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23 06:12:40
文/颜菁
有趣的事跟谋生无关
去清华见冯象之前，面对他的教育背景内心着实有些胆怯，阅读他的《玻璃岛》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发觉也不是一时半刻能消化得了的，听说出于兴趣，他又在进行重译《》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与他对话。
房门一开，是冯先生一张和善的脸。花色的圆领毛衣，头发斑白，个头不高，典型的“学者加南方人”气质。我的心情不知怎么顿时放松了不少。
因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近些年冯先生与国内法学领域的交流比较频繁，这次来京，也是受邀为清华的学生讲课。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负笈云南的经历，专业领域的转换，写书译经的过程……还不时穿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看法。虽然定居国外几十年，因为往来较多，丝毫不存在生疏。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冯先生谈起为介绍西方古典文化而做的种种努力。我问这么费力的事情，您怎么还这样有动力？
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世上的事分两种，好事是既不费劲又有趣，但这是理想，大部分事情不是这样。不费劲的事大都是平淡的，比如挣钱谋生。最能挣钱的人都是不花钱的，那些资本家挣了钱都给老婆孩子花，自己很苦的，陪人吃喝，身体不好，没有乐趣。但家属过得舒服，正因为舒服了所以一事无成，变成败家子，这种情况最多了。”
“有趣的事情全部跟谋生无关。学生经常问我什么样的工作最理想，我能告诉他们的是第二理想的工作，那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要说第一等理想第一等快乐，就是自己也不做自己的老板，不是现在意义的工作，这种事情不大有人做。现在大部分人是受雇于人，在一个人际网里谋生，这是第三等的快乐。我写文章、重译《》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又不是畅销书，还不如我讲一次课，纯粹是乐趣。”
“现在的年轻人，条件很好，机遇也不差。这个机遇就是大部分人不读书、不用功，上个网、看个电影啊，，大部分人不读书或想读也读不了。现在包括学习很好的学生，用功程度也远不如过去，所以你只要花费很少的精力就能超越别人。 ’时一样，并不是你有多聪明，但你读书了就可以考上大学。，任何时候不要随大流，毛主席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
《》中译本是个遗憾
记者：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
冯象：我刚学外语的时候，对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诗感兴趣，稍稍深入后就发现《》对西洋文艺影响巨大，开始阅读。考进北大西语系后，中世纪文献大多和有关，所以《》是必修的科目。
记者：您怎么会产生重译的念头？毕竟现在流传的中文译本已经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冯象：十多年前我还在耶鲁法学院的时候，有位的朋友找我讨论经文，他用的就是国语和合本。以前我没有读过中文译本，拿来英语钦定本一对照，发现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
清朝末年，当时有很多英美新教派在中国传教，互相之间经常打架，后来他们意识到这对传教不利，就决定联合起来翻译一个统一的《》译本，这就是和合本。一些外国传教士加上中国助手在上海组成了一个班子，一共翻译了三个版本：文言的、半文言的和白话的，最后一种流行比较广泛。
和合本在1919年全部翻译完成，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它是以传教为目的搞的，翻译人员的中文水平又低一些，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太讲究精确，有些也翻译得不巧。到了“五四”时期，白话运动掀起来，和合本的白话就显得很怪，今天看起来就更怪了，以至于有些看不懂。《》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中文”，这和《》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对比。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我应该重新翻译。
记者：您希望您的翻译能弥补旧译本的缺陷？
冯象：在西方，《》是一部文学巨著，翻译得很好，发行量世界第一，但在中国就是一个遗憾。我不是信徒，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想做点贡献。我也并不想取代什么，就是希望能贡献出一个质量好一些的译本。在所有的外国文学经典里，我觉得《》最值得翻译，这个事恐怕也没几个人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我要做，就像当年别人都不读书的时候我读书一样。对《》本身我一直很有兴趣，尝试着翻译了一下后，觉得自己还能干这个活儿，就干下去了。
我译的《摩西五经》已经在香港出版，在那里出版就是想在汉语研究的中心得到一些评价，听听他们的看法。那里的学者和教徒也进行了讨论，给我的反馈是认为语言很好，但在教义方面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不是信徒，没有任何派别意识，我呈现的是主流的学术意见。
记者：重译工作已经完成多少了？您计划多长时间译完？
冯象：已经完成的《摩西五经》，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内容。第二卷是诗，刚译了一半，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应该能完成。翻译《》快不了，因为牵扯很多问题需要查大量资料，时间上也只能找空闲，慢慢来，所以多久完工不好估计。幸好也不是没有中译本，多着呢，我不过再贡献一个就是了。
记者：翻译《》，您觉得对自身的挑战在哪里？
冯象：《》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跟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都息息相关，那要学多少东西，简直令人生畏！
从翻译上来说，希伯来语《》的语言很简洁，把简洁的语言译好又让读者明白，很难，需要琢磨。你必须舍弃一切修饰，回到语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词汇、口语甚至古汉语，考验的全是自己的汉语。原文不懂，通过查资料总能搞懂，但懂了以后该怎么表达？
记者：会不会有人认为回到语言的根本，生动是有了，但是不是失去了原有的庄严，也许宗教的语言就是和大众存在一定距离的？
冯象：《》的原文是普通的语言，没有任何学究气，根本就不难的。有这样的理解是上了当年传教士的当了。《》在几千年前是要念给不识字的牧民、妇女、小孩听的，哪能那么学究气？更不存在距离感。
这是传教士的问题，他们来中国传教，对本民族的东西其实并不懂，英语也不怎么样。我在和合本里就发现好几处，是他们自己没把英语钦定本看懂，根本不是希伯来文的问题，，不是19世纪的英语。所以我要改造《》和合本的基本语汇和句法，回归原文善本。
记者：您在《》上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可您并不是基督徒。一个不信教的人凭什么翻译《》呢？
冯象：这也许是国人习以为常的误会，以为《》仅仅是的经典。希伯来语《》本来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兴起后继承了这部圣书，所以不能说到《》，就把它等同于。实际上，基督徒只是古人所谓“圣书之民”中的一支。
说到信仰能否成为翻译经典的前提条件，或者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和表达，我看也未必。当年朱光潜先生译注马克思著作，引来一顿狠批，，。可是今天再读，谁能及得上他的译文？
记者：您希望人们怎样看待《》？
冯象：老话说，读书无禁区。《》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书之一，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很有益处。《》的内容和文学类型也包罗万象，法律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诗歌传奇，不一定全部看，因为也有很枯燥的地方，但其他很多故事、诗歌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翻译好了，很多人会对它产生兴趣，当然不一定非要信它。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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