药厂如今更名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大公司。阿狗的秘方得到公司董事会的高度重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几十年前消逝了的性病如今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大有燎原之势。这样一个药方,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股东们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和春散对于东风药业无异于如猛虎添翼。董事会决定,洪明亮先生原来就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鉴于他瑞对公司的特殊贡献,重新录用,社保医保全保,岗位随他挑。阿狗挑了保安。


阿狗当保安,月薪3000元,东风药业史无前例。其实他这个保安,也是多设的,每班都有人与他同上,他是额外加上去的。这倒很合他的口味,班是上了,没有具体的责任,不用操什么心,又有人可以说话做动静。


阿狗上班之后的一个月,荷花找上门,她不是一个人,还带了个七八岁的男孩子。阿狗入狱,荷花嫁人,这很正常。她不能守活寡。半年前,她的丈夫死于一场车祸。听说阿狗出狱,又有了工作,东风药业在本地,可是响当当的大企业。荷花便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了。荷花先找到母亲,试探回到阿狗身边的可能性。母亲见她可怜,又见那孩子活泼可爱,长相有点像小时候的阿狗,说,这是阿狗的?荷花自己也说不清,她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阿狗的,如果阿狗较真,可以去做DNA亲子鉴定。母亲想,即使孩子不是阿狗的,阿狗也需要一个家,得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而这人,老人总比新人好。


荷花的出现,阿狗有点意外。但他还是接受了他们。他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荷花说,小亮。阿狗知道小亮是他的孩子,名字可能是荷花的一厢情愿,但他长得很像小明,小明是小雷生的那个如今在香港的孩子。他不再问更多的问题,荷花也不多说。小亮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完全没有阿狗小时候的调皮捣蛋。见面时,他有点拘谨地对他笑了笑,叫了一声阿叔。荷花看了阿狗一眼,这一眼也是怯生生的。阿狗说,叫阿爸。他这一说,荷花便放声大哭。阿狗把她揽进怀里,说,好啦好啦,哭什么?荷花说,我对不起你。阿狗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阿狗带着荷花和孩子上我家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开门的是小惠,她说,明亮来啦。那口气仿佛阿狗常来,从没间断过。她弯腰用双手摸着小亮的脸蛋说,我们小亮的脸好嫩啊,过了年就是小学生了吧。她同时抬起头接过荷花手上的包,挂在玄关的墙上,说,阿荷在家里相夫教子,越发显得年轻漂亮了。这一切小惠做得十分自然,没有一点造作。其时,我正在喝酒。我说阿狗要不要来一杯?阿狗愣了一下,说,忘了给你做一点卤料。我说,下次吧。我和小惠,我们下意识地,配合默契,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抹平时间和经历在我们与阿狗之间造成的鸿沟。母亲事先关照过,对于阿狗的基本方针是,不提过去,只说当下和将来。母亲的指示近于邓小平的一切向前看,高瞻远瞩,有大将风度。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我们家不大不小的客厅里,我们喝酒聊天,说的全近来的事,电视上的新闻和小报上的名人轶事。小惠和荷花说悄悄话,小亮在一边看电视。小惠有时很文化,有时很世俗,有时很清高,有时很亲民。小惠说,这孩子太安静了,一点也不像明亮,明亮小时候是有名的橄榄屁股,一刻也坐不住。阿狗说,阿嫂说我的坏话哩。小惠说,你还别不承认。你看我们小亮这样子,将来肯定是个读书的料。阿狗说,那就让他读大学拿博士,把阿兄阿嫂全盖过。我们说,盖过盖过,一定盖过。阿狗把小亮抱过来,看了看,说,阿兄阿嫂,你们不会放屁安狗心吧,他有那么能干?荷花说,阿兄阿嫂是随便说话的人吗?看你怎么说的话。


要是不出事,我想阿狗的后半生应该是平静的。



09



事情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阿狗本来在家里喝酒唱歌,歌还是荷喜欢的那些老歌。歌是荷花先唱的。有人唱歌给别人听,有人唱歌给自己听,荷花属于后者。她能记住许多老歌,这也许得益她当年的初恋。“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济的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阿狗跟着吼,“不必太大……”“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荷花正唱得如醉如痴,阿狗突然说,别唱了,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荷花说,你会诗?等日头从西边出来吧。阿狗把手一挥,这一挥挥出了诗人的气派,一下子把荷花镇住了。你给我老实听着:“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怎么样?阿狗说。荷花说听不懂。阿狗说,听不懂就对了。


按惯例,他们接下来的节目是上床亲热睡觉,可阿狗却突然要到公司去上看看。荷花说,这是命啊,他当时的眼神就有点怪。临走还到小亮的房里,亲了他一下。这做派不是阿狗的风格,从没有过。阿狗一走荷花的眼皮就跳个不停,女人左眼皮起跳不是好兆头,这是老人们早说过的。她从厨房里找出一只旧碗,狠狠地摔到地上。老人们还说,左眼皮跳是要出事,只要摔一只碗就能破掉,躲过一劫,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摔碗的声音把小亮惊醒了。平时安静的他突然大哭,那哭声从来没有过,那是一种十分凄厉、十分恐怖声音。荷花按亮屋里全部灯光,把小亮紧紧地抱在怀里。母子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颤抖。


阿狗冒雨来到公司的时候,公司办公楼一片漆黑。阿狗说,怎么回事?当班的门卫说,刚刚断的电。阿狗从墙上拿了一把电棒说,我去看看。当班的门卫是个老头,姓刘,也是原来的老职工,已经退休拿社保养老金了,因为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在市发改委当科长,公司又把他返聘回来。老刘说,这天气有点古怪,风夹雨,鬼叫似的,雨打在玻璃上,那声音也不对头,机关枪一样狠毒。像要出什么事。还是让巡逻的保安去吧,我们在这里泡茶。正说着,一个闪电刀一样地在他们的面前劈过,一阵凌厉的雷声在公司的楼顶上炸响。阿狗说,我就担心档案室的安全,里面有公司的药方,哪个方子都是国宝。这样的对话是后来老刘对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说的,我不大相信。但阿狗的确是不听老刘的劝告,独自上楼去了。


阿狗上去之后,老刘看到两个的保安从大楼的另一端走过来,老刘说,阿狗上楼去了,你们没看见?两个保安对看了一下,说,我们刚巡过的,他又上去做什么?老刘说,这天气怪,又断了电,你们还是再上去看看吧。这电断得有点反常。两个保安喝了一杯茶,又上楼去了。


窃贼是看着两个保安下楼之后动手的。这是一个老手。选择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切断公司大楼的电源,一切都在预谋之中。然而他没想到,他刚刚得手就被阿狗逮个正着。阿狗用电棒打掉他手上的东西,他想跑,却被阿狗死死地抱住。阿狗大叫,抓贼啊抓贼啊。窃贼说,他是在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才出刀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向阿狗捅了多少刀,捅得他的手都软了。他万没想到,这个保安那么横,就是不松手。


是那两个保安及时赶到,用电棒打昏了那个窃贼,按响警报器的,也是那两个保安打了110,把阿狗送到医院的。由于失血过多,阿狗终于没有活过来。听那两个保安说,阿狗见到他们时还能站住,说,这婊子生的,还敢对我使横,也不探听一下我是谁。阿狗是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才倒下的,他轰然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脸带微笑,情形十分壮烈。


听说这起看起来简单的盗窃案件,背景有点复杂,盗贼不是一般的窃贼,他受顾于日本某株式会社。事关跨国经济情报,加之国人对日本鬼子的深恶痛绝,阿狗牺牲的英雄色彩更为浓重,几近崇高。于是阿狗的事迹一级一级往上报,报到省里,被追认为烈士。阿狗的事迹还上了我们小城的晚报,题目十分显眼:和平时期的爱国英雄洪明亮。


我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读到这份报纸的。往日闽南的深秋,明净清爽宜人。这个中午却颇有凉意,气象台说有寒流从西伯利西来。起了北风,把手中的报纸吹得呼啦啦地响,我坚持在露台上把文章读完。写阿狗的文章登在第一版,占据整整一个版面。可见地方当局的重视程度。可是我读完之后却有些茫然。这位名叫洪明亮大英雄于我十分陌生,与我所知道的阿狗相去甚远。茫然之后我有点生气,说,这也太不真实了吧。小惠微笑着,什么也没说。报纸是她带回来的,想必她已看过。我在她的微笑中平静下来。是啊,真实而平庸的阿狗能上报纸吗?


母亲在阿狗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她拿给我看,这是一张从本上撕下来的一页带横格的纸,上面写着一首诗,是三妹的笔迹。就是那首几十年前阿狗在知青点高声朗诵的诗,也是他临死前对荷花高声朗诵的那首诗。这也许他这一辈子最有文化色彩的生活记录。我的心不由得颤了一下。我拿出一本书,把这张纸颊在书里。


趁一次到北京开学术会议的时机,我把这张发黄的纸,交给了三妹。


三妹去了一趟澳大利亚,我以为她不回来了,却又跑回北京,当起“京漂”。三妹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先锋诗人,出了十几本诗集,有众多的追求者,时下叫粉丝。三妹的诗,我实在不敢恭维,词汇莫明其妙的堆砌,不知所云。当然,当下的时尚是,你越读不懂就越好。还有评论者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三妹的诗,充溢一种特殊的情怀,对时代的直觉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我把阿狗为她保存的诗稿递给她。她拿过去,扫了一眼,放在沙发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说,阿狗死了,这是他留下来的遗物。


她说,几十年了,还留着。


我等待着,期望她说点什么,她却金口不开。


我忍无可忍,说,你算什么诗人,死人一个。


三妹放声大哭。


在她的哭声中,一幅遥远的图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青年路的“雨脚骑”下,三妹坐在“椅轿”上,阿狗屁颠屁颠地围着她转,叫“囡仔,囡仔”,做鬼脸,唱歌:戴花啊要戴大红花啊,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一群燕子从屋檐下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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