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刘永济:人生归有道 此外更何求

1910年，刘永济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修习应用化学，为报考清华做准备。1911年夏，他如愿以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同时考入的，除了他的老同学梅光迪外，还有吴宓、吴芳吉等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转眼间土崩瓦解。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虽未立即解散，但惶恐气氛弥漫于整个校园，不少师生仓皇离校。刘永济此时也奔赴海南岛，结束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活。

刘永济手稿。

其时，刘永济的四兄刘永滇正任琼崖道道台。刘永济到达海南岛不久，刘永滇宣布独立，拥护共和。从此以后，刘永济告别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1913年秋，他虽曾一度赴长沙投考留学，但未被录取，便从此放弃了出国的计划。

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开阔了刘永济的视野，也拓展了他的学缘。他与梅光迪、陈寅恪、吴宓、吴芳吉等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后来立身处世的风格和态度，与这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密切相关。

“在这短短的六年中，我学无所成，但影响我的却有几点：一、养成我自命不凡和自由散漫的习惯。二、灌输我革命的思想。三、广泛地粗略地具备些世界知识和科学知识，加强我读书的兴趣。”刘永济曾回忆道。

1917年7月至1932年7月，刘永济先在长沙私立明德学校任教，后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5年的教书岁月，奠定了他作为学者和词人的基本格局，也奠定了其家庭生活的基本格局，他文化保守主义形象和炽热的民族情怀，因自身与《学衡》主将梅光迪、吴宓的密切交往，和身处东北的特殊境遇，表现得尤为充分。

20世纪40年代，刘永济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长达八年，书写了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那段岁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鼎盛一时，也成为后人了解刘永济学术地位的有效参证。

50多年过后，刘永济弟子、湖北大学周勃教授犹记恩师《临江仙》一词的发表经过——

“《长江文艺》1957年1月号以‘诗专号’面世，在全国文坛引起了颇大反响。当时我调入编辑部不久，躬逢盛事。编辑部同人都各自忙着，交给我的任务是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组稿，‘诗专号’要发表几首旧体诗，因此特别叮嘱要有刘永济、沈祖棻的作品。我先去刘永济先生家，在校时素闻弘老学风严谨，文格矜持，他的国学著作多达数十种，但获他同意出版的甚少。他保持着中国学界那种‘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古老传统。弘老正伏案工作，见我去了，非常热情，一边让座，一边搓着手说：听说你调回武汉了，这很好，这很好，以后可以多见面了。他是省文联副主席，作协理事，便问了许多文艺界的事，我趁势宣传起‘诗专号’，并提出惠赐词稿的要求。他一听便欣然应允，说时坐在书案前，一边轻声吟哦，一边展纸挥笔，很快写好了。我接过来一看，是用蝇头行楷抄的：

我读着，弘老一边解说着，‘这是我65岁时写的，检讨了我一生的认识……’接着他便谈起了他的经历，由参加辛亥革命到支持东北大学学生抗日热潮，，由‘双百’方针谈到党的英明、伟大。弘老为人严肃，平素寡言少语，我常问业时，他总是切题讲解，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罄腹而谈。‘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当时我想这是‘双百’方针的贯彻，激发起老一代知识分子将自己完全融入今天的社会，融入祖国的事业中去了。我告辞出来，弘老一直送我到门外，招手告别。他那高大的身躯，瘦削的面庞，向后梳拢的大背头，在冬日阳光下，显得精神矍铄，气度清标。”

　　——周勃：《永忆师节师风》

周勃记忆中刘永济的这幅剪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为传承传统文化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文化学人形象。

刘永济所说的屈赋，今人多称楚辞或屈骚。从辨体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诗人之赋，属于诗的范畴，汉人所作乃辞人之赋，介于诗文之间，两者的文类差异是鲜明的；从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于六艺之赋，而屈宋之作又为汉赋之祖，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也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对于这两层脉络，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卷上《诠赋第八》有清晰而准确的分疏，并不偏执一端。

刘永济屈赋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特点是兼顾“义理、考据、辞章三途”。

在义理方面，刘永济以知人论世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个意味深长的判断：屈原名下的作品出自屈子“一家”之手而非屈原一人之手，不过，即使是那些屈原追随者所做的屈赋，也是揣摩屈原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而写出来的；屈原是一个有着特殊的楚国贵族身份的诗人，他具有强烈的家族血缘意识，视自己的宗族和楚国为一体；《九歌》兼有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两面。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一方面对读者多有启迪，另一方面也不时招致商榷；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

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涵育了屈原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及其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拓展了屈赋研究的视野。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向并称为20世纪“龙学”的四大奠基之作，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刘永济是武汉大学开设“汉魏六朝文”课程的第一人。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撰写的介绍有云：“本课详述汉魏六朝文体之流变，诠品当时作家之异同。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俾诸生得欣赏其艺术，而抉择其高下。”

所谓“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即《文心雕龙校释》，约12万字；所谓“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即《文心雕龙征引文录》，约28万字。《文心雕龙校释》和《文心雕龙征引文录》都是刘永济讲授汉魏六朝文学的教材，属于断代文学史，这一事实显示了《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特性。以文学史眼光读《文心雕龙校释》，而不是仅仅视之为文论著作或文体学著作，可以对这部名著的深湛之处有更多发明；而今人在撰写文学史时，尤其是在撰写隋唐以前的文学史时，倘能适度吸取《文心雕龙校释》的成果，无疑有助于内容的丰富和品质的提升。

《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初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著述。刘永济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故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作为《文学论》的著述方略。他虽然承认“感化之文”“学识之文”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但更为重视“感化之文”。《文学论》已初步确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理念与格局，对郭绍虞后来的研究产生过直接影响。刘永济在中国古代学术资源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做的探索至今仍有其启示意义，而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创者地位尤其值得大书一笔。

《十四朝文学要略》原为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教其间的讲义，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之名在《学衡》第65期、68期、71期连载，1945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结集出版，更为今名。《十四朝文学要略》与20世纪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二是对外来影响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三是对汉赋和骈文等中国文学中的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以上内容，刘永济均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富于个性的评估和叙述。

《唐人绝句精华》编选于1959年至1963年间，与刘永济早年在东北大学所撰讲义《唐乐府史纲要》颇有渊源。刘永济对清代神韵说在诗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及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境况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他所选唐人绝句兼顾了具有神韵美感的诗和虽不符合神韵旨趣但却有其独特长处的作品，例如杜甫、杜荀鹤的诸多绝句。刘永济的“释”，即作品解读，既长于知人论世，又长于掘发文心，其注释简明准确，也是一个显著优点。

刘永济的曲学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聚焦于歌词，而对歌词的考察又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歌词的唱法，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这充分展现了他清晰的戏曲史视野。《元人散曲选》是刘永济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从“风会”入手，在与诗词的对比中，准确揭示了散曲的文类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

1925年4月，刘永济在《学衡》第四十期发表的《说部流别》，是他唯一有系统的小说研究著述。他尊重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对于“两汉六朝杂记小说”“唐代短篇小说”和“宋元以来章回小说”，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衡估。而他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对于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他对小说作品做出睿智的评鉴。

综上所述，足见刘永济先生作为古典文学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如果要对刘永济的学术气象做一个大体描述，我眼前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大江东注，沧海潮起，足以吞吐日月星辰。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两位词坛老宿誉为作词得法，且有作词的天赋，这对刘永济来说，如有一种“登龙门”的感觉，并终身以况、朱传人自勉，致力于弘扬常州词学。后来，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教授，常语含讥讽地称他为“旧式文人”，倒也恰切地说出了新文化人对刘永济的定位。

刘永济借书便函。

刘永济的词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论“填词之事”，代表作为《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重心在词调、声韵、歌辞；二是词史研究，代表作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其论述时有卓见，尤其是对吴文英词史地位的评价，在20世纪的大陆学界独树一帜；三是对唐宋婉约词细读，尤其是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代表作为《微睇室说词》。

刘永济之所以偏重吴文英词，既是因为他上承常州词派的统绪，对吴文英词的文学史地位有大不同于主流学术的看法，也是由于在数十年的研词生涯和填词生涯中，吴文英词已经与其艺术生命融为一体。1940年，时年53岁的刘永济，曾作《减字木兰花》二首。其小序云：“岷沫二水汇合处，陡起一峰，林壑幽美，步磴周曲，曳杖其间，如入梦窗翁词境中也。”刘永济以山水景物比拟吴文英词境，可见他沉浸于梦窗词中，读的已不是词句，而是词句所展示出的意境。考察刘永济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不应忽略了长存于其心灵中的这一境界。

《诵帚盦词》是刘永济自己的词集，收录了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创作的词作。其间，大故迭起，忧患不断，词人之心，激荡不已，刘永济的词，就是在这样“艰屯”的岁月中写成的。从1931年到1949年，几乎所有重要的世变都在刘永济的词中有所呈现或折射。例如，1931年作有《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杀敌之气，为谱此调与之）、《满江红》（避日寇入北京，赁庑愁坐，示内子惠君）等；1932年作有《解语花》（壬申上元，淞沪鏖战正烈，故京灯市悉罢，客枕无寐，竟夕忧危。翌日，豢龙写示和清真此调，触感万端，继声赋答）等；1943年作有《鹧鸪天》（残劫关河赚泪多）、《鹧鸪天》（孤桐寄示《齐天乐》词，惠题拙著《笺屈六论》，兼及豢龙永逝之哀，赋此答谢）、《浣溪沙》（客谈北平广播荀慧生歌曲）等。这些词，或直写世变，或缘于世变，都足以成为后人的“论世之资”。即使那些唱酬、悼亡之什，也有其存史意义。

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刘永济乐于以诗词与亲友交流。他的复旦同窗陈寅恪，清华同窗吴宓、吴芳吉，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刘豢龙，终身对刘永济执弟子礼的程千帆，胞弟刘永湘，都与刘永济多有唱酬。在20世纪40年代的武汉大学同事中，较多见于《诵帚盦词》的有陈登恪等人，如1940年作《江城子》（六月廿六日偕家人放棹至柿湾，访登恪八兄草堂。饭后坐邬保良兄岩下屋，凉既宜人，顿忘炎暑，曛黑始归）；1946年作《鹧鸪天》（听登恪话西湖匡庐之胜）；1947年作《临江仙》（今夏，余与登恪有匡庐避暑之约，因循未往，而登恪归来为语劫后灵山，感而成咏）。陈登恪是陈三立的第八子，陈寅恪的弟弟。这些词作，在情感交流之外，还兼有日记的功能，依时序排列，便是一份年谱。如果要了解近代学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和家庭交往，这些词作无疑比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来得真切有味。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著有《刘永济评传》《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内容来源：光明学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