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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允中:战时英雄主义的药石——早期<<七月>>报告文学

苏大海外汉学2021-07-25 16:10:29


作者介绍:舒允中,美国麻州大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及亚洲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著译有《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时装的面貌》等。


感谢作者赐稿,本公众号独家发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越过北京附近的芦沟桥对宛平城进行了搜查,这种侵略行为受到当地中国守军的抵抗并迅速引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久战事蔓延到上海地区。八月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发动攻击,中国驻军立即予以还击。抗战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在战前已经酝酿多年的爱国情绪。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各种政治派别的中国作家大多尽力地投入了鼓舞中华民族斗志的工作。

 

胡风也对激化的民族危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目睹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对上海南市区的轰炸之后,他在数日之内就为抗战写了一组充满感情的诗歌,但激情过后他进行的仍然是自己一贯从事的工作。九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创办了以“七七事变”命名的<<七月>>周刊。<<七月>>杂志的问世早于<<文艺阵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创办于广州)和<<抗战文艺>>(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办于武汉)这两种战时的主要文学刊物,是抗战期间首先问世的主要文学刊物。

 

胡风为自己的杂志筹款的方式是向朋友募捐,而这种有限的资金以及战争期间的其他物质困难使得<<七月>>的发行量很小。然而这种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也反映了胡风一贯坚持的文学理想,即独立的小杂志的大量存在(胡风甚至在他于一九五四年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的上诉书中仍然坚持这一理想)。由于这种独立精神,<<七月>>在题材和立场上明显地不同于<<文艺阵地>>和<<抗战文艺>>这些被胡风蔑称为“官方杂志”的出版物。<<七月>>不像这些官方杂志那样在精神上跟随着政府的宣传机构歌颂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而是将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中华民族在战时尚未解决的文化问题上。由于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战争初期主导文学界的报告文学中,本章将集中讨论早期<<七月>>报告文学在其历史环境中显现的特点。



早期<<七月>>报告文学的背景



三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受到公认的文体。【1】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品发端于诸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瞿秋白的<<饿乡记程>>(1923)及<<赤都心史>>(1924)之类的作品,至二十年代晚期其形式已由游记转变成回忆录,如谢冰莹所写的军旅生活回忆录等。一九三0年左联成立后曾将这一文学形式看成一种向大众传播社会讯息的有效工具而加以大力提倡。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作家川口浩所写的“论报告文学”一文由茅盾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随后引发了一场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讨论,而这场在许多左翼文学刊物上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一九三八年的讨论恰恰证明了作家们对这种文体的兴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

 

报告文学在文体上接近新闻报道而在题材上则注重目前事件。三十年代初期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分别由“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引发的高潮,而这两个高潮都可以归因到国民对日本侵略的极度关注。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和历史形势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家们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将目光从个人经历转移到集体经历,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分支——“集体报告文学”。“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南强书局迅即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了由著名的评论家阿英编辑的第一部“集体报告文学”作品<<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种报告文学集体化的现象最终于一九三六年以<<中国的一日>>的出版达到高潮。为了反映中国在某一特定日期的全貌,三千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国民向编辑委员会投稿,结果四百六十九篇稿件被采用。【2】

 

三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集体化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观的影响有关,同时也与作家和读者面对日本侵略而产生的民族感有关,因此是一种具体的历史产物。报告文学从游记发展到回忆录进而再发展到“集体报告文学”的过程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以及作家们为了满足历史要求而做出的努力。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对报告文学非常关心的茅盾就已注意到历史形势与报告文学之间的直接联系:

 

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读者大众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3】

 

抗战的全面爆发这一历史突变使报告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评论家以群在战时曾总结说报告文学这种战前的次要文体在战时几乎占据了报纸杂志文学专栏的所有版面,而且所有的文学杂志都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版面来刊登报告文学作品。读者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新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百分之八九十的知名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至少每人都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兴旺。【4】这种兴旺自然有多种原因,诸如读者对时局的关注,动荡不安的作家缺乏时间来对变化的时局进行深入思考以及出版界缺乏出版长篇作品的物质条件等等,然而报告文学作家的强烈的宣传动机无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原因使报告文学这一以其时间性和历史性为特点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关头变成了文学主流。

 

报告文学作家的宣传动机在战争初期左右了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写作方式。面临中国在战争中遭遇的失败,这些作家们向读者灌输了一种中国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乐观信念,而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出现的大批有关这一战役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军队于这一重大战役中首次获胜之后,共产党批评家以群,国民党作家孙陵和无党派作家谢冰莹等政治倾向不同的作家们都将台儿庄描绘成中国的化身并将这个山东小镇塑造成一座象征中国力量和希望的丰碑。

 

 <<七月>>报告文学作品不同于这些着眼于中华民族的现实或想象力量并体现了乐观情调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们注意的是敌后生活的日常细节,而更重要的是它们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观察中国社会。早期的<<七月>>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突出作者个人观点及明显的批评态度的见闻录,而这些作品中显示的事实既没有体现狭隘的爱国愿望也没有体现庸俗的乐观精神。相反,它们说明中华民族在新的形势下仍然有必要进行持久的思想改造。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看到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指导方针使得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写作意图方面都不同于当时以宣传为目的的报告文学作品。

 

 <<七月>>报告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指导方针首先出现于“论速写”,一篇胡风在注意到速写这种小型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流行后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写成的短文。在这篇显然是针对速写作者而写的文章中胡风将速写看成一种与杂文相关,用描述的方式对变化中的社会做出直接批评的体裁。速写的社会目的与杂文相同,但写作方式却不一样。在他看来,速写应该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应把握社会现象的实质而不是这些现象的皮毛。为了达到这种理想,速写作者应深入生活并应掌握坚定的立场和敏锐的观察能力。【5】

 

而鲁迅在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中的立场则直接启发了早期的<<七月>>报告文学作家。鲁迅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向冯雪峰口授的一篇文章中一方面表示了对“国防文学”的狭隘的题材范围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应该仅仅反映爱国志愿军在战场上的战斗或学生的反日集会。相反,它的题材应该包括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一切事物。【6】鲁迅不仅这么说了,而且也这么做了。举例来说,他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的杂文“这也是生活···”中不仅嘲讽了“国防文学”的“最中心主题”而且还坦白地谈到自己在病危情况下感到的心身交瘁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怀念。“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7】

 

 鲁迅是著名的战士,然而他却用自己生活中的实例来证明一个战士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处处都表现非凡。我们会看到鲁迅这种反对“国防文学”将文学局限于崇高题材之内的做法以及他对生活细节的注意为七月派报告文学作家曹白提供了典范。在鲁迅的启发下,曹白始终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他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中观察到的生活的“枝叶”上并从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暴露了爱国英雄主义的虚假之处。

 

在战时报告文学在数量和重要性都有巨大发展的情况下,胡风在写成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论战斗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一文中对报告文学的创作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他在简短地总结了报告文学的历史和特点后指出了战时报告文学的两个弱点——平铺直叙的描绘和过分的感情色彩,而在他看来克服这两个弱点的方法在于关注生活的主要方面并通过生活中的实际细节来表现感情。此外他还像鲁迅那样强调作家应该将爱国英雄人物看成复杂的个人并应全面描写他们的优缺点。【8】胡风的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七月>>报告文学从一种多少带有新闻性的文体发展成一种带有文学性的文体。曹白等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者在竭力反对“国防文学”的创作方法时难免不时会陷入平铺直叙或空发议论的陷阱,而后来的作者如丘东平和阿垅等人则在胡风的影响下将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变成了融合题材和作家思想感情的有机作品。

 

除了对报告文学进行理论讨论之外,胡风还用编者按语和评介具体作品的方式来帮助<<七月>>报告文学作者。举例来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在<<七月>>杂志中通过明信片的方式向报告文学投稿者提供了下列的具体指导:

 

特别希望在前线的,在战区的,在伤兵医院的,在后方民众如农民工人店员中间工作的同志把切身经验到的生活写给我们。但在这个工作里面应特别注意几点:一,得抓住要点,避免冗长的平铺直述;二,作者底感应须真实,冷淡或夸张都是不好的;三,得有批判的精神,任何黑暗或污秽的东西,都应大胆地揭出;四,须在文字上去掉概念的抽象的识论。【9】

 

诸如此类的指导方针产生了<<七月>>报告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点——“个性”和“批判性”。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坚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力求表现作者观察到的生活真实,显然反对为了宣传目的而对生活加以修饰。然而作者在阐述个人经历的同时对周围事物保持了一种批判态度并通过评论或细节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个人意见。由于这些特点首先体现在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在下面的一节中我将对这些典型的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接下来我将对另一个<<七月>>报告文学作者丘东平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我希望我能显示不同时期的<<七月>>报告文学作品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曹白:早期<<七月>>报告文学的典型



曹白(本名刘平若)是最早将胡风的指导方针贯彻于报告文学创作并受到胡风褒奖的作者之一。曹白于一九0七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后来曾在浙江杭州的国立艺术学校学过木刻。一九三三年他因在学校组织激进的学生社团而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他去上海教书谋生。当年夏天他向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木刻展览会投送了两件作品,但政府的审查官员拒不接受其中的一幅鲁迅画像。他一怒之下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将这幅画像连同一封信一起寄给了鲁迅并很快得到答复。鲁迅在回信中不仅对他表示了支持而且还建议他将狱中经历写成报告并加以发表。在鲁迅的支持下曹白写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狱中小记”并于此后成为鲁迅最频繁的通信者之一。根据<<鲁迅全集>>的记录,鲁迅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间给曹白写了十五封信,为曹白提供了工作方面和私人生活方面的建议。曹白在接近鲁迅的过程中也结识了胡风。当胡风于一九三七年提出创办自己的<<七月>>杂志时,曹白立即表示赞同并将胡风的建议看成是对当时盛行的抗战八股的一种纠偏举动。【10】曹白当时正在上海的一家难民收容所担任行政工作,他同意为胡风写一些有关上海难民的短小迅速而又不落俗套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他开始向胡风投稿之后他成了<<七月>>最早的撰稿人之一。

 

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抗战八股的对抗精神,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产物。作为鲁迅的追随者,曹白坚持将作品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并籍此反映生活的某种侧面,在贯彻鲁迅发出的扩展文学题材的号召的同时他针对“国防文学”的公式化作品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因此他的报告文学作品采取了一种争辩性的态度并继承了鲁迅杂文的许多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往往并不十分切题的评论夹杂在直截了当的描写之中。就体裁而言,他的作品大多是没有完整情节的速写,而这一特点进一步显示了他回避公式主义的态度。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一方面保证了作品的“事实性”,但同时也突出了作者的作用,结果我们在曹白作品中看到的不是事实的客观再现而是某一生活侧面的折射。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是曹白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的首篇报告文学作品。它的位置紧跟在胡风的发刊词之后,在<<七月>>杂志的首期占据了显要的地位。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篇作品的主题显然来自上面提到过的鲁迅杂文“这也是生活···”为了响应鲁迅注意“生活枝叶”的号召,曹白在这篇作品中纳入了自己在难民所观察到的大量生活细节。作品的第一部分几乎完全是曹白与一位难民的谈话实录,而在这番谈话中这位难民用一种冷淡的语调谈到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如何死于日机轰炸之中。曹白还进而告诉读者这位难民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去前线当兵,从而进一步显示了这位难民的麻木。由此可见曹白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日军暴行激怒的复仇者而是一些冷漠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会令人联想到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下层人物。

 

曹白在默默地批评这些难民的同时却通过许多有力的细节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官僚和商人给难民们造成的不必要的痛苦。这些官僚通过裙带关系来分配和调换难民所的工作,而被他们任命的下属则贪污分配给自己管辖之下的难民所的大米,结果难民们每天的米饭定量还不如犯人的米饭定量。更糟糕的是一家空气不通的电影院里挤满了四百多难民,而电影院老板却只允许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点两盏五十瓦的电灯,因而进一步造成了电影院里的混乱。相比之下,日军的侵略对难民们却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危害。事实上曹白只是在作品的结尾处才提到远处可隐约听到日军的轰炸。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夹杂着生动的描写和讽刺性的评论,其攻击目标包括作品中描写的中国官僚和商人以及作品以外的爱国乐观公式。曹白对自己目击的现实不加任何修饰并从个人角度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表现爱国乐观公式的荒谬,然而他在用“生活的枝叶”来向爱国主义公式挑战的同时却无法调和挑战态度与具体现实,或者说现实的折射与再现,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他的挑战态度使他将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本质缺陷的社会,而这种观点最终却削弱了他保存具体现实的努力。在这两种矛盾意图的左右之下,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带有他自己也承认的体裁杂乱的缺点。【11】

 

曹白接下来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的“在死神的黑影下面”和“活灵魂的夺取”在时间上和主题上都可说是“这里,生命也在呼吸” 的姊妹篇,这是因为他在这两篇作品中继续描写和评论了他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的工作。曹白一面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描绘他的经历,一面又做出鲁迅杂文中常见的那种“匕首与投枪”式的评论,从而使自己不仅成为作品的观察中心而且还成为作品的思想和道德中心。考虑到战时报告文学中的集体化倾向,我们可以认为曹白注重个人经历的做法企图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显示战时生活,而这种角度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它有意识地向占主导地位的爱国主义集体化倾向提出了挑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爱国主义集体化倾向在美学上表现为一种崇高化的倾向。正如王斑在其近著中所指出的那样,崇高化的具体表现在于通过消除个性特点来拔高个人形象。【12】相比之下,曹白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被这种崇高化倾向所忽略的个性,从而表现了他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强烈向往,而第一人称的观察角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常常采用的日记书信体裁就是这种向往在文体上的表现。与此同时他的论战热情却使得他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因而不断地妨碍了作品中的相对化倾向。

 

曹白对生活细节的执着使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显得十分平淡甚至散乱,因此当胡风在“论战斗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一文中对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平铺直叙提出批评时曹白也许是批评对象之一。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胡风要求作家多注意人物的塑造,而这一建议立即为曹白采纳。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向胡风投递了“杨可中”,一篇迅即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被发表于<<七月>>第八期的报告文学作品。

 

“杨可中”描写了一位曹白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同事,是战时报告文学中首先注意人物塑造的作品之一。这种以真实人物以及该人物的所有个性特点为楷模的做法使“杨可中”与那种以爱国想象为基础的战时英雄主义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作品的开头之处曹白告诉读者杨可中这位艺术家一到难民收容所就违反了不许吸烟的规定,而个性沉默的杨可中同时也给曹白留下了高傲而又不可靠的最初印象。由于缺乏人手,曹白不得不让杨可中负责收容所的教育工作。只是在杨可中的辛勤工作改变了曹白的印象之后他才开始接近杨可中并了解到杨可中由于参加左翼政治活动而几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炮灰。然而杨可中的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这是因为他在难民收容所的辛勤工作给他带来的只是嫉妒和流言。由于他的虚弱的身体受到这些流言的进一步打击,杨可中最终在接受了几次手术之后死于一家军队医院。值得注意的是曹白在叙述过程中一一罗列了杨可中在他短暂的生活中所不断受到的伤害和磨难,使这些伤害和磨难成了这篇令人沮丧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这种将杨可中塑造成没有什么英雄气概的英雄的做法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鲁迅那种将战士看成有血有肉并生存于现实世界的个人的观点,因此曹白在这篇低调的作品中不仅描写了杨可中的辛勤工作而且也用同样的篇幅描写了杨可中的不修边幅的外貌和举止,他的沉默个性和他的病情,而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杨可中写成了一个尽力为抗战做本职工作的普通个人。曹白进而还在这篇作品中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同样的非理想化的处理。他不但将杨可中塑造成一个没有什么英雄气概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写成一个有缺陷的人,而他承认的对杨可中的多次误解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非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除了受到鲁迅的影响之外还可说是曹白为了打消战时英雄主义的气焰而做出的又一种努力,这是因为战时盛行的拔高民族形象的做法同时也将个人作为民族的一部分进行了同样的拔高。

 

随着上海逐步成为“孤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在这种情况下,曹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非理想化处理。在于一九三八年七月离开上海去苏北游击区之前写成的最后几篇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开始借用鲁迅描绘阿Q的文字来描绘自己,例如他在对自己在难民收容所所做的工作进行下列总结时就故意针对拔高爱国战士形象的做法塑造了另一种形象:

 

“八·一三”一起,“八·一七”我就进了难民收容所,直到如今。但我的工作有了些什么收获呢?如果着重自己个人这面说,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只不过为了战斗的苦楚,曾经哭过五次。哭,是多么可笑啊,是多么小资产阶级啊,我都承认;而且我也无法去掩住别人的嘻开的嘴巴的。但在我,除哭之外,也再没有别样来消解我的苦楚的方法。

 

再其次,为了可怕的忙迫,我曾将大便拉在裤子裆里的。这样的就一共有三次······


 在战斗员看来,这些都是繁琐之至的事。但我要在这里提起它,因为我的确也是为了战斗,为了工作。如果硬要问我在上海工作的收获是什么,那末,我首先就要提起这些事:如上。【13】

 

曹白强调个人琐事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爱国英雄主义的空洞偏向,而他承认自己弱点的做法和他承认杨可中的个人特点一样是为了将爱国战士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因此他笔下的爱国战士既是一个脚踏实地为抗战工作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有鲜明个性和缺陷的人,其多面性恰恰为夸张空洞的抗战英雄主义作品所忽视。在此我们应注意曹白在积极响应鲁迅号召的同时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忘记了?)鲁迅在一九0七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经塑造并赞美过一个巨大而理想的人的力量形象。【14】结果出现在曹白作品中的爱国战士既有其作为一个人而具有的特点和需要也有其功用和弱点。

 

最后我应该指出曹白的作品在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品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大部分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者像他那样从自己的个人角度来处理作品的题材,包括汉奸和爱国英雄这类的敏感题材。举例来说,绀弩(聂绀弩)在一篇有关汉奸游吕菊芬的速写中模仿鲁迅的讽刺语调叙述了自己以前的日语老师的妻子游吕菊芬如何虚伪和迷信以及后来如何为日本侵略者工作至死。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的速写中端木蕻良用同情的口吻描写了孙殿英将军在企图同时迎合自己手下的贪婪的士兵和受苦的老百姓时面临的困境。孙殿英当时是一位从军阀转变成抗日英雄的人物,而端木蕻良并没有忽视这一人物的道德复杂性,相反,他描写了孙殿英如何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及如何对士兵实行粗鲁的体罚。

 

从总体上来说<<七月>>报告文学像曹白的作品那样回避了那些容易煽动爱国激情的题材。<<七月>>很少刊载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在当时的文学杂志中是一种罕见现象。<<七月>>报告文学作品和其他报告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对伤兵医院的不同反应。伤兵医院是当时报告文学作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大多数作者在动情地描写他们所见到的伤情时都表达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七月>>杂志在其历史中只在第四期刊载过六篇有关开封,安庆,武汉等地伤兵医院的速写,而这一组以“他们战斗了以后”为总标题的速写共同强调的是伤兵们在同胞手中受到的虐待以及作者们面对这种虐待所产生的沮丧心情。与此同时,这六篇均由普通作者写成的作品表现了相同的观察角度,近似的细节和心理反应,体现了<<七月>>作者的群体特征。

 

胡风在创办<<七月>>时强调<<七月>>应采取“同人杂志”的方向,这与当时其他杂志的编辑为了容纳各派作家而采取的谦卑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是这一新流派在战时文坛上获得的第一批成果。<<七月>>派并不是像有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周扬毛泽东等人在五十年代为了进行政治迫害而制造出来的一个集团。相反,它是一个一直以<<七月>>这一胡风心目中的“同人杂志”为中心并在战时受到普遍承认的文学集团。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胡风在一个参加者包括<<七月>>作者和非<<七月>>作者的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七月>>有自己的编辑方向而且<<七月>>的撰稿人也有共同的倾向。非<<七月>>派的冯乃超和娄适夷在会上同意他的这一说法。【15】作者们在战时的不断搬迁使得<<七月>>派的成员不时有所变动,但这一以批判方向为宗旨的文学流派的存在甚至在其早期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在这一阶段中曹白与丘东平这两个在这一座谈会上被公认为七月派代表的作家则在不同的领域里典型地表现了七月派的批判态度。



丘东平对战场英雄主义公式的纠正



 曹白和其他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作者力图纠正的战时英雄主义公式无疑最直接最集中地表现在当时的战场报告文学中。面对这一强大的文学潮流,七月派作家们采取了两种策略:有的作家,如曹白等,完全避开前线并将目光集中到后方的民众生活方面,而另一些作家,如丘东平和阿垅等,则在他们的战场报告文学中无情地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无能和战争造成的创伤并以此向战场英雄主义公式提出了直接挑战。由于我已经讨论过曹白的作品,在下面的一节里我将集中讨论丘东平如何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当时盛行的英雄赞歌式文学加以纠正,然后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阿垅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及其与七月派小说的关系。

 

丘东平(1910-1941)在胡风创办<<七月>>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从他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起丘东平就一直充满了独立精神和雄心。三十年代早期他在旅居日本时曾在一封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过自己的志向:

 

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16】

 

当一群作家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后决定集体创作一部名为 “给予者”的战争中篇小说时,他们考虑到丘东平的军旅生活经验而请他执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丘东平在<<七月>>杂志上发表了“叶挺印象记”和“吴履逊和季子夫人”这两篇速写。这两篇速写采用了早期<<七月>>报告文学中常见的个人轶事的方式,但第二篇作品描写了一位中国军官的日本妻子如何在与丈夫患难多年并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之后被迫与丈夫离婚,明显地批评了当时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

 

丘东平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报告文学作品是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发表于该刊第六期的“第七连”。这篇作品以独白形式写成,从主人公丘俊的角度并用丘俊自己的语言描绘了丘俊在从一个见习军官成长为一名连长的过程中对现代战争逐步加深的认识。在作品开始时丘东平描写了丘俊由于缺乏战争经验而产生的恐惧,自我怀疑和面对受到猛烈炮击的战场而产生的惶惑,而另一方面他又描写了敌人的炮火如何准确,残酷和威力十足:

 

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像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敌人的炮火是威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们的战斗力。【17】

 

在这里和作品中的其他地方丘东平生动地描绘了现代战争中参战者无法立刻理解战争场面的情景,因此战争场面变成了一连串可怕的,令人不知所措的印象。

 

丘东平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针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民众对战争的无知而特地向读者显示了士兵们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这些作品拒绝将抗日战争粉饰成与残酷无关的神圣战争,相反,它们揭去了蒙在战争上面的最后一层浪漫面纱。在这一方面勇气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战争中个人勇敢并不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使用不当个人勇敢甚至还会危害而不是帮助参战者。丘俊举了几个事例说明这一道理,其中包括中国士兵如何在军官的轻率指挥下仓促发动进攻而将自己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并受到不必要的伤亡的情景。在描述同伴的无能及其在战场上造成的混乱的过程中丘俊逐步采取了一个抛弃了浪漫幻想并意识到自己的胆怯的职业军官的角度。在作品的结尾处丘俊在受伤后并没有实现自杀的勇敢计划,同时他还告诉读者他没有能像他的侄儿要求的那样将敌人的头骨,敌人的旗子,敌人的机关枪零件放入一个图囊给侄儿做纪念,而这种结尾无疑突出了一种鲜明的反英雄主义倾向。

 

“第七连”中的故事显示了丘俊的英雄梦被战争打碎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丘俊逐步进入了一个充满挫折,劳累,恐怖甚至荒诞的世界。当他带着没有实现的诺言离开战场时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只是对自己的脆弱和失败的认识,而在记录这种痛苦而又令人清醒的过程的同时“第七连”也从一个实事求是的职业军官的角度戏仿了那种描写军人成长的浪漫小说。配合这种观察角度的是作者在描绘战争场面时采取的现实主义手法。丘东平用明快的文字和简单的句子清楚有力地描写了战争中的活动,对每一个具体活动既不加以掩饰也不加以夸张。为了向读者显示战争的真相,他在作品中保留了士兵们粗野的语言,野蛮的行动以及许多有关脏乱,伤残和死亡的细节,结果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包括战争的真相而且还包括丘东平精湛有力的文体。

 

安德鲁·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认为现实主义体现出战争的现实不是战场上的荣耀而是战场上的混乱,痛苦,劳累,恐惧,野蛮和死伤,而士兵们也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个人,因此现实主义必然会向英雄主义进行挑战。【18】就丘东平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言,我同意这种看法。在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现实主义战争观点的影响下,丘东平拒绝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一个道德寓言,因而在他的笔下战争往往没有什么道德寓意而是非道德性的军事力量竞争。这种在“第七连”中已现端倪的观点在随后发表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再次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而主人公方叔洪,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打了败仗。接下来他对中国军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提出了一连串的技术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的否定性答案十分清楚。他总结说:

 

胜利或失败,全是力与力的对比——一切且由历史去判决吧!我们的战斗不断的继续着,而我们的历史也正在不断的书写着。我们,中华民族,如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比之下完全失败了,那么,历史的判决是公平的,我只能对着这判决俯首,緘默······【19】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以江阴炮台守卫战为背景,其焦点是方叔洪手下的一个营为了夺回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城镇而发动的一场夜袭。战斗开始时方叔洪手下的士兵用奇袭的方式成功地消灭了一组日军哨兵,然而他们却无法招架日军随后使用的机关枪和坦克。方叔洪用生动的细节描绘了他手下的中国官兵如何英勇作战,然而这些勇敢的个人却无法抵挡强大的日军武器。在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以后,方叔洪手下的士兵不得不在艰苦地战斗了六小时之后开始退却。故事的其余部分简短地罗列了中国军队遭受的一系列失败,而在结尾处读者读到的则是“到达南京的时候,我们一共只存了四十六个人”这样一个事实的醒目陈述。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从一个能够对自己军队的失败进行职业性评价的军事专家的角度出发不加掩饰地表现了战争的现实,其特点是毫无感伤情绪。这篇作品在反驳浪漫主义战争观的同时也对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宣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方叔洪眼中的抗日战争基本上是一场受到弱肉强食规律控制的自然竞争,因此士兵们的勇敢在强大的武器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正如“第七连”一样,“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也从一个参战者的角度反驳了英雄主义的公式,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方叔洪比丘俊更有经验而已。

 

抗日战争于一九三八年继续延续而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迅速结束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丘东平从反理想主义角度出发对实战经历的描写开始明显接近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一篇于一九三八年五月连载于<<七月>>第十三期和十四期的较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表现了这种方向的转变。在这一篇作品中丘东平不再像以前那样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而是通过一个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人来讲述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这个叙述人不仅完全了解故事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动机而且经常用自己的语言来发表意见。此前出现在丘东平其他报告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人尽管经常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们作为故事中人物的身份规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故事的世界之中,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叙述人却不仅随意游弋于各个人物之间而且还随意地对各个人物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评论。这种高于故事世界的角度使得他能够操纵故事以至于评论家们甚至对这一作品的体裁都产生了疑问。这篇作品首先是作为小说被发表于<<七月>> 杂志上的,然而其他作家却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上海战役而将它看成是最好的战地报告文学作品,此后的评论家们和编辑们也接受了这种看法。【20】

 

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作者通过叙述人对故事的直接介入,而在这一介入过程中作者不仅塑造了一个有据可查的故事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创作痕迹,因此这一作品比丘东平的其他报告文学作品更具艺术性。然而比艺术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无处不在的批判态度,尤其是他对中国军队的战地表现以及对待英雄的做法的批判态度。在作品的一开头作者就认为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表现出无能和混乱,因此作品重点描绘的第四连成了一个时运不亨,命途多蹇的莫名其妙的队伍,它常常接受了一个新的奇特的任务,这新的奇特的任务又常常中途从它的手里抛开,换上了更新,更奇特的。······谁也不知道。【21】

 

与此同时中国士兵十分清楚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他们正在修筑的公事,因此他们在修公事的同时通过洗劫和捣毁一所旧房子来发泄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描写这些士兵时作者用了许多动物形象,而这些动物形象往往让人联想到“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之类的鲁迅作品。然而这些士兵在战争打响后却变成了勇敢坚定的斗士,而不良的军事训练,战场上惨重的伤亡以及上级阻止他们主动出击的命令都没有打消他们的战斗热情。作者在强调和表扬这些士兵出自本能和下意识的自发性英雄行为的同时还明确地描写了中国指挥官们只知固守既定的作战方案,因而完全脱离了战场上发生的实际情况。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主角林青史连长从另外一个层次上表现了英雄主义。丘东平描写林青史的方法不同于他描写那些次要人物的方法,其侧重点不是行动而是心理,而这种注重心理描写的方法使得这篇作品获得了某些小说的特征。作为一种战时报告文学中罕见的文学现象,林青史的心理复杂性表现在他面对士兵们的作战决心而产生的自我怀疑,他对是否应该率领部下与一队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作战的考虑以及他在获胜之后明知自己会因擅自出击而被枪决但仍然作出的向营长自首的决定。丘东平在从人物内心的角度描写这些心理活动时,特别是在描写上述的最后一个心理活动时,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促使林青史作出这些决定的不是爱国主义精神而是个人意志。丘东平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曾一再强调勇气和自我约束,因此林青史表现出的意志力从相当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作者将自己融入角色的后果,而这种交融另一方面也响应了胡风一贯坚持的作家应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切入作品人物的号召并将会成为<<七月>> 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丘东平在“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用作者/叙述人自己的语言做出的评论最直接地表现了他对故事的介入。当两行中国士兵对一个战友的尸体进行最后的列队敬礼时,丘东平做出了下列评论:

 

残酷的战神夺去了英勇的斗士的身躯。他是多么年轻,他默默地躺在那用竹椅做成的担架床上,血的头发,血的耳朵,血的鼻子,未死的战士们会永远熟悉他的相貌,永远熟悉他存于胸臆间的灵魂和意志。

 

  ·········

 

  ——同志,安息吧!安息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你能够获得一点安慰,凡是你所需要的我们都无条件的交给你!在这残酷的战斗中我们要锻炼出钢般坚硬的肩背,用着肩背来荷载你以及所有的战死者们的骷髅!·········【22】

 

这种感情性文字不同于丘东平其他作品所使用的事实性文字,它表现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作者在心目中想象这位倒下的勇士时的思想状态,因而其功用是抒情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随着作者感情的增强,他的观察角度也从一个实事求是的职业军官的角度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的角度,然而丘东平随之就通过情节安排和其他的评论将自己与那些用英雄主义公式进行写作的作家加以区别。在故事的结尾时第四连因为“来历不明”而遭到友军的歼灭,而林青史也因违反军令而受处决。作者/叙述人最后哀叹道,“可惜的是,他们不失败于日本军猛烈的炮火下,却消灭于自己的友军的手里。”【23】这种悲剧性的情节安排和作者的评论无疑透露出一种批判精神。

 

如同曹白的作品那样,丘东平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描写抗日战争时并没有过分考虑一时的政治效果,其目标显然高于一般的爱国宣传。在从第一人称战争回忆发展成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过程中这些作品的重点也从表现战争的现实转变为揭露在战时以新面目出现于中国的一些长期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它们的再现观也逐步让位给来源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社会观。丘东平在将中国军队看成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部分的同时实际上将“五四”的一种基本社会观从现实主义小说移入了报告文学,而其作品中逐步增加的作者评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观。我们在下面的一章中会见到阿垅将进一步增强这种作者对作品的介入并在融合报告文学文体和小说文体的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留下带有明显的七月派特点的作品。

 


本文选自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二章。)

 

注释



【1】鲁道夫·华格纳(Rudolf G. Wagner)在<<文以载道:论当代中国散文>>一书中用一专章“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左翼运动中的报告文学”讨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报告文学所接受的国际影响,见该书第325-357页。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在其未发表的论文<<描述中华民族:中国报告文学反映历史的美学特点,1919-1966>>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报告文学。

【2】<<中国的一日>>有英文的节译本,其译者为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人。

【3】见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引自<<报告文学论集>> (周国华等编),第6页。

【4】见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林默涵等人编),第3卷,第1377-1378页。

【5】见胡风,“论速写”,<<胡风评论集>>,第1卷,第67-69页。

【6】见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第1卷,第390页。

【7】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01页。

【8】见胡风,“论战斗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胡风评论集>>,第2卷,第16-24页。

【9】见胡风,“七月社明信片”,<<七月>>,第2期(1937年11月),第39页。

【10】见曹白,“写在<<七月>>一周年”,<<呼吸>>,第87-88页。

【11】见曹白,“后记”,<<呼吸>>,第239页。

【12】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书中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反映出的崇高概念与美学及政治的关系,见该书第1-16页。

【13】曹白,“离沪X日记”,<<呼吸>>,第76-77页。

【14】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书中讨论了鲁迅塑造的这一形象,见该书第59-70页。

【15】见“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第15期(1938年6月),第76-80页。

【16】引自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第266页。

【17】丘东平,“第七连”,<<七月>>,第6期(1938年1月),第166页。

【18】见安德鲁·卢瑟福,<<战争文学:论英雄美德>>,第163页。

【19】丘东平,“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七月>>,第7期(1938年1月),第201页。

【20】赵遐秋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就将这一作品看成报告文学,见该书第266页。

【21】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七月>>,第13期(1938年5月),第21页。

【22】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七月>>,第14期(1938年5月),第47页。

【23】同上,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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