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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开棺定疑案:一起历经25年盖棺定论的命案

南京刑事2020-11-26 14: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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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述之这是一桩三十多年前的旧案,在过年刚满三十年时,有人把它写成小说《开棺迷案》,在报纸上连载。接着有人揭开谜底,再后又在《上海滩》杂志上发表《两次开棺验尸奇案》。说明时间并没有磨去人们的记忆,从而使这个奇案更广泛地流传。


这个旧案之所以被人称奇,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听说过相同的前例。因为自古以来多有传奇公案,大都属于冤案,而硬将真正的杀人犯说成是冤遭不白,而且不乏有力者为帮腔,可就算奇中之奇了,对一般读者仍是传奇,但对审判人员来说,则不仅是传奇而且是审判业务必修的一课。




怎样才能做到“法不阿贵”

——25年审断的一起杀妻案


作者:韩述之


✦ 无因之死


被告人李明哲,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1923年生,河北省唐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1957年8月起任吉林省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所长。1964年8月调上海市。


死者张荣,女,生前是吉林省科委人事科长,1929年4月1日生,山东省栖霞县苗家庄人。1945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死时32岁,1950年与李明哲结婚,共同生活达十二年,生有一子(小虎)一女(小荣)。1962年12月15日突然身亡。死前一天下午,两人同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又同在饭店吃过馄饨和烧饼等点心。回家后李明哲给儿子做了晚饭,为张荣煎好中药并倒给张服下,当晚两人同睡一起,第二天李给儿子吃了早餐并打发他上学后,曾到机关去过一次,不久回家,直到经常来为张荣看病的中医王乙修前来敲门,李应声开门后才说:张荣又犯病了,正想请你来看呢。这是李第一次对人说张有病。王揭开被子观察,用手放在张荣鼻前,已没有气息,脉按搭不出,用针刺人中,已无反映。王叫李快请西医抢救。所里医生关崇文赶来,打过强心针,转送吉林医大第二医院抢救,实际已死亡。关崇文建议作尸体解剖,以判明死因。李明哲听到后,即放声大哭,哭诉“人已死了,还要割得乱七八糟”,表示于心不忍。经党委第二书记蔡仁堂、监察委书记贾立夫等商量,只作小解剖,查明有关病变,据医生剖验后口头报告,即在两天后(17日)埋葬在长春烈士公墓。医大二院的尸体检查报告在1963年1月15日始行提出,内载:尸体特征,颜面紫青色,两手指甲亦青紫,食道、胃内除有部分食物残渣及粪便外,粘膜上未见溃疡或出血,肺明显呈淤血水肿。于小支气管内可见少量碎烂物质,气管、喉头及脑,因家属不同意,故未解剖。镜下检查从小支气管内取出之物切片后,于其中见到植物纤维,已消化的横纹肌及角化上皮。结论是死者张荣很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呕吐,误咽食物于气管内,最后窒息而死,仅在显微镜下小支气管内发现微量植物纤维等就可以致人于死亡,无异就是“无因之死”。


✦ 揭发经过与“四清”中的交代


死去的张荣被黄土埋葬了,但留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阴影却难以消失,当李明哲在张荣死后五个月,公开与附属工厂的新欢(即1962年春节趁张荣回山东探亲时,被李带至家中连续奸宿的黄某)结婚之际,即有署名一个共产党员的人写信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发:李有害死张荣嫌疑,并揭发李于1961年4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把在舞会上勾搭上的北京汽车厂女青年孙秀文,冒充光机所职员,带进北京和平宾馆奸宿达两周之久的腐化事实。经中监察委发文吉林省监委转发长春光机所。当时组织上拟成立专门小组搞清李的问题,适逢中科院裴某某到长春检查工作,指示暂搁。随后,李明哲于1964年8月即被调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任党总支书记兼副所长。四清运动开始,在群众揭发中,原长春光机所医生关崇文在1964年12月间向所党委揭发1962年9月李明哲曾在所医务室取过安眠药(苯巴比妥)两次,其中一次为100片曾经关崇文开具处方,李妻之死,极为可疑。光机所党委向吉林省监察委汇报后,省监察委于1964年12月28日结合1963年揭发处理的检举报告,向省监察委报请中央监察委,说明李已调走了,难以处理。经中央监察委于1965年1月25日转发中科院华东分院再转到了上海光机所。在此之前,上海光机所群众对李的揭发,主要是生活铺张浪费,以公款供黄某挥霍,在接到上述材料后,李明哲遂被列为重点,但以李的主要问题系发生在长春光机所,乃于1965年8月27日送至长春光机所,交群众揭发批判。李明哲在长春期间,曾交代张荣是在他气逼之下服毒自杀,并写了书面交代“我是怎样和平演变的”,长春光机所据此认定张荣之死是李气逼所致,并于同年10月17日将李明哲送回上海。


上海工作组接手后,认为长春认定的张荣被气逼致死的结论不可理解,按张荣生前情况,自杀很少可能,必须进一步弄个水落石出,遂于1966年4月6日成立专案组。在此情况下,李表示愿意作彻底交代,并在1966年6月22日比自己预定日期主动提前两天,找专案组交代:“张荣之死,是我在张荣煎中药时,把事先预备好的安眠药粉倒在玻璃杯子的药汁之内,并用筷子搅了几下,给张荣喝了下去的。张荣在喝药时说药好苦,喝到下边时比较浓,喝不下去,又叫李用筷子搅了几下,才喝下去的。张荣喝药后,就脱衣躺下了,大约半小时,呼噜打得很响,我就把被子给她蒙上。第一次去听,呼噜声还很厉害,我又给她紧了紧”。在这次交代后,4月25日、5月31日、6月15日,还写过三次详细交代,从如何开始堕落,到张荣死后怎样设法掩盖罪行,都写得很清楚。


尽管李明哲的口供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但专案组并没有就此结案,而是进一步组织力量前往长春进行开棺检验。

✦ 1966年第一次开棺


1966年4月25日专案组人员与法医蒋培祖,在长春的公检法机关协助下,对张荣尸体进行发掘,挖掘出的张荣尸体,已呈木乃伊化,取出了已萎缩的脑组织297克,回到北京时,将80克送交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进行化验,未检出苯巴比妥成分。工作组回到上海,将带回的脑组织交由上海市检察院的法医冯蓝松化验,检出了苯巴比妥药物成分,并在显微镜下拍下了结晶体的照片。为了测定脑组织中含药分量,又经专案组送请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曾衍森教授。在冯蓝松所作定性分析基础上,用最新紫外光谱检测法测定每100克脑组织中有苯巴比妥22.6毫克。专案组根据调查和验尸结果,对证报告口供认定张荣之死是李明哲投毒所致,已不容怀疑,遂于同月20日报请批准对李明哲逮捕。李在押期间,1967年11月2日有一个叫乔世民的人,被教育释放出所。李托乔带信给他的家属黄某进行串供。信里写的,尽是如果有人查问什么,应怎样对付,同时打听“如听说药物所解剖没有查到什么东西,就送美加净高级牙膏一支(小号);如没听说有所谓药瓶就送洁民肥皂二块;如听说有所谓药瓶,就送毛巾手帕二条(最次品)等等”。同时唆使黄某,让她动员张荣的姐姐和大孩子到单位、市革会直至中央去为他申冤。写满了两张草纸。由于遭到受托人的揭发,并交出原件给看守人员,遭致败露。


“文革”期间,李明哲是已定性的刑事罪犯,不是“文革”斗批的重点。他从长春转回上海,所供出的犯罪事实、情节与张荣死亡情况和事物都吻合。与“文革”逼供信明显不相干。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对事证的审理核实,于1975年6月25日判决李明哲犯杀人罪,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聆判后,不仅当场表示服罪,并随即写出了万言认罪书。说过去所以翻供,是怕处死。在以后关押期间一直表现接受改造,经常向管教人员汇报思想,反映情况。


“文革”后李明哲全面翻供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首先是黄某教唆张荣所生子女出面申诉,四处呼冤,包括党中央、中科院、最高人民法院许多部门。声称李明哲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要求给予平反。这时,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李明哲,李也还是自承投毒杀妻不讳。由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李明哲认为有机可乘,始于1978年5月28日第一次提出申诉,所提理由是:张荣死时已经过吉林二医解剖;张荣长期患病,张与自己都患有失眠,都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取药是公开、光明正大的;文革中因备受折磨,所作的是违背事实的交代。张荣死时已可以火葬,如果心中有鬼,决不会不焚尸灭迹,不仅尽翻前供,而对张荣死前春节期间他将黄带至家中奸宿的事实,也加以否认。


尽管法院对李的申诉作过口头和书面批驳,但随着复查“文革”冤假错案的开展,李明哲的申诉也一步步升级,投诉的处所越来越多,为之向高层转信的也大有人在。某些与李有旧,身居高位的人,也有出面为其呼冤的。其中包括1963年指令长春光机所搁置调查,并随后将李调往上海的裴某,就曾联合四人直接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转到复查人员手里的信件虽多,却无足以动摇根本事实的证据。尽管案发时未做必要的调查取证,即死亡当时的尸体解剖,未尽应有之能事。


尽管如此,对以下几个事证,却仍是不可动摇:


1.张荣之死,从头天中午至第二天近午,整个时间之内,只有李明哲一人在其身边,对张的生活情状行动举止,论人情物理,无论如何,总应该有言之凿凿合乎实际、令人可信的说法。这一情况出于一个一般群众,也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李明哲未能做到这点。


2.开棺检验,在死者张荣脑组织中化验出含有多量的苯巴比妥,总的中毒量虽难以确切计算,主要因为有的重要器官,特别是胃、肝等无法再做检验,但确认张荣死亡是苯巴比妥中毒,不能认为证据不足。


3.药物来源,确定李明哲从光机所医务室索取过两次,不仅有人证,其中还有百片苯巴比妥,在被查出的1962年9月3日的处方中可证。


4. 李明哲1966年4-6月间所作交代,对思想动机、投毒经过、既有过程,也有细节,应该认定是合乎事实,证据力不应轻易怀疑。


再有,李明哲思想生活上的腐败,在干部队伍中真是难以设想,虽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但在考察犯罪动机、情节时不能排除在参考系数之外。


在复查中以某信访局为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脑组织验出的药物成分,不够致死量,是死者张荣久病失眠所致。最高人民法院曾将全案送公安部刑事技术研究所审查,经该所法医陈世贤、于德君在1980年9月2日共同分析论证:因开棺检验只是脑组织一种,时间在埋葬3年5个月以后,难免有些流失。特别重要的是,当时吉大二医只注意检查有无胃溃疡之类病变,胃液被用自来水冲掉。很难设想:胃里没有,而能进入脑中。脑子里的苯巴比妥,也不可能是平时服药的积累,如果是平时所积累,那么,一天到晚都会在昏昏沉沉之中,肯定只是一次进入的。


吉大二医报告中说:可能是睡梦中呕吐,误咽食物进气管,窒息死的。也只有因服有大量安眠药,睡得很死方可导致,不然反射不会消失,这更说明实际服的较检验出来的量要多。结论是:“根据尸体解剖和吉大二医所记载的尸体现象看,判断张荣之死,不是机械性窒息死亡,不是其他原因死亡,是服大量安眠药死的。”其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一度商定,要结束复查。可是,不仅未能实现,且不断有人前来督责,以至于说耀邦同志已批过四回,难道要再批第五回吗?


其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不过是在信件上批有这样字句:“抓紧认真复查,如果错了,要作实事求是的纠正,并将处理结果上报”等。


1987年第二次开棺


由于平反的意见未被接受,信访局在1986年初向最高人民法院调去了全部案卷,会同中科院党组、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中科院干部局以及中科院北京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调查组。从这年3月份开始,进行了大范围调查,其间到上海与上海高院、市委政法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召开三次座谈会,怀揣胡耀邦同志批示的复印件。不知几时,他们有了一项重大发现,是卷内记载1966年4月开棺,曾有80克脑组织,曾经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验,但没有化验结果的报告。经追踪查问,在药检所见到原件底稿,得悉药检所当时经过化验,没有检出苯巴比妥成分。据此,他们立即委托医科院药研所以动物进行模拟试验。经该所两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研究生给小狗服用苯巴比妥89片(每片0.03毫克),小狗并未死亡,在狗脑中未检见药物。调查组据此确定1966年药检所检查不含苯巴比妥的结论是无可怀疑的,而上海市的法医检定含有苯巴比妥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看来,这无异是一次“石破天惊”的突破,乃至不负责任地说,上海检出的苯巴比妥是有人在回程中加进去的,于是写出了《关于李明哲申诉的调查报告》,肯定张荣脑组织不含苯巴比妥;李明哲的口供是逼供的产物,不宜作为定案依据;死者张荣的死因,从现有的材料看,气死、病死、吃安眠药后造成食物误入气管窒息致死、自杀、他杀均有可能,不能排除任何四种,而肯定其中某一种;对原判及复查所认定的证据都站不住脚,结论是“从全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荣系服大量苯巴比妥致死。对李明哲应立即无罪释放,并做好一切善后工作”。报告分送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文上海市高级人们法院,着手另组力量进行复查。尽管这些论断本身自相矛盾,如所说五种可能死亡原因,不能排除任何四种,肯定一种,却又提出肝昏迷死,不能排除。至于毫无根据说工作组曾在带回部分脑组织中加进了苯巴比妥,更是忘记了这句话的法律责任。当然,问题聚焦点是对存在的两个不同的鉴定结论,怎么使这一问题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7年1月17日,召开了一次有曾参与过鉴定专家参加的会议,讨论中仍各执己见,认为各自所作结论不容怀疑。参加会议的曾衍霖(曾对原鉴定结果做过定量分析)两教授建议:可再次将尸骨剜出,从脊椎取出骨髓,再做一次鉴定,因现在的仪器设备和测试手段,苯巴比妥的化学分子式很固定,不易破坏。如果1966年测试出的数据不错,骨髓中也一定能够化验出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建议,于1987年5月7日在调查组的参与下,会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春市公安局进行了第二次开棺,从尸骨各部位取出了腐败物、骨骼和从骨上刮下的腐败物,采取检材21件,分成两半,一半加封后,于5月8日送北京公安部法医研究所进行检验,一半加封由调查组保存。该所在同年6月份会同北京市公安局毒化分析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及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部门组成了联合鉴定组。对上述检材进行了全面检验鉴定,经全体工作人员近一个月的努力,在21件检材中的19件,检见了苯巴比妥,并拍得结晶体照片19张。只有靠棺木旁和棺盖上的泥土中取下的检材没有检出苯巴比妥。最多的是胸椎部下腐败物含30.61毫克,最少的是右股骨含0.29毫克,经专家综合计算,张荣当时口服达3600毫克之多。


这鉴定可谓来之不易,根据公安部《苯巴比妥酸类安眠药中毒检验的研究》一书记载,只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一成年女尸经过十年,尸体已经腐烂,提取接近各脏器部位泥土,曾检出过苯巴比妥的实例。而本案张荣的尸体已埋葬二十五年,尽管苯巴比妥分子比较稳定,在检验之前,确实有人担心,如果检查不出,则是平反了“冤案”,制造了冤魂。


杀妻,铁证如山


经过专家的联合鉴定,张荣的死亡是苯巴比妥中毒,已无可否定,但是对1966年开棺取出的脑组织,经过两次鉴定,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二次开棺时,冯蓝松法医已经去世,但据药品生物制品所保存的材料已足说明,当上海法医在带回的脑组织中化验出有苯巴比妥后,曾函告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指出他们没有检见是操作方法上存在差错,并附去上海化验时所拍下的结晶体照片,请制检所再做一次试验。制检所再做过一次,但仍然没有验出,并认为上海的结论不对。当时上海工作组应受指责的,不仅仅是未将这个材料附卷,且最后追查,始终没有着落,说明其工作的无序。对两种不同结论问题,在1987年1月召开的专家研究会上,公安部刑事技术研究所二所陈世贤、徐婉两主任和上海市公安局吴炳炽、蒋培祖两位法医,均认为是检验操作人员未能熟练掌握从腐败物中提取净化药品的方法的缘故,当时未被与会者的多数所接受。很重要的一点,是调查组在发现有两种不同鉴定结论时,委托医科院药物所,以狗作过的模拟试验,在狗脑中也未检出苯巴比妥的成分。这就更使部分专家产生疑问。在这次会议期间,上海市公安局毒化分析室法医吴炳炽同志,曾详细询问过医科院具体负责试验的袁志民同志,进行化验的情况,在听了袁的回答后,吴炳炽法医曾作过口头解释说明。以后袁志民同志又在公安部法医研究所工程师赵敬真指点下再做了一次,果然检见了并且也拍下了结晶体,这才口服心服,最后他在张荣开棺验尸联系鉴定公布时正式作了说明。这正是冯蓝松法医生前说过的:“隔行如隔山”。原1966年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负责化验过脑组织的两位教授也说:“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相信科学。”李明哲投毒杀妻,铁案如山。


往事,不仅仅为纪念


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了,在人们中可能会作为传奇流传下去,对审判人员来讲,则不仅仅是传奇,而是要记取在一般教科书上读不到的教益。


首先是须经审判的案件,必有规范的审理。审判人员办案中,在采证上不能有半点主观随意性,必须掌握逻辑,注重完整的证据体系。对原始证据不够充分的案件,充分发挥法庭调查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对事件发生的过程与相关情节,应“打破砂锅问到底”,审讯要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对被告供词,证人陈述存有矛盾、出入之处,只有在公开的法庭上,一一加以质证,才有可能达到丁是丁、卯是卯。那种一味追求直接证据,把背靠背的反复调查与责令交代,作为主要手段,常常会事倍功半,甚至会治丝益棼。李明哲案所以如此纠缠,于审理不够规范,不无关系。


其次是怎样发挥审判人员在独立审判中的“独立”作用,不受法律以外的干扰。最重要的在于掌握案件的最基本事实,在具有确信的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理相对。理直才能气壮,胸有成竹,始可胆大。所谓批示之类,只能视为是一种督促。它不可能是要怎么处理或不要怎么处理的指示。因为他们不可能直接掌握到实际情况。千万不要被站在旁边的人唬住。作为审判人员一定要有一根主心骨。


第三,法医鉴定,在审判上具有较高的证据力的,但也应经审判上审定。也就是说,鉴定的结论,要与案情实际相吻合,不能是审判上的孤证。李明哲案之所以有两种结论,实际上是头一个鉴定在技术上走入了误区,第二个鉴定是法医对之进行了纠正。但从这一事件中也说明,鉴定也有审核的必要。冯蓝松法医1969年对张荣尸体检验鉴定做过一次分析说明,其中就这样说过:“苯巴比妥类安眠药物中毒结合分析研究现场情况,中毒症状、死亡经过、毒物来源、案情以及法医检验和化验等多方面有关情况,才能作出判断”。这对审判人员来讲,也是一种启发。

                                               1994年3月



[生平简介]

韩述之(1909年-1999年)安徽省太湖县人。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的法学院。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曾在上海(地下)市委做政情资料研究工作、淮北江淮大学筹备处担任秘书长。1943年2月至1946年1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1946年1月至1949年5月在上海(地下)市委接管小组担任召集人。1949年5月至7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法院接收处副处长。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1950年8月至1952年8月任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兼任市军管会军法处处长。1952年9月至1955年4月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1954年至1958年7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1958年底,因被错划为右派而调离法院)。1960年至1972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任研究员。1972年至1978年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员。1978年12月至1984年12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1978年12月起先后兼任市政协法制研究委员会委员、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员、市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84年12月在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岗位上离休,任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1999年6月在上海病逝。




[师爷附记

今天,师爷要讲讲老院长的印象,其中,特别要介绍的是韩述之老院长。


对于韩述之老先生,我是有深刻印象的。1982年9月我入职法院。三个月集训后,我被安排在上海高院研究室工作,这两年的工作经历是我卅六年司法从业最重要的一段。因为,法院系统的研究室只内设在高级法院,所以,当年的上海高院研究室是系统内的智囊团,作为18岁的我与法院资深法官在一起工作,耳闻目染,学而时习,虽然做着小皮匠生活,但时有长进。


第一年,跟着第一位师父蒋浚泉学司法统计,故事我在另文中已有表述。第二年,室主任卢剑青把我调到了调研科,那儿专司政策研究的。记得,进研究室之初,主任就与我说:在这里,你会有许多的积累,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啊!科里的陈仲余、刘同乐、杨传书、梁瑞麟等老同志,都是与我父亲一般年纪,自然就有种尊敬之心,光从这些名字听来就不同凡响,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从事司法工作的。虽然在那些年,因为种种原因司法机关遭到过破坏,但法院这块牌子始终是存在的,他们所经历的,就是前卅年的司法历史,用现在的话说起来,就是司法文化的积淀。


由于研究室的工作职能关系,干警们的办公室自然离院长室很近,所以,院长们时常来布置工作,有时亦来串串门子。我知道的就有杨时、韩述之、李继成、袁成瑞、何心如、赵宝玲等等,这些老院长都是离休级别的,可上下班也是几个人合乘一辆轿车,下班时,小车停在上海市福州路209号门口,老院长们见车来了,一个个“鱼贯而入”,然后,司机按路线远近,把他们送到各自的府上。呵呵,相较于现在,比较一下就知深浅。这中间,就有时任副院长的李继成,老头很倔,尽管脚腿不灵便,但说起话来中气很足,有介绍说他是红小鬼,参加过长征的,又有坊间传说是红四军,文化不高,不然那是现在的位置;还有就是韩述之老先生,老同志称他曾是地下党,解放前在国府的上海法院当过推事。一位红小鬼,一位地下党,这对于当时的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别看韩老已年逾七旬的年纪,但走起路,精神闪烁,眉宇间透出一种沉稳与坚毅(这在以后读了他的文章更有这种感觉)。室里即使那几位老同志也对他相当尊敬,而我那是还只是小屁孩的年纪,只有在旁观察的份儿,是不敢贸然多言的。但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替韩老先生誊抄过文稿,用的是专用的行距有1.5厘米,两边有很大空档用于修改的8开纸,誊抄的文稿内容因年代久远,记不清晰了。

我是很乐意的,这种学徒式的学习,哈哈,眼勤、手勤、腿勤,……学得的全是自己的,也为以后打下基础。只是,与韩老交集的机会不多,因为,1984年底他离休了,虽后聘为咨询委员会成员,但机关已不常来而不得见。我也在该年底调至上海中院刑一庭,投入已在1983年8月开始的依法“严打”的工作中。


直到多年以后,读到韩述之老院长的这篇文章,感触相当深刻,因为,自己已在这个行当摸打滚爬多年,领悟许多,感触亦颇深了。

海上张华,男,1964年生,现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微信昵称:绍兴师爷,因祖籍浙江绍兴,平生喜好文字,故自称。从业格言:法律的生命既在于逻辑更在于经验。师爷特别欣赏美国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所说的:审判与法律实务或法律教学行当完全不同,不干这一行,你就不可能理解审判。”19829月进法院工作,自始在高院研究室工作;1984年至2010年从事中级法院的一审刑事审判,2010年至今在少年审判庭从事刑事、民事等综合审判。



南京刑事

ID:wangyingqing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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