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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古龙武侠山庄2018-04-30 06:23:03


    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不紧张地读下去。所以,善于设置悬念,是金庸小说在情节上的一大特点。有的作品直到结束,悬念还保留着。有读者问金庸:“《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似乎还特别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提出悬念。《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谢逊等历尽艰险,好不容易从海外乘船将归,一夜之间情况忽然变化:屠龙刀、倚天剑突然不见,赵敏与波斯船亦已亡散,张无忌、谢逊都变得虚弱无力。这是情节上突如其来的一次重大转折。究竟是谁盗去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件事跟赵敏或者波斯船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张无忌、谢逊又怎么会变得虚弱无力的?从此,小说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侦探破案的境界,令人欲罢而不能。


    金庸作品中的悬念,有时是以“谜”的方式存在的。谜,其实也属悬念,只是有时已经明朗有时未被挑明或未被读者意识到罢了。金庸小说中的谜往往是多重的:有暗有明,有大有小,相互结合,环环相套。以《侠客行》为例,就是大谜中套着小谜。侠客岛石壁上那首《侠客行》诗和《太玄经》图谱中包含着一套绝顶武功,无人能够破译,这是大谜。这个谜又产生一个副谜:由于侠客岛主每年都要派人惩恶劝善,几年一次请各帮派的帮主到岛上喝腊人粥,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因而在武林各帮派中引起恐慌,谁都害怕当帮主丢了性命,长乐帮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名其妙的抢了个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当帮主。再下面还套着一个谜:长乐帮为什么要抢这小乞丐来当帮主呢?原来他长得和以前失踪的那个帮主石中玉非常相像。这石中玉原本是个花花公子,他被人捧做帮主以后,正好得其所哉,猎取女色。他在失踪前已经阁下很多祸乱,其恶果就让和他面貌十分相像的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承担了,弄出许多尴尬的事。而这小乞丐又有自己的身世之谜,这谜慢慢牵出石清、闽柔夫妇年轻时的三角恋爱矛盾,白自在、史婆婆夫妇的爱情矛盾,等等。情节如此复杂,可又层层剥笋似的,组织得十分紧凑、严整。直到结尾,采取的是半开放的结局:由于小乞丐养母梅芳姑的自杀,谜底已经清楚,但作者并未站出来点破。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④。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三曰虚虚实实,扑朔迷离


    这也是金庸情节设置上的一个秘密,可以收到特殊的心理效果。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最后和任盈盈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作为魔教的日月神教,在盈盈当了教主以后,和正教中的恒山派、少林派、武当派等和解了。这样一个结局,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告诉读者,那是淡然无味,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金庸的写法是,先充分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当令狐冲拒绝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之后,任我行在华山大会上当着几万教众的面,宣布一个月内要把恒山上杀得鸡犬不留。令狐冲在一种倔强然而绝望的心情中走下华山,他觉得此生再也不会有和盈盈见面的机会,而且自知死期已到,寡不敌众,魔教几万人上恒山,总共一两百人的恒山派当然顷刻间就会被消灭,即使尽量拼命多杀伤一点魔教人物,也无济于事。心境非常不好,简直坐以待毙。后来少林、武当等派主动来支援,还带了炸药,埋设地雷,部署了打一场大仗的方案,设了几道防线,准备用计炸死任我行,还布置了有计划撤退以保全有生力量的路径。一切准备就绪,读者就等着瞧下面这场大仗究竟怎么打法,打的结果又是如何了。这时,魔教方面忽然传来消息,说教主要来拜会令狐冲、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一顶轿子上了恒山。读者心里纳闷:魔教方面不知又在玩弄什么诡计?直到送了珍贵礼品,教主和令狐冲秘密地见了面,最后把轿子送下山,大家心里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及至傻乎乎的桃谷六仙把轿里坐着的盈盈和令狐冲说到任我行已死,现在是盈盈接任教主的那番对话泄露出来,读者才发现原来自己上了金庸的当。作者越是在前面强化紧张气氛的描写,实际上越是使和平结局的到来显得出其不意,在读者当中引起的心理效果也越是强烈。这叫做声东而击西。读者虽然发现自己受了骗,却也心甘情愿,感到松了一口气,分外愉快。


    《天龙八部》中,段誉被鸠摩智点穴绑架到了姑苏,说是次日要把他带到慕容博坟前焚化。鸠摩智身具高强武功,与慕容家又有“旧交”之名,他已经制服了过彦之、崔百泉和段誉的几次反扑;阿朱、阿碧虽然暗中同情段誉,却全然不是鸠摩智这个强敌的对手。环境对段誉来说,真是险恶到了极点。他自忖万无生还之理,只得不无伤感地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四面临水的“听雨居”中请求阿碧为他弹奏一曲,“明日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成了灰烬,也就不虚此生了。”不料竟变出望外。且看:


    阿碧殷殷站起,说道:“只要公子勿怕难听,自当献丑,以娱嘉宾。”说着走到屏风后面,捧了一具瑶琴出来。阿碧端坐锦凳,将瑶琴放在身前几上,向段誉招招手,笑道:“段公子,你请过来看看,可识得我这是什么琴。”


    段管走到她身前,只见这琴比之寻常七弦琴短了尺许,却有九条弦线,每弦颜色各不相同,沉吟道:“这九弦琴,我生平倒是第一次得见。”阿朱走过去伸指在一条弦线上一拨,撑的一响,声音甚是洪亮,原来这条弦是金属所制。段誉道:“姊姊这琴……”


    刚说了这四个字,突觉足底一虚,身子向下直沉,忍不住“啊哟”一声大叫,跟着便觉跌入一个软绵绵的所在,同时耳中不绝传来“啊哟”、“不好”,又有扑通、扑通的水声,随即身子晃动,被什么东西托着移了出去。这一下变故来得奇怪之极,又是急速之极,急忙撑持着坐起,只见自己已处身在一只小船之中,阿朱、阿碧二女分坐船头船尾,各持木桨急划。转过头来,只见鸠摩智、崔百泉、过彦之三人的脑袋刚从水面探上来。阿朱、阿碧二女只划得几下,小船离“听雨居”已有数丈。⑤


    原来,这水上的“听雨居”里有机关,从外面打开翻板,室内的人就跌到水里,琴声就是信号,而琴几之下放置的小船,就救了段誉的性命。小说此刻带给读者的是意外的惊喜。前面的险情越是烘托得充分,读者越是为段誉的命运担心,后来获得的惊喜也就越大。金庸小说善于以这类虚虚实实的文字从反面着笔,收到令读者出其不意的强烈效果。


    四曰奇峰突转,敢用险笔


    为了酝酿与写出高潮,武侠小说家有时不得不铤而走险,用一些常人不敢用的冒点险的笔墨。险笔可以推动高潮的到来,使高潮获得更为理想的效果,但险笔本身又有反弹作用,如果用得不当,可能适得其反,出现更糟的局面。就像《射鹏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和受伤的洪七公在荒岛上哄骗欧阳锋父子吃那半匹被洪七公撒上尿的烤野羊一样,如果欧阳锋不上当,那就反过来只有自作自受了。


    金庸小说成功地运用了险笔。像《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与周芷若的婚礼场面,就是一种险笔。张无忌最后是和赵敏结婚的;周立若虽然对张无忌也有好感,但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逼她事先发过毒誓,不能真的和张无忌相好,只能利用他的关系去偷盗屠龙刀并杀害金毛狮王谢逊。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结婚,那么,小说情节的全局就会受到破坏,故事就得换个样子发展,所以,这是不大好收拾、有点危险的一招。金庸却还是用了,他敢于安排张无忌与周芷若张灯结彩,举行婚礼。然后作者又安排赵敏出场,拿出被囚禁的谢逊的一把头发,终于把婚礼给冲了,没有真正让周芷若和张无忌成婚,知情的读者还是为作者捏一把汗的。但正因为安排了婚礼而没结成婚,小说故事情节就急转直下,问题暴露得快,解决得也快。小说很快就进入高潮。


    《笑傲江湖》中安排定选师太临终前委托令狐冲当恒山派女尼的掌门人,更是随笔。这种安排虽然可以显示令狐冲为人正派,受到恒山派上下一致的信赖和爱戴,却也一定会招惹江湖上许多人的议论并且引发种种是非和波折。嵩山派的使者乐厚就说:“恒山一派,一向由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了恒山派数百年来的规矩?”⑤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必须让令狐冲当恒山派的掌门人,因为如果他不当一派的掌门人,没有他的参与,则日后嵩山会议上五岳各派合并时所引发的许多纠葛和斗争,就不好写了,至少不能写得那么有声有色了;连后来任我行要求令狐冲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并且任命他当副教主,令狐冲却公然当场拒绝,以致任我行立即宣布一个月内上恒山杀个鸡犬不留,这些故事情节都变得不好发生和发展了。作者明知这样写很冒风险,却又不得不这样写。好在作者煞费苦心,作出周密安排:让令狐冲采取善后补救措施,在恒山上吸收了不成和尚师徒及其他僧俗人众,另居通无谷的“恒山别院”,规定他们不得到尼姑住的见性峰上来,等等。经过这样处理,总算大体上也还近乎情理,说得过去。


    此外,像《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在与杨过结婚前被尹志平奸污,也都是一种随笔,这就埋伏下以后她和杨过长达十几年的分手,把一出动人的纯情故事推向极致。


    当然,水涨船高,险笔的运用,反过来也要求作者把高潮写得更好。《倚天屠龙记》正是这样。金庸让武当派的张翠山与明教(被目为魔教)的殷素素由恋爱而结合,把两个有仇隙的教派成员拉扯到一起,这自然又是一种随笔。果不其然,它带来了情节发展的突然转折并形成了小说的一次高潮。当这对夫妇带着五岁的孩子张无忌从海外归来时,武当山上一时喜气洋洋。但不久,妻子殷素素当年伤过三师兄俞岱岩的真相一旦大白,张翠山立即惭愧无地,痛不欲生,不得不向师父和同门师兄弟告罪之后当场自杀。妻子殷素素见丈夫死去,随即也拔刀相殉。一派团聚的喜庆气氛,瞬间就成了尸首横陈的惨酷情景。这一场面壮烈之极,既突出了武当七侠谊同手足,也显示了张殷之间伉俪情深,写得可谓笔墨淋漓,感人至深。不用险笔,高潮到来时的这番动人效果是难以设想的。


    总之,关键时刻用点险笔,这是金庸小说情节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法。


    五曰出人意外,在人意中


    金庸小说在情节上一个最大长处或最根本的特点,是“出人意外”而又“在人意中”,既大胆新奇,又在情在理。小说情节不管多么曲折离奇、古怪荒诞,都必须符合它自己的情理,这样读起来才使人有兴趣,不反感。《西游记》写孙悟空七十二变,本领很大,但也只能按自己的情理来变化。他和二郎神斗法,斗不过了,变成一座庙,让尾巴变做一根旗杆,竖在庙后边,这下就露出了破绽,被二郎神识破。这是《西游记》很成功的一笔。我们不能责备吴承恩:你写的孙悟空既然本领那么大,难道就不能把尾巴藏起来!因为那样的要求违背了情理。连西方的一些现代派作品也是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作者想象出有人睡了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而在于他写出了这个人变成甲虫以后所遇到的种种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简直难以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的经历:他想翻个身,却怎么也翻不过来,周围的父母、亲人、朋友都害怕和他接近,把他抛弃了。他有苦无法表达,无处倾诉,达到绝望的程度。卡夫卡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痛苦的境遇,才使人非常震动。所以,小说不怕情节荒诞离奇,而怕缺少情理。


    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不但想象构思出许多大胆、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且使这些情节比较合乎清理,看来很有根据,让丰富的想象和尽可能完满的情理结合起来。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细一想,却又“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王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却为平息辽未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南面称孤。这些我们事先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笑做江湖》里人称“君子剑”的华山派掌门太岳不群,竟干了那么些伤天害理的事,伪君子比真小人还可怕,仿佛很出人意外。但回头一想,实在也不奇怪,许多坏事他早就做了,只是比较隐蔽而已。对林家《辟邪剑谱》,他早就垂涎三尺,几乎眼青城派同时派人到福州下手。他趁令狐冲重伤昏迷之际偷走剑谱,反过来却诬陷令狐冲,将令狐冲从华山派中开除。手段之卑鄙阴狠,令人发指。在将五岳剑派合并为一派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和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站在一起;最初读者以为他只是屈服于左冷掸的压力,实际上他比左冷禅有着更大的野心,甚至连反对合并的定逸师太等人都是他暗害的。所以,岳不群的真实面目最后显露出来,既令人震动,又使人信服。再有,《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练功练到最后竟然一切都颠倒过来,倒立着用手走路,内气逆转运行,神智错乱,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却害怕之极,大叫“别追我,别追我!”这样的结局非常独特,谁能料想得到!然而回味过来以后,又会觉得欧阳锋落到如此下场,很合情理,因为他太急于在武林称王称霸,不择手段地按颠倒了的《九阴真经》练功,终于走火火魔,不久于人世。金庸小说的许多情节,就是这样既曲折离奇,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在人意中。


    当然,并不是说金庸已做到完美无缺。书里有的情节,也露出明显破绽。如《射雕英雄传》写郭靖为医治王处一的毒伤而到赵王府去偷药,抓住了简管家,扭断了他的右臂,让他找完颜康去要药,这位简管家居然很老实,在赵王府豢养的一大堆武功大师(那是他最好的保护伞)面前不叫不嚷,反而在离开他们之后,当郭靖拿到药时才叫“有贼”,岂不太不近情理了吗?恐怕这样写的唯一目的,是要让郭靖得到机会,喝梁子翁长期用人参喂养的那条毒蛇的血。又如《碧血剑》写袁崇焕遭难三周年忌辰,李自成派了刘芳亮。田见秀千里迢迢到广东东莞县去联络袁崇焕的旧部。这也是一件于情理不合的事。袁崇焕遭难三周年,乃是崇祯六年,那时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小脚色(他于崇祯四年才投奔高迎祥),他怎么能派刘芳亮、田见秀到广东去联络(而且田、刘二人那时也还没有投到李自成手下),李自成是直到崇份九年原闯王高迎祥被官军杀害后才被推为闯王的。显然,在这类具体情节上,小说还有缺点。


    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的破绽。总体说来,金庸小说情节紧张,热闹,曲折,合理,大开大合,针脚绵密,因而异常精彩。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也是其他武侠小说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①《侠客行》,香港明河社1992年9月第10版第658页。又,本文所引金庸小说的文字均据此种版本。


    ②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原载《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收入《绝品》一书,台边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7月出版。


    ③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片》,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④见《天龙八部》书末所附美籍华人教授陈世骧1966年4月22日致金庸信。


    ⑤《天龙八部》第2册第475页。


    ⑥《笑傲江湖》第3册第1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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