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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新申義》原載《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1918年1月15日），系傅斯年響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而作，其精神與二文一脈相承，但名聲不彰，鮮爲研究文學（無論新文學或古典文學）的學者所重視。
該文由文學的本質切入，梳理古典文學的發展脈絡，對晚周以迄明清各代文學的面貌深加剖析，又特別辨析文、言二者在古典文學發展中由合一而分離的過程，最後指出文學革新爲歷史發展之大勢。孟真先生此文對古典文學批判殆半，然而其目的是爲新文學的發生發展提供一個路徑，並不妨礙今人對古典文學的研究，而且文中的許多觀點，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頗有啓發。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孟真先生研究以史學爲主，著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于古典文學研究，今人輯有《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
爲便於閱讀，編者略爲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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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之革新，醞釀已十餘年。去冬胡適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陳獨秀先生和之。時會所演，從風者多矣。蒙以爲此個問題，含有兩面。其一，對於過去文學之信仰心，加以破壞；其二，對於未來文學之建設，加以精密之研究。過去文學，乃歷史上之出產品。其不全容於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後明。故破壞一端，在今日似成過去，但于建設上討論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觸者言之，國人於此抱懷疑之念者至多。惡之深者，斥爲邪說，稍能容者，亦以爲異說高論，而不知其爲時勢所造成之必然事實。國人狃於習俗，此類恒情，原無足怪。然欲求新說之推行，自必於舊者之不合時宜處，重申詳繹，方可奏功。然則破壞一端，尚未完全過去。此篇所說，原無宏旨，不過反復言之，期於共喻而已。
本篇所陳，紛雜無次，綜其大旨，不外三端。一爲理論上之研究。就文學性質上以立論，而證其本爲不佳者。二爲歷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國文學升降之歷史，而知變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爲時勢上之研究。今日時勢，異乎往者，文學一道，亦應有新陳代謝作用，爲時勢所促，生於茲時也。此外偶有所涉，皆爲附屬之義。
今試作文學之界說曰：“文學者，群類精神上之出產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說中有“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之總（Genus）與“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歷以論理形式，尚無舛謬。文學之內情本爲精神上之出產品，其寄託之外形本爲文字。故就質料言之，此界說亦能成立。既認此界說爲成立，則文學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學特精神上出產品之一耳（Genus，必爲複數），、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也。以群類精神爲總綱，、社會、風俗、學術等爲其支流。以群類精神爲原因，、社會、風俗、學術等爲其結果。、社會、風俗、學術等同探本於—源，、社會、風俗、學術等交互之間有相聯之關係。易言之，、社會、風俗、學術等之性質皆爲可變者，文學亦應爲可變者。、社會、風俗、學術等爲時勢所迫概行變遷，則文學亦應隨之以變遷，不容獨自保守也。、社會、風俗、學術等性質本爲變遷者，則文學可因旁證以審其必爲變遷者。、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爲時勢所挾大經變化，則文學一物，不容不變。更就具體方面舉例言之，中國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則昔日文學中與君主政體有關係之點，若頌揚、鋪陳之類，理宜廢除。
中國今日除閉關而取開放，歐洲文化輸入東土，則歐洲文學中優點爲中土所無者，理宜採納。中國今日理古的學術已成過去，開放後的學術將次發展，則於重記憶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學，理宜孳衍。且文學之用，在所以宣達心意。心意者，、風俗、社會、學術等—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識作用也。、社會、風俗、學術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隨時變遷，則今人之心意，自不能與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學達之，其應必至於窮，無可疑者。、社會、風俗、學術等應爲今日的而非歷史的，則文學亦應爲今日的而非歷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學；兩漢有兩漢特殊之政俗，遂有兩漢特殊之文學；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風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學。降及後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且精神上之出產品，不一其類，而皆爲可變者。故由其所從出之精神，性質變動，遷流不居。子生於母自應具其特質。精神生活本有創造之力。故其現于文學而爲文學之精神也，則爲不居的而非常住的、無盡的而非有止的、創造的而非繼續的。今吾党所以深信文學之必趨革新，而又極望其革新者，正所以尊崇吾國之文學、愛護吾國之文學、推本文學之性質，可冀其輝光日新也。或者竟欲保持舊觀，以往古之文學，達今日之政俗學問。一聞革新之論，實不能容。揆彼心理，誠謂今日以往之文學，造乎其極，蔑以加矣。夫造乎其極，蔑以加者，止境也，即死境也。口持保存國粹之言，乃競以文學末日待之，何不肖不祥至於斯也。保存國粹之念，誰則讓人？惟其有保存國粹之念，而思所以保存之道，然後有文學革新之談。猶之欲保存中國，然後撲滿清政府而建共和耳。
中夏文學之殷盛，肇自六詩，踵于楚辭。（此就屈宋而言，不包漢世楚辭。）全本性情，直扡胸臆，不爲詞限，不因物拘。雖敷陳政教，褒剌有殊，悲時憫身，大小有異。要皆“因情生文”，而情不爲文制也。惟其以感慨爲主，不牽詞句，不矜事類，故能吐辭天成，情意備至。而屈宋之文，遂能“決乎若翔風之運輕赧，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懈”。降及漢世，政教失而學術息，章句興而性靈蔽。武功方張，吐辭流於誇誕；小學深修，奇字多入賦篇。獨夫在上，諛聲大作；心靈不起，浮泛成文。故能義貧而詞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學，誇張聲勢，大而無當，放而無歸，瓠落而無所容。於是六義大國，夷爲三倉附庸；抒情之文，變作隸胥之錄。相如唱之，揚雄和之，猶然天下從風，斯文敝之始也。東京以還，此道更盛：京都之制，全無性靈；堆積爲工，誕誇成性。而性靈亦爲文詞所拘，未有發展，建安、黃初之間，曹王特出。子建之詩，直迫枚李；仲宣之賦，大革漢風。浮詞去而氣質尚，上躋乎變風變雅之間，非舍本逐末之賦家所能比擬。
誠文學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學一大進化。無如狂瀾方挽，迷塗又生。渡江而後，“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文學依附玄家，不能自立。謝容易以光景之文，斯足美矣。而乃“啓心閑繹，託辭華瞻，巧倚迂回”“晦澀費解”。以貴族之習氣，合山林之幽阻，不謂爲文弊不可也。則有吟詠性情，反貴用事；天才短謝，物類乃崇。“崎嶇牽引”“拘攣補衲”“唯睹事類，頓失精采”。“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案”矣。又如沈約制韻，“使文徒多拘忌，傷其真美”。性靈汩沒，不知其幾何也。簡文變古，淫豔當途。聲色使人目惡，蕩情致人心亂。豈僅害于文章，亦大傷于世道。徐、庾承其流化，辭重情輕之倒置，積重難返矣。其於六代之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辟致遠之境，不染斫辭之病，起江東之獨秀者，則陶潛其人也。（以上略本鐘嶸、劉勰二家言及五代諸史傳論。）
隋唐之間，清風乃振，煬帝、太宗皆有變古之才。而開元之間，李、杜挺起，除六朝之文弊，啓文囿之封疆，性靈大宏矣。降及元和，微之宮詞，婦人能解；香山樂府，全寫民情。革險阻而趨平易，舍小己以人群倫。又有昌黎、柳州，作範其間，除人造之儷辭，反天然之散體。論其造詣所及，柳則大啓後世小說家刺時之旨（唐代小說本盛，然柳州之旨，卻與當時蕪濫卑劣者不同），又爲持論者示精確之准的。韓則論文論學，皆啓有宋一代之風化（別有詳論），於駢體橫被一世之際，獨不惜人之“大怪”。於是開元、元和之間，詩文俱革舊觀。言乎文情，靡靡者易爲積健，拘文者易爲直抒，辭重者易爲情重。體漸通俗，市語人文，況述社會，略見端倪。言乎文體，又多有創作：七言、長風，至李杜始成體制，至香山乃能紀事。
七律、排律雖不始於此時，而創作奇格，實出杜公。太白古樂府，尤復一篇一格，句法長短參差，競空前而絕後。又漢樂府之遺意，久已乖亡。晉宋以降，廟堂之制，則摹古不通；燕寢之作，則輕豔浮淺。唐世詞張而樂離，樂府之爲用已不可存。太白、香山獨創新聲以應之，後世名之曰詞，遂成宋、金、元、明新文學之前驅，斯又足貴也。然則開元、元和之間，又爲文學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學一大進化。曠觀此千年中，變古者大開風流，循舊者每況愈下。文學不貴師古，不難一言斷定也。歷觀楚漢至今二千年中文學升降之跡，則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而變本加厲者。若揚、馬之承屈、景，南朝之承魏晉，北宋吳蜀六士之承韓公，皆于古人已具之病，益之使深，終以成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諸家之復古，極其能事，不過“優孟衣冠”，而其自身已無存在之價值，更何論乎性情之發展？別有挾古人之糟粕，當風化之己沫，斫成新體，專制皮鞟。如樊南之四六、歐王之宋駢，內心疲苶不存，豈有不枯薄者耶？至爲曹王變古，獨開宗風。李、杜、韓、柳，俱啓新境。宋詞、元曲，尤多作之自我。惟其不襲古人，故能獨標後代也。凡此四格，因革備異，良劣有殊。弘治嘉靖復古之風，至今未斬。雖所托因人不同，其舍己則一。不以摹擬爲門徑，竟以摹擬爲歸宿。縱能希抗古人，亦僅爲其奴隸（詞曲本宋元新文學，自明清復古家作之，亦復同流合污），斯乘之最下者也。
若夫刻其皮鞟，逐其末流，一則徒辨乎體貌，一則流連而忘歸，亦非宏寶之塗也。此三者均未脫離古人，其能附驥尾而行以傳於後者，幸也。明清復古之文，尤少談之者。既無殊特之點，更無殊特之位置。而今之惑人猶復以步趨古人爲名高，豈非大左乎？革新諸家，亦多詭詞復古。故太白則曰：“聖代復遠古，垂衣貴清真。”昌黎則曰：“非兩漢之書不敢視。”詞曲不襲前人矣，猶裝其門面曰：“古樂府之遺。”斯由貴古賤今，華人恒性。語人自作古始，聽者將掩耳而走，何如因利乘便，詭辭以爲名高乎？且所謂變古者，非繼祖龍以肆虐，束文藉而不觀。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盡可取爲我用。但能以“我”爲本，而用古人，終不爲古人所用，則正義幾矣。《易》曰：“革之時義大矣哉。”變動不居，推陳出新。今雖無人提倡文學革命，而時勢要求，終不能自已也。
古典文學所由成立之歷史，殊不足觀也。周秦諸子動引古人，凡所持論，必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則求征以信人，取喻以足理，莊子所謂重言與後世之古典文學渺不相涉者也。自西漢景武以降，辭賦家盛起。雖具瑰瑋之才，而乏精密之思。欲爲無盡之言，必敷枝葉之辭。義少文多，自當取貴於事類。事類客也，今則變爲主。所以足言也，今則言足猶取事類。臃腫不治、尾大不掉之病，此其肇端也。又詞賦家之意旨，原不剴切。取用於質言，將每至於詞窮，幸能免於詞窮，亦未足以動人。故利用事類之含糊，以爲進退申縮之地；利用事類之煒燁，以爲引人入迷之方。此古典文學所由成立之第一因也。
兩漢章句之儒，博於記誦，貧於性情。發爲文章，自必炫其所長，藏其所短。引古人之言以爲重，取古人之事以相成，當其能事于事古，其流乃成堆砌之體。斯風流傳，久而不沫。於是書按之文，字林之賦，充斥于文苑。京都之作，人且以方物志待之矣。此古典文學所由成立之第二因也。
魏晉以降，浮誇流爲妄言。禹域未一，而曰“肅慎貢矢，夜郎請職”；克敵未竟，而曰“斬俘部衆，以萬萬計”。但取材于成言，初無顧於事實，則直爲古人所用，而不能用古人矣。斯習所被，遂成不作直言，全以古事代替之風。此古典文學所由成立之第三因也。
降及齊梁，聲律對偶，刻削至嚴；取事取類，工細已深。概以故事代今事，不容質說，古典文學之體於是大定。自斯而後，衆家體制，爲古典主義所範者多矣。尋其流弊，則意旨爲古典所限，而莫能盡情；文詞爲古典所蔽，而莫由得真；發展性靈之力爲古典所奪，而莫能盡性，文以足言之用，全失其效，且反爲言害矣。故綜此四端，可一言以弊之曰：捨本逐末而已。今文學所以急待改革者，正求置末務本。於此捨本逐末之古典文學，理宜加以掊擊。然用古典能得足志足言之效者，即不可與古典文學同在廢置之例。古典原非絕對不可用，所惡于古典文學者，爲其專用古典而忘本也。陳仲甫先生曰：“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義，乃爲典所用，而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誠深得其情之言也。
欲知今後文言之宜合，當先知上古文言何由分判。太古文言，司合而不離也。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正由以語入文，古今語異，乃不可解耳。（今人惡白話，以爲不古，而中國第一部書即以白話爲之。托詞名高者，其可以已乎。）古人竹簡繁重，流傳端賴口耳。欲口耳之易傳，必巧飾其詞，雜以駢句，潤以聲節。浸成修整之文，漸遠天然之語。不觀《尚書》之多韻語、偶辭乎，斯文言分離第一步也。
周承二代之後，郁乎其文。大夫行人，多聞博古，自能吐辭溫潤，動引故言。孔子謂誦《詩》可以專對，專對之尚文可知也。《左傳》載行人之語，多有雷同者，其刻畫可知也。士夫之言日美，遂爲文章之宗；農牧之言仍質，乃成市語之體。斯文言分離第二步也。
秦漢以還，動多師古，不敢如晚周之世，以當時語言爲文章。（諸子之中，自荀子等數家外，多當時通用之語，著之竹帛，即《論語》亦然也。）而文言分離之象大定。斯其第三步也。然漢魏六朝之文，內情終不遠離於語言。《史記》《漢書》，多載彼時市語，學者詁經，好引當代方言。二陸往來之書，竟通篇爲白話焉。魏晉以降，文章典麗，語言稱是。《晉書》《博物志》《世說新語》等所載當時口語，少因筆削，概由直錄。齊梁韻學入文，亦入於語。周颙之徒，雙聲疊韻，鏗鏘其語言。至於隋唐，此風不替。李密隔河數宇文化及罪，化及不解，曰：“何須作書語耶？”化及粗頑，自不解書語，然密既騰諸口說，必彼時上流用之也。
循上所言之事實以觀察之，可得四間。第一，中國語之言文分離，強半爲貴族政體所造成。貴族之性，端好修飭，吐辭成章，亦復如是。今苟不以高華典貴爲文章之正宗，即應多取質言。且貴族之政，學不下庶人，文言分離，無害於事也。今等差已泯，群政艾興。既有文言通用於士流，復有俗語傳行于市民，俗語著之紙墨，別爲白話文體。於是一群之中，差異其詞。言語文章之用，固所以宣情，今則反爲隔閡情意之具。與其樊然淆亂，難知其辨，何若取而齊之，以歸於—乎？
第二，語文體貌雖異，而性情相關。一代文辭之風氣，必隨—代語言以爲轉變。今世有今世之語，自就有今世之文以應之，不容借用古者。與其於今世語言之外，別造今世之文辭，勞而無功，又爲普及智慧之阻，何如即以今世語言爲本，加以改良，而成文言合一之器乎？
第三，《論語》所用虛字，全與《尚書》違；屈、景所用，若“羌”“些”者，又爲他國所無。彼所以勇於作古者，良由聲氣之譴，非已死虛字所能爲。故不以時語爲俚，不以方言爲狹。惟其用當時之活虛字，乃能曲肖神情，此白話優於文言一巨點也。
第四，《史記》《漢書》以下，何以必雜當代白話；二陸書簡，何以必用市語？豈非由白話近真，文言易於失旨乎。《史記》云，諸君必以爲便國家，《漢書》易爲文言，朵氣極矣。且宋人語錄，全以白話爲之。議者將曰，理學家不重文章也，從事文辭，勞費精神，有妨於研理也，玩物而喪志也。此皆淺言也。文不盡言，言不盡意。言語本爲思想之利器，用之以宣達者。無如思想之體，原無涯略，言語之用，時有困窮。自思想轉爲言語，經一度之翻譯，思想之失者，不知其幾何矣？文辭本以代言語，其用乃不能恰如言語之情。自言語轉爲文辭，經二度之翻譯，思想之失者，更不知其幾何矣？苟以存真爲貴，即應以言代文。—轉所失猶少，再轉所失遂巨也。且唐宋詩人，多用市語，詞典之體，幾盡白話，固爲其切合人情。以之形容，恰得其宜，以之達意，畢肖心情。今猶有卑視白話者，豈非大惑乎？
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觀，循其義法，無適而可。言理則但見其庸訥而不暢微旨也，達情則但見其陳死而不移人情也，紀事則故意顛倒天然之次序，以爲波瀾，匿其實相，造作虛辭，曰不如是不足以動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爲，則飾之曰，文學家固有異夫理學也；疏證之文，桐城家不能爲，則飾之曰，文章家固有異夫樸學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爲，則飾之曰，古文家固有異夫駢體也。舉文學範圍內事，皆不能爲，而覥顏曰文學家，其所謂文學之價值，可想而知。故學人一經辦香桐城，富於思想者，思力不可見；博於學問者，學問無由彰；長於情感者，情感無所用；精於條理者，條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則奇思不可爲訓，學問反足爲累。不崇思力，而性靈終歸泯滅。不尚學問，而智識日益空疏。託辭曰“庸言之謹”，實則戕賊性靈以爲文章耳。
桐城嫡派無論矣，若其別支，則惲子居異才，曾滌生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於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錢玄同先生以爲“謬種”，蓋非過情之言也。世有爲桐城辯者，謂桐城義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則應之曰，桐城遵循矩矱，自非張狂紛亂者所可呵責。然吾不知桐城之矩蠖果何矩矱也。其爲蕩蕩平平之矩矱，後人當遵之弗畔。若其爲桎梏心虛、戕賊性情之矩矱，豈不宜首先斬除乎？
中國本爲單音之語文，故獨有駢文之出產品。論其外觀，修飭華麗，精美絕倫。用爲流連光景、憑弔物情之具，未嘗無獨到之長也。然此種文章，實難能而非可貴，又不適用於社會。將來文學趨勢大遷，只有退居於“歷史上藝術”之地位，等於鼎彝，供人玩好而已。且駢文有一大病根存，即導人僞言是也。模棱之詞，含糊之言，以駢文達之，恰充其量。告言之文，多用駢體，利其情之易於伸縮，進退皆可也。
今新文學之偉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確之思想，句句有明確之義蘊，字字有明確之概念。明確而非含糊，即與駢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尚旨而不縟辭，又與駢文性質上渺不相涉。況含糊模棱，無信之詞也。專用譬況，遁辭之常也。駢文之於人也，教之矜伐，誨之嚴飾，啓其意氣，泯其懿德。學之而情爲所移，便將與鳥獸、草木、蟲魚爲群，而不與斯人之徒相與。欲其有濟于民生，作輔於社會，誠萬不可能之事。而況六朝文人，多是薄行，鮮有令終。誦其詩，讀其文，與之俱化。上焉者，發爲遊仙之想；中焉者，流成頹唐之氣；下焉者，浸變淫哇之風。今欲崇誠信而益民德，寫人生以濟群類，將何用此駢體爲也。
龔定盦久與汪容甫、魏默深號稱三家，今更磅礴海內。，自作占始，曷嘗不堪服膺。生逢桐城滑澤文學盛行之日，又當試帖四六混合體之駢文家角立之時，獨能希抗諸子，高振風骨，可以爲難矣。然而佶屈聱牙，不堪入口，既乖“字妖”之條，又違“易造難識”之戒。故爲驚衆之言，實非高人之論，多施僻隱之字，又豈達者之爲？用辭含糊，等於駢體，龐然自大，類於古文。文章本以宣意，何必深其壁壘乎？張皋文等好作難解之文，固可與龔氏齊視。余嘗讀其賦《鈔序》《黃山賦》諸篇，幾乎不能句讀。窮日夜力以釋之，及乎既解，則又卑之無甚高論，果何用此貌似深奧者爲也？故龔氏之爲當時文體則矣，惜其所變者未當。彼龔氏者，文學界中不中用之怪傑也。
自汪容甫、李申耆標舉三國、晉宋之文，創作駢散交錯之體，流風所及，於今爲盛，章太炎先生其挺出者也。蓋漢人制文，每牽於章句；梁後儷體，專務乎雕琢；唐宋不免於粗獷，清代盡附於科舉（散文與八股合，駢文與試帖詩賦合）。以三國、晉宋疏通致遠之文當之，則皆望風不及，苟非物換時移，以成今日之世代者，雖持而勿墜可也。無若時勢之要求，風化之浸變，陳詞故誼，將不適用於今日。魏晉持論，固多精審，然以視西土邏輯家言，尚嫌牽滯句文，差有浮辭。其達情之文，專尚“風容色澤，放曠精清”，衡以西土表象寫實之文，更覺捨本務末，不切群情。故論其精神，則“意度格力，固無取焉”；論其體式，則“簡慢舒徐，斯爲病矣”。況文學本逐風尚爲轉移，今不能以《世說新語》爲今後之風俗史，即不能以三國、晉宋文體爲今後之正家，理至顯也。
西方學者有言：“科學盛而文學衰。”此所謂文學者，古典文學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於科學，又焉能分神於古典？故科學盛而文學衰者，勢也。今後文學既非古典主義，則不但不與科學作反比例，且可與科學作同一方向之消長焉。寫實表象諸派，每利用科學之理，以造其文學，故其精神上之價值，有迥非古典文學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學輸入中國，違反科學之文學，勢不能容。利用科學之文學，理必孳育。此則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從者矣。
平情論之，縱使今日中國猶在閉關之時，歐土文化猶未輸入，民俗未丕變，政體未革新。而鄉願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閩派，橫塞域中，獨不當起而翦除，爲末流文弊進一解乎？而況文體革遷，已十餘年，辛壬之間，風氣大變。此醞釀已久之文學革命主義，一經有人道破，當無有間言。此本時勢迫而出之，非空前之發明，非驚天之創作。始爲文學革命論者，笱不能製作模範，發爲新文，僅至於持論而止，則其本身亦無何等重大價值。而吾輩之聞風斯起者，更無論焉。若於此猶存懷疑，非拘墟於情感，即闕乏於常識。此篇所言，全無妙義，又多盈辭，實已等於贅旒，今後但當從建設的方面有所抒寫。至於破壞既往，已成定論，不待煩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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