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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洋神韵

北京杂志官方2018-06-10 13:56:28


王士禛是清代初期最为有名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四千多首诗歌,并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了“神韵说”,对清初诗坛影响极大,而他也被人称作“一代诗宗”和“文坛领袖”。王士禛门徒众多,其中,他的两位得意弟子林佶和顾嗣立将王士禛的诗文选集付梓,这个选集便是有名的康熙精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翻开王士禛的诗集,读着那一首首意蕴含蓄的诗作,似乎能感受到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歌神韵。


秋柳寒烟  为官不负民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山东淄川县有一位屡试不第的秀才写了一部谈鬼说狐的短篇文言小说集,命名为《聊斋志异》,这个秀才便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蒲松龄,这一年他已经40岁了。书成之后,他的不少好友都认为他不务正业,可邻县桓台县的一位好友看到这部书稿后却极为赞赏,还为他写了一首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位给蒲松龄写赞歌的好友便是清初的文坛盟主王士禛,他被誉为“一代诗宗”,而此时的王士禛正在北京做官,并深得康熙皇帝的器重,入值南书房,一时名扬天下。


王士禛是山东桓台县人,字阮亭,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当时,他的祖父王象晋是河南布政使,是地方的大员,掌管着河南一省的民事事务,家人也随之而来,因此王士禛就出生在河南,河南又简称为“豫”,因此,王象晋就给王士禛起了一个“豫孙”的小名,并且十分喜欢这个小孙子。王士禛小时候非常聪明,5岁就开始读书,没多久就开始学习《诗经》。祖父王象晋为官清正,因在崇祯末年看不惯朝政的腐败便辞官回乡,教养儿孙,并撰写了一部农学名著《群芳谱》,此书一直流传至今。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吸纳人才。这时的王士禛刻苦读书,接连参加了几级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考中进士,年仅24岁。这一年的秋天,他来到济南的大明湖,邀请当时的一些名士一同集会,吟诗作赋,他们“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王士禛“怅然有感”,当场就作了四首《秋柳》诗。令人叫绝的是,这四首诗通篇写柳却不见一个柳字,意境高远,文风含蓄,一时震惊文坛。他在第一首诗中写道:“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秋柳摇落,好似憔悴之人,良辰易逝,美景难流,这就令年轻的王士禛暗自生愁。四首诗意蕴含蓄,令人百读不厌。从此,王士禛在大明湖写的这四首诗广为流传。后来,济南的文人就在此成立“秋柳诗社”,并建了几间馆舍,观柳赏荷,吟诗作赋,人们称之为“秋柳园”。如今,大明湖还保留了“秋柳寒烟”这一景观。


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内页,左为王士禛画像


两年后,王士禛被任命为扬州推官一职。临行时,他的母亲再三叮嘱他要“务尽职守”,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来到扬州后,王士禛革除弊政,一心为民,受到扬州百姓的称颂。其后,他又参与审理了“通海寇案”。就在他上任扬州的前一年,明将郑成功和张煌言率余部继续在东南沿海抗清,一时间江南官民积极响应,郑成功一度攻下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但不久失败,退至海上。顺治皇帝十分震怒,就特派户部侍郎叶成格和刑部侍郎尼满坐镇南京,追查迎降郑成功的官民。当时,株连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旨,皆坐故纵抵罪”,有些人还借机诬告和陷害与自己有嫌隙的人。王士禛得知情由后,参与勘问此案,对证据确凿者严惩不贷,而对一些查无实据者全部释放,使许多人免遭杀戮,而对那些挟私仇以图报复诬陷他人者则严厉惩处。王士禛明察秋毫,令两位侍郎十分钦佩。王士禛在扬州期间,清正自守,每日只吃一两个蔬菜。虽然身为推官,但他不名一钱。有一次,他的一位诗友许天玉为参与会试去向他借盘缠,但他无钱可借,还是夫人张氏将手腕上的镯子脱下给了许天玉,以作会试之资。在他离开扬州时,写了一首诗:“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在扬州期间,王士禛以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为表率,清廉自持,身上所有的也只是“数卷图书万首诗”。 顺治十八年,王士禛游览太湖,因为喜爱太湖中渔洋山之秀美,便称自己为“渔洋山人”。后来,王士禛又在江苏、四川等地做官,他为官清正,诗文俱佳,因而在历次的吏部考核中都名列前茅。终于,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被年轻的康熙皇帝破格提拔,再一次来到北京,以翰林的身份入值南书房。这一年,王士禛已经44岁了。


儒林典型  博学善诗文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将自己读书的地方南斋改为南书房,选用翰林学士入值,而这些学士也就成为了皇帝的侍读和侍讲,可以代皇帝拟旨,甚至可以参与政事。王士禛入值南书房后,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并对他的诗文赞赏有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诏让王士禛进呈诗稿,王士禛便选录了三百首诗,定名为《御览集》,进呈御览,康熙帝看后称他“博学善诗文”。从此,王士禛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后来,王士禛不断升迁,官至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等职。在左都御史任上,他审理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有关皇室成员的“克什兔案”。克什兔是旗人,有一次他患了毒疮,病情十分严重,因此,他便请名医张希仁为他治病。可等他病好之后,克什兔恩将仇报,私造契约,诬陷张希仁全家卖给了他为奴,并且恶人先告状,将张希仁告到官府。王士禛接下案子后,不畏权势,在审明案情后判张希仁无罪。王士禛执法严明,不徇私情,终于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升任刑部尚书,成为了六部的大员。


当上刑部尚书后,王士禛勤勤恳恳,专心为民,审理了不少冤案和疑案,一时被人称颂。此时的王士禛位高权重,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读书和写诗,而他在诗歌方面主张的“神韵说”也被人们所认可,读书人称他为“文坛领袖”。然而,没过多久,王士禛就因“王五案”被康熙皇帝罢官。当时,太子胤礽刚刚被康熙帝所废,改封为理密亲王。恰在这时,王士禛在审理罪犯王五一案中,将王五判得有些轻,这就令康熙帝十分不满,再加上王士禛曾与太子有过诗歌唱和,“因与理密亲王酬唱,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在他离开北京时,“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而他的行李中只有几箱书籍。回到山东后,王士禛“闭门著书,不以一字通朝贵”。有一年,山东发生旱灾,王士禛境况凄凉,以致“瓶无储粟”,但他又拒绝山东地方官员的接济。六年后,康熙帝感念老臣,就下旨将王士禛官复原职,可是此时的王士禛已经疾病缠身,无法前往北京,就只好让儿子带着他的亲笔信进京谢恩。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王士禛在家乡离世,享年78岁,许多人无比伤感。他的门生、不久前写下传奇剧《桃花扇》的孔尚任专程从北京来到桓台县,亲自祭奠这位恩师。蒲松龄更是含泪悼念,写下了四首悼念诗,并在诗中称赞王士禛为“儒林道尽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王士禛被蒲松龄称为儒林典型,可见他在文坛中的领袖地位。王士禛自幼喜欢读诗,小时候读《诗经》时就曾发出过“枨触欲涕”的感慨。在他11岁时,有一次祖父命几个孙子对对子,祖父出的上联是“醉爱羲之迹”,上联一出,难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而年龄最小的王士禛却应声对道“狂吟白也诗”, 对仗十分工整,受到在场人的一致称赞。他在扬州任职时,就常与诗人和词人唱和,常常是“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来到北京后,王渔洋常与龚鼎孳等京师名诗人唱和,并将自己的一千多首诗作汇为一编,这便是有名的《渔洋集》,一时名震京师。在四川任职期间,又写下三百余首,编为《蜀道集》。不久又连续刻印了《八家诗选》和《十子诗略》等诗集。当名臣魏象枢读到这些诗集后,不住称赞说:“吾仕京师三十年,惟心折一阮亭耳!”可见,魏象枢对他评价是何等之高。王士禛的父亲去世后,他在家丁忧,在此期间编写了《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随后又编成了《蚕尾集》和《雍益集》,他一生写了四千多首诗,而他平生最为得意的诗集便是十卷本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而这部书也成为了清代初年精写刻本中的代表作。


盛世之音  断肠论神韵

北宋时期,大诗人黄庭坚将他平生较为得意之作选为一编,命名为《山谷精华录》,从而广为流传。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王士禛有感于黄庭坚编选《山谷精华录》一事,就将自己平生较为中意的诗作编选为《渔洋山人精华录》,由自己的门人林佶写样付梓。林佶是福建侯官县人,他工于诗文,精通书法,在诗歌的创作上以王士禛和名相陈廷敬为师,平生喜欢收藏书籍,并建有藏书楼朴学斋,收藏有许多珍本秘籍。林佶书法功力十分深厚,尤以楷书见长,“小楷、篆,隶师汪琬,笔意刚健,尤精小楷。”汪琬所撰的《尧峰文抄》、陈廷敬的《午亭文编》、王士禛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古夫于亭稿》就是由林佶写样,而这四部书就被称为“林佶四写”,在清代刻书史上极负盛名。


  《感旧集》是清代王士禛编选的一部诗集


清康熙时期,刻书开始流行一种写刻体,也称软体字,这种字体软美秀丽,近似清代的馆阁体书风,看上去十分规整。这种书风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极为盛行,而这一时期的写刻本就被称为清三代精写刻本,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写刻字体。林佶是王士禛的门生,因此他在写样的时候就一丝不苟,每个字看上去都极有精神。写样之后,就交由王士禛的另一位门生顾嗣立的秀野草堂刊刻。顾嗣立是苏州人,秀野草堂是他的藏书和刻书处,在康熙时“海内知名,士造吴者无不流连”,就连当时与王士禛并称的名家朱彝尊都亲自拜访,并称赞秀野草堂“插架以储书,叉竿以立画,置酒以娱宾”,还对秀野草堂所刻之书赞赏有加。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也就是王士禛去世的第二年,他的两位门人林佶和顾嗣立都考中进士,被时人所乐道。


这部康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为竹纸精印,纸色略黄,通篇手写上版,楷法精妙,字体流畅。卷前有“渔洋山人戴笠像”一幅,看上去仪态闲适,宛若渔夫,卷目下题“门人侯官林佶编”。自从康熙初刻本流传开来后,人们竞相争购,但初刻本一般仅印几百部,因此康熙刻本在雍正以后被多次翻刻,并且翻刻得极为精妙,与原刻相差不大,而这些翻刻本曾被不少版本学家视为原刻。雍正时期,因避讳雍正帝胤禛,王士禛的名字被改为王士正,而在王士禛的不少文集中,有些尚未改名的“禛”字还缺最后一笔。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又给王士禛赐名为王士祯,因此在清代刻本中“王士禛”和“王士祯”并用,成为避讳史上的一个趣谈。


清代王士禛编写的《唐贤三昧集》


清代早期,有许多诗人都是所谓的遗民诗人,他们感伤身世,心念故国,因而在诗歌作品中就不免有些悲愤和怨望之词。可当王士禛、朱彝尊及查慎行等人出现在文坛后,这才有了“国朝”诗人,也才有了盛世之音。当时,王士禛和朱彝尊并称为“南朱北王”,但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还是王士禛。王士禛在康熙年间曾一度位高权重,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以致“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而王士禛最为有名的诗歌理论便是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南宋时期,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坚曾写了一首《梅》:“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忽觉坐来春盎盎,因思行过雨潇潇。”这首诗虽然写梅花,但没有出现一个“梅”字,因此王士禛就评价此诗说“甚得梅花之神韵”。早在王士禛24岁时,他在大明湖写的四首《秋柳》诗就是神韵诗的代表作,而他最具有神韵的诗作便是《秦淮杂诗》:“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里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在一个春意浓浓的雨天,王士禛身在舟中,望着“十里雨丝”在风中如丝般缓缓飘下,这种景象就像即将逝去的秋日。因此,王士禛在秦淮河上魂牵梦绕,眼前如秋般的春景令他无比断肠。当乾隆时期的大学者、曾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读到这首诗后,认为王士禛的诗“专以神韵为主”,并盛赞道“酝籍含蓄,实是千古绝唱”,可见评价之高。


王士禛这些具有神韵的诗作仍被今天的人们所传诵,而那些写刻精美的康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在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雨后,依然给人们讲述着“一代诗宗”王士禛的故事。 


标题书法/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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