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一位文化英雄|荐读

2022-04-23 09: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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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英雄”这个词组,我们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有英雄气概的文化人,另一种是文化工作的模范。我觉得两种解释都适用于杨绛先生。关于前者,凡是读过《干校六记》、,都能够领略作者的英勇和坚韧;关于后者,看看她的那些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倒影集》、《洗澡》,文论《春泥集》、《关于小说》和译作《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等精妙绝伦的精神产品,就完全可以认定是实至而名归。


1998年钱钟书先生去世后15年间,从87岁到103岁的杨绛先生,不但翻译了柏拉图以艰涩难懂著称的谈论灵魂的名著《斐多》,又有散文《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更完成了《洗澡》的续篇。这些荦荦大者,已为世所公认,无须我再饶舌赘述。本文所记种种,仅限于闻见所及。如有不当之处,愿闻方家明教。



三十年前,在谈到傅雷先生时,杨绛先生说,傅雷很幸福,因为他娶得了朱梅馥那样的好妻子,“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杨先生又何尝没有将这份幸福带给钱钟书先生呢?


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曾多次提到。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一九四一年出版,当时,“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钱先生因此在本书卷首对杨先生表示感谢,并将这本书赠予她。小说集《人•兽•鬼》于一九四六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并再次志谢。《围城》于一九四七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先生事后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为了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后来,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杨先生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凡是杨先生读不懂的,钱先生就得另外补充注释。


,家被“沙子”(,时称“革命小将”)挤占,不得已借住办公室。钱先生要写《管锥编》,杨先生冒险回到家中,“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从尘封的杂物堆中,清理出五大麻袋的笔记、资料。钱先生就是凭着这些,花三年时间,写定了《管锥编》前四册。钱先生一向不喜欢别人来祝寿,称所谓寿日,只是“受罪之日”;然而,拜寿者却逐年增加,数倍于前。钱先生实在应接不暇,只得躲避它室,访客全由杨先生挡驾劝退。几天下来,杨先生嘴上竟磨出了水泡。在新出版的《石语》卷首,钱先生又记下杨先生的功绩:“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可以说,钱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都有杨先生付出的心血。



一九九三年三月至六月,钱先生突然病倒住院,杨先生虽已年高,仍悉心陪护,直到钱先生病愈回家。一九九四年七月,钱先生再次病倒,杨先生陪住,日夜不得休息。其时我正出访法国,两个月后我见到她时,人瘦了一圈,精神疲惫,甚至站立不稳,行走须扶墙。实在坚持不住,这才请了一位护理员替她值夜。从此时直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钱先生去世,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先生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置办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辅以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每天午睡醒来后,钱先生就睁着眼睛,巴巴地等杨先生来。杨先生一到,就附在钱先生耳边,用轻软的吴语同他聊天,钱先生也用吴语,真是和谐而幸福。


钱先生对我说话有时也用无锡家乡话,我听不懂时,杨先生就做翻译。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钱先生。我和杨先生分别坐在病床两边同他说话。突然,钱先生开始咳嗽,杨先生早有准备,轻轻地拍抚他的胸前。发现他是有痰了,杨先生熟练地把吸痰器的玻璃吸管插入他口中,开动机器,并不断调整玻璃管的位置,将痰吸出来;接着又在吸管上插上一段橡胶管,从鼻孔里插进去,直达气管,将那里的痰也吸出来。杨先生的动作犹如一个有经验的护士。钱先生头感到痒了,脑袋不安地扭来扭去,杨先生用手在他的头上缓缓地搔着,他舒服了,安静下来。这时,他伸出一支胳膊,杨先生立即握住他的手,好象是应一个习惯性的约会。看着这情景,我觉得太感动了。由于杨先生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拂,虽然是在病中,钱先生的精神还是愉快的,有一次他说:“其实我不难受。”



女儿钱瑗教授重病住院后,杨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看钱先生,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先生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那以后,杨先生每天都要向钱先生报告女儿的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因医治无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先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她却对我说:“我能亲自送走钱瑗,心就安了;要是我先走,丢下钱瑗,她就太可怜了。”


杨先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她真是太坚强、太伟大了。她每天都要忍着巨大的心灵悲痛,费脑筋想好该对钱先生说些什么。钱先生聪明过人,没多久,他就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为了不让杨先生太难过,他谈话时再不提女儿。杨先生见瞒不住,也就把实情相告。两位老人心里都很难过,这时候也只能互相安慰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听着杨先生用无锡家乡话在他耳边所作的轻轻祝福,钱钟书先生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连续的悲痛没有击倒杨先生。她就像一位岿然屹立的将军,指挥若定,几经坚持,忠实地执行钱先生的遗嘱,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摆放花篮、花圈,没有悬挂挽联、挽幛,也没有佩戴黑纱、白花,没有立碑,也没有保留骨灰,只率领几位亲友,默默地送走了钱先生。从钱先生去世到办完全部丧事,总共还不到六十个小时。回到家里,杨先生已经疲劳到了极限,但她没有倒下。她平静地说:“钟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钟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听着这位大彻大悟者说话,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钱先生住院后,杨先生就开始为《钱钟书集》的出版奔走。钱先生不喜欢出全集,但同意把一部分著作出版,称为《钱钟书集》。杨先生先同出版社谈,再和钱先生商量,又把钱先生的意见转告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种种的困难、问题,需要一一解决,真是费尽周折。


过去,由于技术原因,《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多次补订都只能附在书后,读者阅读时多有不便。杨先生组织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病中的钱先生感到十分欣慰。我们都遗憾钱先生没能写完长篇小说《百合心》,然而,杨先生说:“钟书研究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写定。他的稿子未完成,当然不能出版。这才是真正的遗憾。”几年下来,在杨先生的主持下,按钱先生的要求而编辑的《钱钟书集》终于出版了。


杨先生顾不上松一口气,她又开始为钱钟书先生的海量手稿中外文笔记的出版而奔忙。亲自主持整理、编目、联系出版社等等就够忙的了,同时还要打官司,维护钱钟书先生的权益,103岁的杨绛先生,不仅是钱钟书著作的出版人,还是一位斗士。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共捐出稿费1000多万元,在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建立了“好读书”基金,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而她自己却一直过着俭朴平实的生活。


杨先生的处世态度达观而从容,认真而充实。对于年已百岁以上的老人来说,身体的柔弱是不待言的,但是,她的内心又是非常坚强的。现在,她的心情很平复。每天的主要事情仍然是读书、写作和翻译。她按自己的计划,日日坚持,完成了她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心有余力,她还打算为孩子们写点东西。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写一幅字——用毛笔抄录钱钟书先生的诗。既是寄托对钱先生的怀念,也是修心养性的日课。我看了那厚厚一摞纸,每张纸都那样整洁有致,每个字都那样认真工稳。这种情景,真能净化人的心灵。我感到了一种震撼,情不自禁地要赞叹。见到杨绛先生,听她睿智、深刻又亲切的谈话,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每次去看望杨绛先生,她都拿出自己正在读的书,推荐给我。我回去认真读了这些书,受益匪浅。因此,我由衷地感谢她的指导。


我认为,杨绛先生确实是一位值得今人和后人崇拜的文化英雄。


本文作者:陆文虎,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少将军衔。现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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