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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期【史学研究】颜浩:漫云女子不英雄——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运动

史学研究2020-11-20 16:24:32


作者:颜浩 文章来源:《看历史》2013年2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简洁而不失隆重,但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也就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却令人意外地迟到了。

这真不能怪他们,都是一群女人闹的。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邀约他一起去参加大典。没想到刚要出发,就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剑,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好说歹说,纠缠了许久,女兵们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喝叱道:“大总统今日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快去总统府,高呼万岁!”

听得他如此说,林宗雪冷笑几声,转身率队离开,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到了地方一看,就职典礼已经完成,现场早就人去楼空。好不容易找到秘书长胡汉民,见面便询问为何来迟,两人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宋教仁余怒未消,愤然说道:“她向我要求参政权,岂不好笑!”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龙公馆不比这处快活得多么?”三个男人相视大笑,握手称贺,共祝革命大业成功。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庆典日女兵阻路和三要员的轻慢态度,只是民初女界要求参政权运动中的小插曲。清末几十年,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女性参政的意识也逐渐萌生。尤其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于“女国民”的阐释,将女性视为与男性同等的“国民”,对突破“女性附庸”的传统认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秋瑾这样的先觉者,已经明确地以“国民女杰”自居,呼吁女性担负起“国民责任”。大力倡导女性革命的金天翮,则直接将女权与参政划上了等号,认为“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

虽然金天翮声称“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但晚清女性对于参政权的争取基本上是纸上谈兵,很难真正付诸实践。不过清末政局的急剧变动,给了那些怀抱济世理想的女性以机会。辛亥革命期间,众多女性也和男子一样,积极奔走国事。革命成功后,“同享共和幸福”自然成了女界的新目标。临时政府甫一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便派遣会长林宗素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当面表达了共同参与政治的意愿,但孙中山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自由平等之真理。”在同一时期回复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的信函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承认天赋人权和男女平等,也认为女性应当拥有参政权,但并非当下可行,而是寄望于将来。

孙中山对于女性参政的拖延态度,是基于对女子教育水准和社会能力的不信任,这在当时社会中颇具代表性。事实上,在女性参政资格这一问题上,女界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由伍廷芳夫人何妙龄、张静江夫人姚景苏以及张昭汉、汤国梨等女界名流组成的神州女社,便主张暂缓女性参政权的讨论,只要“国会决议时为女界预留旁听及参政一席”即可,而呼吁先将重心放在“共和国高尚纯全女国民”的养成。孙中山对此论点大为赞赏,称其为“愿力宏大,志虑高远”,并愿意拨款五千元,赞助神州女社开办女子法政学校。


(左图)女杰唐群英。(右图)1912年9月孙中山复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但以唐群英、张汉英等人为首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则坚持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争取官方承认女性有参政的权利。现在不抓住革命胜利的难得机会,“同享共和幸福”的愿景只怕终将沦为空谈。更何况在她们看来,以“水平不够”为由不给予女性参政权,其实质是对女性的歧视,与男女平等的基本观念大相背离。为此她们多次上书临时参议院,强烈要求将女性参政权明文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下旬,临时参议院开会讨论《临时约法》。很快会场上便传出消息,对于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一事,参议员中“不赞成者居多数”。果不其然,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参议院通过,其中只写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女界人士翘首盼望的性别平等,没有体现在这部新制定的国家宪法之中。紧接着3月18、19两日,参议院专门开会,讨论唐群英等人提出的女子参政权案。最后结果再次让人大失所望,参议院否决了议案,理由仍然是“时候不到”这一条:“本审查会一再讨论,多数认为吾国女子参政亦应有之权利,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

当参议院对《临时约法》进行讨论时,便有女界代表放言,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当以匕首炸弹对付议员”。得知提案最终被否决后,3月19日上午,唐群英、张汉英便带领二十多人,闯入参议院抗议。她们不在旁听席就坐,而是直接冲进议事厅,“与众议员杂坐”。之后在讨论女子参政案时,女士们“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下午她们又试图阻止议员出席会议,“竟坚执议员衣袂,禁不听前”。议长林森只得下令守卫干预,迫使她们退入旁听席。第二天,由于求见议长不果,唐群英等人再次闯入议事厅,“将玻璃窗片捣毁,并将各议员未经发表之议案藏之抽屉者,搜索一空而去。一警兵稍有违言,女子等以足踢之,立仆”。21日,抗议者增加到六十多人,并且携带了武器,议长只得电请总统派来近卫军士二百人救援。受阻的抗议者转而奔向总统府,孙中山答应向参议院斡旋,并派遣自己的女儿一同前往。参议院还算给总统面子,允许女子同盟会再具一呈,将约法重行提议。但几天以后,唐群英又一次带领数位女性闯入参议院,“强要改正临时约法,大肆哮骂,势将用武”。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临时政府决定北迁后,谋求参政权的女志士们也将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北方。4月8日,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等数个团体召开联合大会,合并为女子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基本宗旨,并宣称为了女性的完全参政权,“吾党当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

女士们的“雷霆万钧之力”很快得到了施展的机会。8月13日,在同盟会等五政党合并为国民党的改组会议上,唐群英和沈佩贞到场,质问为何不通知女会员参加,以及为何在党纲中删除“男女平权”条款,并大骂宋教仁甘心卖党、独行专断,“一般男会员垂头丧气,无可争辩”。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唐群英再次到场抗议,痛斥删除男女平权条款是“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并当众对宋教仁动武:“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据说,唐群英事后也感到后悔,曾找到宋教仁,主动检讨了当时的失礼之举,不过这已经改变不了她的公众形象了。向来被视为纤纤弱质的女流之辈表现得如此勇猛,委实令时人大为惊异。难怪媒体在报道中常会使用“燕支虎”(胭脂虎)、“雌威”等贬义性词汇,批评她们为“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数十女子专利”。唐群英掌击宋教仁的这一出闹剧,更是屡屡受到嘲笑。小说《留东外史》在写到这一段时,则直接以“母大虫”冠名唐群英,讽刺她“连字都认不了几个,偏会办报,偏会做论说”。

唐群英出身于湘中名门,自然不是“字都认不了几个”的无知女子,之所以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显然与她经常诉诸武力的强悍表现有关。就在民国元年年底,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唐群英,还因为家事处理不当,再度受到“程度不够”之类的质疑。当时她的弟弟唐乾一纳了上海名妓金镶云为妾,得知此事的唐群英异常愤怒,跑到弟弟家中,将家具等物件捣毁一空,还用铁条将金镶云的头部打出了两个洞。一件家庭内部纠纷演化成了流血案件,唐群英的暴力作风自然又一次遭到口诛笔伐。

女英雄们屡屡上演的“全武行”,的确使许多人印象不佳,并因此对女性的参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年初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时,便有议员表示,对于女子参政一事,本无必不赞同之意,但今日这么一闹,方知女子果然程度不齐,不堪委以大任。当时《申报》的社论也认为,由于女性受教育的人数有限,普遍水准不高,大多数女子对法律和政治一无所知,即使赋予其参政权,也只能是徒然当作摆设。由此引申而来的另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是,女性从生理到心理都更适合家庭,不宜于参与政治。“男主外,女主内”是各展所长的自然规律,不存在高下之分,刻意强求反而破坏了规律,于社会并无益处。

晚清《图画日报》第12号上刊出的政治漫画“女界风尚之变迁”,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呼吁女性解放。

这一论点在女界内部也不乏支持者。《民立报》上曾刊登张纫兰、张孝芬等女士的来书,认为男女的生理构造天生不同,“吾人应尽天职实较男子为尤繁且重……诚不知有何余力与肉食者角逐于政治之林”。因此与其盲目追求男女平权,不若提倡“平权分职”,男女各司其天职,“内外乃对待之词,非不平等之谓”。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神州女报》副社长杨季威便撰文予以反驳,认为男女特性并非天生不同,而是由不断练习和大量训练所造就的。既然女性和男性同为人类,只要加以训练,女性也一样能适应参政。而且当时已有女性外出从事教育、实业等工作,于家庭并无妨碍,社会也多能宽容,为何一旦事涉参政,便独独不被允许呢?

杨季威的这个提问,其实点中了“女性参政权”议题的命门。在论辩中已有人使用“牝鸡司晨”一词,来形容女性对参政的热衷,这暴露的不仅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惯性,还有男性世界对妇女拥有知识和权力的本能恐惧。唐群英就曾指责那些反对女性参政的议员并非基于公心,只不过是“怕女子有参政权,将来或选为议员,或任为行政官,夺了男子的饭碗”。

辛亥革命期间的上海女国民军。

其实害怕被夺去的并不仅是“饭碗”,还有男性在能力、智识和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姑且不论,即使晚清以来女性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女子的作用仍然被限定在“齐家”和“母教”的范畴之内。兴办女学、让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当好“国民之母”做准备,这几乎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共识。而如唐群英这样以强悍的进取姿态,突破内外之别,力图在男性的专属领地中占据一席,这足以令措手不及的社会公众感到不安。即便在自身所属的新女性群体中,唐群英也同样不易找到认同感,可见她挑战的并不是简单的两性问题,而是深藏在内的文化心理。

“超固能文皆俊杰,木兰再世又英雄”,这是1904年唐群英东渡日本求学前,族人唐云樵赠与她的诗句。这些“再世花木兰”身处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希望以一己之力打破歧视,争取平等,攻入男权社会的禁地,便不得不采取一些激进或极端的姿态。喜好做男装打扮的秋瑾,就曾如此表达她的想法:“在中国是男子强,女子弱,女子受压迫。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唐群英,无非也是如此。

1912年底,北京参议院再度否决了唐群英等人提出的“女子完全参政权案”,女界深感失望,沈佩贞更喊出了“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的气话,难免又招来了一通讽刺与嘲笑。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的借口,正式取缔了女子参政同盟会。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公布,仍然只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性别平等的条款依旧阙如。再加上此时袁世凯意欲称帝,社会关注的重心转移,民初女界关于完全参政权的斗争,暂时陷入了低谷。而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唐群英,此时已回到她的故乡衡阳,开设女子实业学校和女学堂,潜心于女性的基础教育,将希望放在了未来人才的培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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