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7 06:53:28
“引小说入游记”：《三洲游记》的迻译与作伪
张 治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01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三洲游记》作为考证对象，证明其实际是经过小说家改造的翻译之作。这反映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参与报刊笔务的中国文人一面对于西学怀有兴趣，一面却又保持着传统文学的写作爱好，使得此时期的报刊文章呈现出文学性与新闻性的两个维度，并且不仅是栏目间的混杂交替，甚至在同一部作品里面也会有虚虚实实的纠缠不清。
晚清中国人多有出游海外者，屡著行记传世，清季王锡祺所辑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保存了很多这样的文献。然而不录出处，且自他书辑出者较多，另外析为子目，甚或追求简洁而作删削[1] 。时过境迁，欲索其文献来源颇为不易。
《丛钞》初编第十二帙有一部《三洲游记》，作者佚名。艾周昌先生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则断其作者为丁廉，言其人“以丹麦驻非洲亚德拉领事文案的身分，于1877年随游东非内陆” [2]。并认为该行记对英德占领前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3]。
然而《三洲游记》中几处疑点，联系起来颇耐人寻思：其一，旅行时间的确认，《三洲游记》采用晚清海外行记常用的日记体，作者等离开中国的时间在光绪二年二月，四月初抵达散西巴尔（即桑给巴尔），以后排日记述行程道里，先后次序连接紧密，如何转年即作光绪四年正月[4] 。其二，行程路线的确认，《三洲游记》记述沿途地名与地貌特征、人物风俗非常详尽，并合于后世之了解，但是与当时西人探索东非腹地之路线相同，莫非这的确是进入非洲内陆的唯一路线。其三，人物的确认，日记中交代，主人公是通过友人巴仲和结识丹国领事麦西登，并接受邀请同游非洲的，既然有西人参与主持此项地理探险活动，何以专家们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佐证。其四，这篇行记有几处情节过于离奇，如海上船只失事，沉在暗礁上，主人公与友人竟然可以坐在烟囱上捱过一夜而获救，更甚者如在非洲腹地迦古罗山上遇见盗匪，其过程浑似“智取生辰纲”。——有此上种种不可理解之处，故须对于此篇行记的真伪作一考证。
小方壶斋所抄录的《三洲游记》[5] 必有所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地理类有云：
《斐洲游记》四卷，上海中西书室本，英人施登莱Stanley撰，虚白斋主口译，邹翰飞笔述。……是书节译《寻见李文司敦记》之文，惟杜撰人物事实，改施登莱为麦领事，假定游记出华人手笔。原书面目全失，自有译本以来窜改原书之甚，莫有逾于是本者。
1870年代，西人津津乐道于一项非洲腹地探险活动，即亨利•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前往中非寻找失踪的大卫•列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的传奇故事。苏格兰人列文斯敦长期在非洲中部南部布道行医，他在1871年失踪后，美国《先驱报》（Herald）记者斯坦利率领一支队伍前往该地进行找寻，于当年年底在乌季季（Ujiji，《三洲游记》中，主人公的好友巴元爵即病故于此地）的湖畔找到奄奄待毙的列文斯敦。
此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遂成就了斯坦利的功业名声。西方报刊杂志纷纷刊登载誉归来的斯坦利行状、照片和事迹，各个地理学会和大学也延请他去演讲。当然这些现象也被当时在欧洲游历的中国使臣看在眼里。郭嵩焘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说：
伦敦《特力格讷茀》新报局与美国纽约之《赫拉尔得》新报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东曰桑希巴尔，经西出钢戈江，计程约万馀里，周历至三年之久。英人屡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览其全。……往探者五人，募土人二百为卫，挟枪戟以行，遇土番即与搏战。或不得食，饿数日，驰报海口领事官乃得食。……闻近始渡海至纽约。在阿非利加病毙者一人。大约十馀日内，必详其所阅历入之新报，亦一创闻也。[6]
至十一月十一日，复从前驻华英使阿里克那里知道探险者名为“斯丹雷”，且得睹其照像和所循历的河源图[7] 。光绪四年正月初七日，郭嵩焘又记述了副使李凤苞赴慎藏斯地理会听斯坦利演讲的详细内容[8] ，并议论说：“英人好奇务实，不避艰苦，亦其风俗人心奖藉以成之也”。
王韬比郭嵩焘更早些时候闻知列文斯敦与斯坦利的事迹，他在《瓮牖馀谈》有《李文通探地记》、《续记李文通事》二文，云列文斯敦“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国人斯坦利，把臂欢然，恨相见晚” 。[9]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提及的《斐洲游记》一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皆有庋藏，均为光绪庚子（1900年）上海中西书室铅印本，扉页标明“光绪庚子孟秋订”。页首有“英人施登莱像”，为木刻版画。这显然晚于小方壶斋本，然卷首有“徐汇虚白斋主”之序，云：
《斐洲游记》，施登莱作也。……某尝阅其记，见怪怪奇奇，良堪悦目，因逐渐口译，凂邹君翰飞，笔录而润色之，列入《益闻录》，阅一年始竟。编中有麦领事巴仲和等，俱假借之词，盖恐直陈无饰，读者易于生厌，故为此演说之文，以新眼界。若夫所述事迹，则言言从实，未失庐山真面，世之作卧游计者，此亦一助也夫。
邹翰飞，即邹弢（1850－1931）[10] ，字翰飞，号瘦鹤词人、酒丐。无锡人。25岁中秀才。光绪六年（1880），旅居上海，先后任《申报》、《益闻录》、《瀛寰琐记》等报馆编辑。《益闻录》为一上海教会刊物，多刊载中外时事要闻，也发表一点诗词。邹弢1881年参与编务[11]，这时《益闻录》为半周刊。今查上海图书馆所藏《益闻录》一刊，确知自1883年起是刊开始连载《三洲游记》。
1883年8月初，《益闻录》第278号刊载《三洲游记小引》，云：
本馆近得西文《三洲笔记》一书，芸窗拨冗，披阅一周。觉书中所载人物风土之奇，莫名一状，因不揣固陋，译著是编，名曰《三洲游记》，三洲者，亚非利加、亚美利加、及欧罗巴洲也。其中除人名时日举皆借托外，馀俱实事求是，不尚子虚。虽叙事属辞未尽惬当，而茶馀酒畔，览一过亦堪长聪明、资学问。
既言是“本馆”的“著译”，已能证明邹弢参与其事为可信。此后在第279号开始连载正文，首期以《三洲游记》为题，嗣后俱标《续录三洲游记》，至1888年第736号方毕。
通过对照《益闻录》、《斐洲游记》和小方壶斋本，其异同大致在于：1、《益闻录》本中出现的诗词书信，都不见于小方壶斋本，而《斐洲游记》则有之，文字偶有不同；2、小方壶斋本行文更简洁，《益闻录》文字与《斐洲游记》几近完全相同，《斐洲游记》处处讲求修辞润饰，实多陈辞滥调，如小方壶斋本记述麦西登在斐洲染疾病，仅以“销瘦剩骨”四字形容，而他本则作：“尪瘠殊恒，销瘦剩骨，真比来一病轻于燕，扶上雕鞍马不知也”；3、《益闻录》本、《斐洲游记》有一两处日记排日错误，而小方壶斋本则无，如光绪二年四月十二日，《益》、《斐》皆作“晚间风息，乘月而行。十三日，午后”云云，遂与下文十三日日记重。小方壶斋本则作“午后风息”，接叙他事。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三种版本的关系：即《益闻录》所刊载者为最早（1883－1888），王锡祺由此钞录并作修改，收入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二帙，列在最后一篇[12]（1891），《斐洲游记》最晚出（1900），一方面恢复它的真实身份，通过“虚白斋主”的序言讲明是改译自斯坦利的旅行记，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益闻录》连载时候的面目，只是对各别错字作了修订。因为最早是在杂志上连载，所以辗转下来造成两个误会：
第一，《益闻录》发表文章往往不署作者（诗词除外），因此王锡祺也就说作者“阙名”，后来艾周昌编选《中非关系史文选》，参考了另外一种“上海书局石印本”，据此断言作者为丁廉，笔者未见此本，但估计是保留了书信，因为第二次刊载正文的《益闻录》第280号，在文末落款处署名“番禺丁雪田记”，而第313号（1883年12月5日）载有一封主人公写给家乡朋友的信，落款具名“丁廉”（《斐洲游记》本与之相同，而在小方壶斋本中则不见）。艾周昌所言“上海书局石印本”，想必是把主人公混淆为作者了。
第二，因为是连载，断续维持了五年之久，向壁虚构起来难免有时间错误，王锡祺钞录时，改正了日期的矛盾，但是没注意年份变更的错误，即前文所说由光绪二年直接跨入四年，《斐洲游记》也没改正，可是下文丁廉为巴仲和所撰碑文却作“殁于光绪三年”云云，小方壶斋本删掉了碑文，若只留心非洲旅行部分的日记，自然会把光绪四年作为时间坐标点，而忽略与前文的矛盾。《斐洲游记》出版不久，顾燮光为徐维则补辑《东西学书录》时，曾著录此书，即云“坊间删改其书，名《三洲游记》，殊嫌割裂”[13]，可以说判断大体无误，但是未明其中的曲折。
斯坦利曾经把如何发现列文斯敦的探险过程写成一书，名为How I Found Livingstone[14]，一共16章，附有多幅地图。将地图所标示的路线、地名与《三洲游记》对照，可以发现其行程大致相同，如黄米河（Wami River）、迦古罗山（Nguru Peak）、乌康达（Ugunda）、高高（Ugogo，艾周昌云Gogo）、乌苏古玛（Usukuma）、基高马（Kigoma）、基武盎（Kiwyeh）、打伽尼（Tongoni）等等，起始地点都是从桑给巴尔（Zanzibar）至罢迦毛（Bagamoyo）向西行进，并到达乌季季（Ujiji）地方，不久后折回桑给巴尔。还有书中人名也有相似者，斯坦利所雇佣的翻译名叫Selim，而《三洲游记》中所请的“通事”名曰色勒。
然而若要仔细核对内容情节，则有很多地方不能统一，因为中文游记所叙过于泛泛，难以同斯坦利充斥了700多页的非洲部落语言音译和专业地理知识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考虑到晚清翻译者实际水平的不足，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三洲游记》的“作者”是通过多种间接资料组合嫁接，把西人的旅行文章移植在华人身上。否则，在斯坦利这一享誉世界的地理探险活动之后不久，即重复其人的道路，没理由一点风闻都不见记述的。
邹弢在这一改译与作伪中作用显然比口译者[15]重要得多，其人颇热衷于西学，尤其是地理风俗等知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收入邹弢的四篇文章[16]，即可证明他的趣好与视野。邹弢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海上尘天影》[17]，书前有他的老师王韬1896年作的序，赞扬这部小说不仅手法高超、情节动人，而且“于时务一门议论确切”，各种西学知识同诗词歌赋、诙谐杂技齐备，“直是入世通才”，又向读者“泄漏天机”，说邹弢近来编译了一些“有用之书”，如《万国近政考略》等。这部小说是带有自传色彩的风月小说，然而书中内容却很丰富，作者借主人公韩秋鹤之口谈论了弹道学、采矿、天文、气球、军事、地理、宗教等话题，使他到泰西各国游历一番，其中还详细的记述过西洋戏剧和马戏杂耍的演出。早在晚明时候，李渔《十二楼》之《夏宜楼》即令小说人物使用望远镜，此后多有将西洋奇器带入中国小说者。然而把各种西学知识都融入小说对话的话题里面，且带有启蒙者的笔调，邹弢的这部小说算是开风气之先者，因此韩南先生把它列入晚清时候小说创新的第一次浪潮中[18]。
引游记入小说，通过旅行者眼光见证种种新奇事物，是晚清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19]。如《五使瀛寰略》、《孽海花》、《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宦海潮》等小说的创作，更是或多或少的掺入了当时游历泰西人物的真实事迹。而我们通过对于《三洲游记》真实身份的考察，可以看到此时尚有引小说入游记的特殊现象。不仅无中生有的创造了一出晚清中国人参与其间的非洲冒险，而且前前后后衍生出许多枝节，比如开篇所提及的模拟“智取生辰纲”一段，主人公所在的探险队伍进入迦古罗山中，天气炎热，众人挥汗如雨，喘不能行，遂觅一处松林纳凉，见到那里原本已有四五行客休憩：
见余等人众入林，彼等遽持杖奔逃。大呼：“我行客五人，为小负贩，行走此途，并无可献”。余等始甚惊皇，及闻此言，色勒、克尔等不禁抚掌大笑，因婉告之，并为麦君述其故。盖彼等以余众为绿林盗也。麦领事劝令相安，彼等始返。余等亦弛担林中，袒裼裸裎，随意坐憩。时赤日行天，炎威如火，口中渴吻，觅水无从。忽闻山下有歌唱声，余等凝望良久，须臾见一黑面人肩负二巨木桶，作歌而来。高下抑扬，居然可听。但闻声音之婉转，不知所唱何歌。其人甫抵林口，见前歇五人俱与语言，俄见其人负担入林，揭去桶盖，出瓦缶一具，授与众人。众人向桶内舀之，就口便饮。麦领事令通事特往瞷之。还报黑面之人系贩卖凉水者，故林中之客向购解渴耳。时众人正思饮不得，闻而大喜，亟怂通事招黑面者至，将桶中水尽购之。人数众多，如渴马奔槽，仅各饮一杯，而凉水尽矣。渴消热退，遍体清凉。讵该党半系匪人，见余等百馀人，不敢行劫，乃别设诡谋，令一人乘炎热之际，肩负凉水来山叫卖，其五人先饮，使余等不疑。比余等亦欲购饮，然后暗投腹痛之药。余等饮后，不盈片刻，腹中皆绞痛异常，倒地乱滚，不能起立。林中五人并卖水者一人共六人，一笑来前，将余等行李银两食物衣服肆行抢劫。
幸好这时赶来桑给巴尔的救兵，杀死匪徒，并用解毒药酒治救众人，才算化险为夷。将此段故事放入非洲腹地行记，今天看来颇有些不伦不类，但在当时，这样以中国古典小说手法虚构一段读者耳熟能详的小插曲，应当能达到调节整个文本可读性的作用，这也就是虚白斋主《斐洲游记》序言中所说“恐直陈无饰，读者易于生厌，故为此演说之文，以新眼界”的道理吧。
作者设置印度洋上的船只失事一节，其意义就不止于吸引读者了，更有推动前后情节急剧发展的功能。因为船只失事，主人公们被救到另一艘去往桑给巴尔的船上，所以才能从“领事赴任”转为内地绕行游历，于是与斯坦利的行程纪略衔接起来。
杜撰人物、虚设故事之外，《三洲游记》于晚清国人海外游历之心态的揣摩颇下功夫，设想这段异域探地行程，历时二年，奔波数万里，且多次身陷绝境，而书中居然穿插家信十馀封，诗词数十首，可谓是忙中偷闲了。然而细审其意，大略在于二者，一是传达思乡之情绪，二是宣扬四海一家之襟怀。比如，主人公作家书，会先叙天涯漂泊之辛苦，继言对于家中妻儿戚友的想念，又会以海外得识知己为宽解之辞。而随处可见的诗词歌赋，或为佳节怀人而作，或是燕游唱和，大唱“东西好友结同心”的赞歌。更难得的是，初游海外的中国人多不适应西餐的口味，鲜有如丁廉在新加坡欢呼“西人之口福大矣哉”者。假如考虑到洋务运动以后上海的思想文化气氛，出现这种理想化的笔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非洲居然收到了家中寄来的《上海日报》，上面刊登有传闻主人公们均已被土人所食的消息，并附朋友们的挽诗，这与数月后巴仲和客死乌季季的情节以及丁廉的悼亡诗作遥相呼应，虚虚实实，又暗中隐约指向了列文斯敦的本事。这代表了笔述者对于真实与虚构间的一种微妙难以具述的态度。
19世纪后期，西人亦有撰述非洲探险小说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初期被译介到中国，为国人所熟知的，当属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20]与林纾译的哈葛德《斐洲烟水愁城录》、《雾中人》等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写于1863年）主人公们也是从桑给巴尔开始行程的，时间是1862年，那时列文斯顿还在非洲腹地行医传教，西方世界对于详实的行走路线以及地理知识了解得远远不够。凡尔纳在小说中表达了他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种族主义观念，用颇带有嘲讽和厌恶的口气描写非洲土著。而主人公们乘坐气球从天而降，往往引起部族的惊慌，或者膜拜或者攻击，1904年出现的科幻小说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说》便不禁要模仿这一情节。而哈葛德小说更是直接描写白人与非洲土著的斗争，使得林纾在译叙中不免要向读者解释说明：小说“于白人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野蛮语也”，目的在于，“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21]。相比之下，中国文人改造的《三洲游记》，则多次描写土著部落的质朴民风，就连斯坦利原书里面那种嘲谑口气都看不到了，虽然可能与真实情形不合，但这或许代表着彼时中国人对于未开化文明世界的一种想象？
邹弢早年还写过短篇文言小说，结为《浇愁集》，被誉为仿《聊斋》作品的佼佼者[22]。而在《斐洲游记》行近结尾处，丁廉和外国人闲坐一起，竟有“余述长髯一事”（小方壶斋本无此节），全文长约1300字，叙述山东商河县布商周守鹤与同邑朱隄花为总角交，周得子玉儿，朱得女珠春，通为亲家。后周家夫妇双亡，周卒前以万二千白金托朱保存。朱贪其财，食言不予玉儿夫妇，且贿赂当道，几成冤狱。幸玉儿夫妇逃出，至兖州，为盗贼追，有长髯钓叟救之。告之云可报其冤情于直隶静海县宰吴公，后果得昭雪。俨然一篇文言短制，可视作是《浇愁集》的遗珠之作了。而《海上尘天影》里，游历之人言行间记述西学知识的习惯，在《三洲游记》中早已形成。如光绪二年二十一日这天的记载，就是一篇关于蒸汽轮船的小史，邹弢的笔记《三借庐笔谭》[23]，卷一末篇有“轮船考”[24]，即与此节日记基本相同。上述二例，可算是小小的补证，有助于我们考察笔述者如何参与到这部游记改写中来。
综上所言，过去学界所据信凿凿的小方壶斋本《三洲游记》，实为斯坦利著作的改写，其中保留了大略真实的地理风俗特征，使之一度成为中国人最早到达非洲腹地的证据。今可知其为伪作，即使更为翻译作品，其价值也不及《黑蛮风土记》、《李文司敦斐洲游记》之属。然而，尽管史料价值降低，这部作品在文学研究视野中的意义却可能会变得非常特殊和重要。樽本照雄先生编撰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就把《斐洲游记》作为小说作品来收录，说它“改成游记小说体裁，书中人名也都改成中国风人名”[25]。此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近代报刊系统（比如早期申报馆）已经具备种种现代新闻观念的潜质，但他们同时也在与传统文体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一批与新闻生产密切关联的近代小说作品[26]，本文所讨论的《三洲游记》，正也可以归入这一系列中去。
既然名为《三洲游记》，其本意即应如《益闻录》上刊载的《小引》所言，是在写完“斐洲游记”后还会再作出“墨洲游记”、“欧洲游记”云云来的。《益闻录》第736号所刊全文末尾，说“此卷特未赴任以前之日记也，赴任以后，又有笔记两卷，另订一册”（《三洲游记》无是文，《斐洲游记》末句作“另译订册”），或只可视为虚言。邹弢壮年时候对浮槎万里周游世界事颇为憧憬，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起有故人出洋，赞叹道：“十馀年需次无聊，一旦破浪乘风，竟酬远志，从此异邦人物，眼界一空，平生可以无憾”[27]。1890年初，他的无锡同乡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诸国，途经上海，邹弢与之会面，示以《万国近政考略》稿，薛福成劝令随使出洋，“以亲老不能远游为虑”，遂未能成行[28]。他晚年遭遇腿伤，贫病交加中回乡“待死”[29]。关于四十馀年前虚构的那部非洲腹地旅行记，他似乎再也没有同别人提起过。
注释：
[1]注 吴丰培：《王锡祺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其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并参看王锡祺《丛钞》中的《凡例》。
[2] 见该书第50页注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非洲通史》近代卷，第32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4] 《小方壶斋》本，第29页。艾周昌以光绪四年的时间为确，即1877年。
[5] 另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铅印本《三洲游记》，为邹凌沅辑“通学斋丛书”一种，作者阙名，文字与小方壶斋本同。
[6] 郭嵩焘：《巴黎与伦敦日记》，第339页，岳麓书社，1984年。
[7] 同上书，第396－399页。
[8] 同上书，第456－459页。斯坦利的演讲当在前一天，参见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光绪四年正月初六日，第529页，岳麓书社，1986年。
[9] 王韬：《瓮牖馀谈》卷四，第17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一辑，第606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元年申报馆本，1990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将二文合为一篇，名《探地记》，列入初编第十二帙。
[10] 邹弢《三借庐集》，卷三《五十放言》“卜筑蒲西永息机”句下自注“丙申冬新置小筑于徐家汇堂西”，“天教三九作重阳”句下自注“生于九月二十七日”，《六十放言》又谓“余在上海徐家汇置寓庐，今十三年”；卷二《答钱南铁》，后附钱育仁（南铁）识语：“此函发于辛未正月十四日，未及一周即得讣音”。
[11 ]1881年底的《益闻录》发表过《瘦鹤词人三借庐赘谭序》（第129号），以及江南文人寄到该刊的与瘦鹤词人诗文唱和的作品（最早有1880年第32号饭颗山樵《小诗一律和翰飞寄怀原韵録奉赋秋生词坛法政》），1881年第133号有饭颗山樵《映雪生书来知瘦鹤词人为益闻馆延主笔政赋赠一律即次柬沉酒舲茂才原韵并花月吟庐主人杨沈二君同政和》，故可证邹弢莫晚于1881年即参与《益闻录》的编辑中了。陈镐汶在为范约翰《中文报刊目录》上海部分作的《辨正》亦持此说，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岀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11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2] 初编末有王锡祺光绪辛卯年（1891）跋语，云“起丁丑迄辛卯，辑丛钞成”。可知其工作始于1877年，1880年完成《小方壶斋丛钞》，1891年完成初编。
[13] 《增版东西学书录》，卷四，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译书目》，第267页。
[14] Scribner, Armstrong & Co.，纽约，187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15] 虚白斋主为何人尚不可考，观其《斐洲游记》序言的口气，似乎也是与《益闻录》杂志有直接关系的人。《益闻录》1882年第156号尝刊一诗，题为《杨君步云叠赐和章揄扬溢分再次前韵奉答博瘦鹤词人一粲请虚白斋主正刊》，作者署名“饭颗山樵”，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处证据，说明当时确有此人，并与邹弢交游。杨步云即杨嘉焕，饭颗山樵即杜求煃。
[16] 尽辑自邹弢著《万国近政考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铅印本。《舆地总说》、《地球方域考略》出自第二卷，《塞尔维罗马尼蒲加利三国合考》出自第三卷，《万国风俗考略》，即第十卷《风俗考》。
[17] 《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光绪三十年石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8] 《“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收入《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19] 参看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八章，“旅行者的叙事功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0] 在20世纪初期出现过三个译本，即1903年《江苏》第1、2期的《空中旅行记》（未刊完）、。
[21] 《〈雾中人〉叙》，陈平原、夏晓虹 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2] 萧相恺：《邹弢和他的〈浇愁集〉——兼与〈聊斋志异〉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浇愁集》有光绪初年《申报馆丛书》本，八卷四册。
[23] 丛书集成三编，第七册。又见于《三借庐赘谭》，卷一，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铅印申报馆丛书馀集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第1263册。
[24] 此篇文章复见刊载于1884年《益闻录》第415号。
[25] 《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158页，齐鲁书社，2002年。
[26] 参阅李彦东：《新闻生产中的小说传统——以早期申报文人对〈聊斋志异〉的接受和转化为例》，刊于《现代中国》第7辑，第82－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方迎九：《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消长——早期申报文人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27] 《与乔定侯》，《三借庐集》，卷二。
[28] 见薛福成《万国近政考略》序。
[29] ，《书报话旧》，第114－115页，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