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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刻述略(上)

古籍2018-03-26 14:41:20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 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 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二、明代的刻书系统


明代刻书系统和前代一样,由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一部分,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1、官刻


明代官刻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就数量而言,则仅有清代的殿版可与比肩。下即依其刻书机构与版本名目的不同略述之:


内府本。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皆是,称“内府本”。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建文帝而得帝位,为强化君权,赋与宦官的权力极大。他在宫中设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权势最为显赫,其不仅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令,亦掌管刻书。由宦官掌管中央政府的刻书事业,是明王朝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


司礼监下设经厂库,置提督一名总其事。并分设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刻书范围各有侧重。汉经厂以刻印制、诰、律、令等政令典章和经、史、子、集四部书为主,据诸家书目所记,较著名的本子有《孟子集注》、《大学衍义》、《诗集传》、《礼记集说》、《四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节要》、《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律学新说》、《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大明律附例》等。他如《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俗读物,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皆付枣梨,从内容上看,还是相当丰富的。明朝皇帝,非信佛即崇道,番经厂和道经厂,则主要刻印佛典和道家书。所刊之本,即被称为“经厂本”,清人又称其为“厂版书”,“内府本”之名反而不显。其实,经厂本属内府本,两者在刻书系统和刻书性质上是一致的。


明内府一共刻了多少书,因诸家书目所记不一,难有确数。明代刊有《内府经厂书目》,著录经厂贮版书114种;明宦官刘若愚《酌中记·内板经书记略》著录书目,则多达172种;明周宏祖《古今书刻》载内府书83种,几者参照,除去重复,当不少于200种。


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绵纸以佳墨精印,早期印本多为包背装,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版式常见有四周双栏,大黑口,双鱼尾,首页钤以“广运之宝”朱文玺印,气象凝重、恢弘,观感上庄严、华美、凝重,有很强的艺术性。


不过,自明代至今,很多人都以为经厂本刻印固佳,外形固美,但因宦官不学无术,校勘粗疏,就内容而言,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等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书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善天禄、石渠之任以寺人领之,此与唐朝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


指斥明朝廷委司礼监掌管关系天下“文运”的刻书业所用非人,这是不错的。但其刻本中有不少“习见之书”,是否就是“猥杂”,却很值得探讨。提供图书供宫内供奉人员学习、诵读,是司礼监的一个重要任务。举例来说,据《芜史小草》卷十六所记,明宣德时,令十来岁的小太监读书,发给《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宫女另给《女训》、《女诫》等读本,这些书,都是由司礼监刻印的。这既是对太监、宫女们进行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也是文化启蒙教育,四库馆臣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此类书,殊属大谬。在任何时代,通过刻书、印书来致力于文化启蒙,都是无可非议的。


批评内府本内容粗疏舛误,更是数百年来众口一词,几成盖棺论定的铁案。但细思之下,此论似亦有未逮,需要提出来参研:


——明内府刻书,始于洪武,迄于万历,所刻不下数十万版,其中或有满纸鲁鱼亥豕,难于卒读的本子,但若以此蔽之于厂本全貌,似有失公允。实际上,经厂本也有不错的本子。周绍良先生就评论说:“过去曾有人专门收集清代殿板书,蔚为大观。明内府刻书不少,其精且过于清之殿板,只是由于流传稀少,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它比建本、徽本不知重要几多”。内府本是否就肯定高于建本、徽本姑且不论,此论亦只就内府刊佛教经籍而发,但一叶知秋,则内府刊本中也会有不错的本子。


——宦官并非全无学术,明代太监入宫,先要学习宫中礼仪和接受必要的文化教育。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房供小太监学习,由大学士陈山授业,后来任教者亦是学问通博的词臣。经厂内缮写书籍敕文之职,皆遴选聪颖好学的太监担任,刻书并非著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担任誊稿、校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宦官中亦有博通经史的人才。如宪宗时司礼监怀恩,忠耿无挠,博通书纪;宪宗时司礼监萧毅,熟稔典章,善鼓琴;光宗时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博学多才,甚有贤名。由此公等主持综理刻书,对图书质量,肯定也会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对宦官,大抵印象不佳。而历来指斥厂本内容不精者,举出的实例并不多,似乎并没有经过慎密考证,多少给人以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的感觉。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指斥说:“世所传经厂大字本《五经》、《四书》颇为藏书家所诋斥,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阉人主之,明政不纲,即此可见。”史载:正统十二年(1347年),因坊本《四书》、《五经》经注错讹,敕司礼监誊写的本重梓,可见这个本子比坊本还是要好得多。明太平老人《袖中锦》则对厂本大加褒扬说:“监书(按指司礼监所刻,而非国子监本)、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故对于内府、经厂刻本,实不应因人而论书,而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本子具体分析,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之。


监本。明代监本有南北之分。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故南京国子监所刻之书,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刊之本,称“北监本”。


南京国子监储藏书版甚富。朱元璋定都金陵,下令将集中存贮于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悉数送往国子监,又集有元各路儒学所存路史版,并自地方上收取书版,其中包括著名的宋绍兴年间刊《眉山七史》版;洪武三年(1370年)内府刊《元史》版等。洪武、永乐、宣德间多次对残缺版片进行修补,有些书版又被工匠窃去,损失亦大,就如明黄佐《南雍志》所记:“本监所藏诸梓,多自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旋补旋亡。”即便如此,书版的大量征集和集中,毕竟为南监刻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监所刊图书,以《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为最有名。据考,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刻史书,除上述宋、元旧版外,又取广东布政史司于成化年间刊《宋史》版付监,自吴下购得《辽史》、《金史》善本翻雕,及洪武刊《元史》版,遂成《二十一史》,至嘉靖十一年七月书成。即如柳诒徵《监本史评》所云:“明南京国子监《廿一史》,世称南监本,其中固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两史翻刻元版,宋、元两史为明版。”因其由宋、元、明版递修而成,又称之为“三朝本”。《十三经注疏》为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除《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两书外,南监另刊有《通鉴》、《通鉴纲目》等史书;《通典》、《通志略》、《通考》等政书;《农桑辑要》等农书,内容涉及尚称广泛。据明吴节原纂,黄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修的《南雍志·经籍考》,上卷为“官书本末”,收天顺年间官书,注明套数、页数、存脱情况;下卷为“梓刻本末”,注明存、脱情况及刊刻时间,共著录南监所刻书二百余种。


北监刻书,有常设官员督管,工匠亦有固定编制。弘治年间刊谢铎《国子监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但在数量上,北监刻书远比南监为少。《古今书刻》载北监本四十一种;嘉靖《皇明太学志》著录四十七种,合嘉靖之后所刊约在百部。北监本多据南监所刊翻雕,如南监所刊《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即皆予重梓。


两监为国家最高学府,所刊本应皆为佳构,其实则不然。南监本《二十一史》多用宋、元旧版,间有修补,版式凌杂,版面磨损亦多,字体时方时圆,印出书来漫漶浸染,被称为“大花脸本”。北监据南监本翻刻,版面是整齐了,亦无补配,但校勘粗疏,错讹较多,尤其辽、金诸史,缺文有时竟达数页,其质量尚不如南监本。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记》中评北监本《二十一史》就说:“皆从南监本缮善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古,且少讹字。” 《十三经注疏》之脱字漏句,亦不胜枚举。


正因为两监刻书校勘不精,讹舛弥甚,而多遗后世之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乎!” 甚至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明沈德符则干脆斥之为“灾木”。不过,两监刻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正经正史一刻再刻,对其流通,传世都是有好处的,即使顾炎武也承认“北监视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灿然于人间矣。”又说:“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辽、金两史向无刻,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两监刻书之有裨学术,嘉惠士林,功在当世,泽及后人,正不必以小瑕而掩大功也!


部院本。明代中央六部及督察院、太医院等机构,也刻了不少书,可统称之为“部院本”。其中尤以礼部、工部、兵部及督察院所刻为多,如礼部嘉靖年间刊《明伦大典》、兵部洪武年间刊《武经七书》等。明代名相,曾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规谏皇帝避恶趋善,学古明君治国之道的《帝鉴图说》,亦于万历年间由礼部付梓。可见部、院刊书,或是出自一定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推行其自身职能而服务的。


督察院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构,它刻了不少书,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兵书、医书、科技书、总集、别集都有。《古今书刻》载其所刻书三十三种,实际所刻,应尚不止于此数。颇为令人玩味的是,督察院竟刊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明中叶之后,皇帝昏聩者多,吏治黑暗,“流寇”蜂起,刊刻此两书,或者希望以之为镜鉴,从书中体悟能吏剿抚“流寇”的良方。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传》、《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则为督察院诸公始料之所不及了。此外,这也的确说明当时对刻书的限制不多,相比较于清前期屡禁小说、戏曲,其间的差别实不啻于天壤。明代中央政府的一些其他机构,也热衷于刻书。如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年都要印行《大统日历》;太医院刻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医书;御马监也刻有《马经》一类的专业书。



藩府本。这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作法,和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本意并不相符,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明朝廷对藩王在政治上的管制相当严厉,太祖朱元璋时就申明“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使之成为位望虽然尊崇却绝不允许觊觎政治的特殊阶层。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与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消除其政治上的野心。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可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


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超过了中央官刻的内府、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


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为政治要方面的书亦仅有《贞观政要》等寥寥数种,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亦即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所不屑刻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从藩府也是私邸而言,藩府刻书实际上兼具官刻和私刻两种性质,既不同于纯粹的官刻易流于例行公事,又不同于坊刻志在牟利,故对刻书质量尤为重视。不少藩王远离政治,潜心学问,卓有所成,王府中亦不乏饱学宿儒,加之资金足备,家藏宋、元善本可用作刻书底本或用于校勘,刻书的优越条件无一不具,故藩刻本中颇多佳构。如郑藩朱载堉,就是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并在计量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卓有贡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著《乐律全书》、《图解周髀算经》、《嘉量算经》、《问答》等书,皆由其藩邸自刻。宁藩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明诗综》称其“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宁藩书目》一卷,称“初,宁献王朱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返,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也”。清初学者钱谦益也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是刻书诸藩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如嘉靖年间晋藩所刻总集,万历年间吉藩所刻诸子,崇祯时益藩所刊《茶书》二十一种,当时即享誉海内,被称为藩刻本中的三大杰作。


书帕本。这也是仅见于明代刻书中的版本名目。据明袁栋《书隐丛话》所记:“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二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类礼品,虽然还说不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官场酬酢中也很难得了。明初,洪武帝朱元璋整顿吏治,严刑峻法,官吏贪污纳贿,动辄处以极刑。书帕本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刻书之盛,亦反映出明初官场还是比较清明的。另顾炎武《日知录》云:“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晚明吏治之腐败,亦略见一斑。


书帕本作为馈赠礼品,但具书之外形即可,故刻印多草草,所以顾炎武评论说:“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此外,明朝地方官员刻书中,还有一种与书帕本相类的情况,这就是明王世贞在《居易录》中所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这些本子,大概也是虚应故事,精雕细琢者少。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不过,“工者不数见”,并不等于说“不得见”,顾炎武所言,较之不少论者所说“无一佳者”是留了一点余地的。其实,所刻既多,则不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刻印俱精的佳品。钱基博先生撰《版本通义》,举正德九年(1514年)长沙守陆相翻刻宋淳熙本汉贾谊《新书》、嘉靖间青州知府杜思重刊弘治本汉徐干《中论》,以及《止斋先生文集》、《韦江洲集》等,就都是书帕本中的善本佳刊。


除上述所言外,明地方官刻中尚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各地儒学、书院等机构所刻书。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徽州府刊《春秋胡传》、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布政司督粮道刊《脉经》等。书院为讲学论道之所,刻书历史悠久,故多有佳刻,就不在此赘言了。


2、私刻


明初,私家刻本尚少,较著名的本子有郑济、郑洧兄弟于洪武十年(1377年)为其业师宋濂刻《宋学士文粹》、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若川刻其兄撰《傅以砺文集》、游明刊《资治通鉴》等。


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尤以嘉靖、正德、万历间为盛。刻书风气亦为之一变,自元代继承下来的黑口赵字样式日少,盛行翻刻,仿刻宋版,字体仿宋,版心亦变为白口。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其一:正德之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时成为时尚。文坛复古,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心态,故刻书也复古。刻书业既然谈不上复秦汉、盛唐之古,既然读书人都以宋刊为最佳,就大兴翻宋、仿宋之风。


其二: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阳书坊为牟利而刊刻应付科举考试之书,不仅错漏甚多,且多有故意窜改之处。为此,福建提刑按察司行牒文建宁府:“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版铲毁,绝不轻贷。”这里所说的,是《五经》、《四书》等士子必读之书,但对社会上翻刻古籍之风必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改刊就要“拿问”,何不依样画葫芦,以保无虞。因此,无论私家坊肆,愈加依旧本原式翻雕,不仅宋刊,一些元刻旧本,也如式雕造。


实际这股翻宋、仿宋之风,首先由私家刻书兴起的,官府牒文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刻书家大多也是藏书家、学问家,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最为敏感,反应也最快,故能成为改变版刻风格,复两宋之古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官刻、坊刻。明嘉靖刊本,多为白口,欧、颜字体,就是明证。


明代刻书家为数甚多,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如正德五年(1521年)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嘉靖间苏州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本《大戴礼记》、《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叶盛菉竹堂隆庆五年(1571年)刻《云仙杂记》、《昆山杂咏》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更为繁荣,刻家之多不胜枚举,而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毛晋,则为其卓然大者。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一号抚琴居士,仁和(即今杭州)人,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他于万历间购文会堂,为藏书、刻书之所,以流通古籍。他编刻的《格致丛书》,本《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所录皆为考证名物之书,以明人著作为主。因其在辑刻此书时,每印数十种即刻一目录,以便及时向外发售,又时将新书加入旧刻中,故其种数或曰386种,或云346种,清顾修编辑《汇刻书目》著录206种,现存168种,多秘册珍籍,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大型丛刻。另刻有《百家名书》103种,广录古今载籍,辑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刊为《胡氏粹编》。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也是戏曲文学作家,博通往识的学问家,并精通音律琴鼓。自著《文会堂琴谱》、《诗学汇选》、《古器具名》、《文会堂词韵》、《历世统谱》、《省身格言》等,亦皆收入《粹编》。另有传奇之作《奇货记》、《犀佩记》、《三晋记》、《余庆记》传世。所辑刻的《群音类选》二十六卷,为明人辑刻的众多曲选中最有价值的本子之一。据考,其一生共刻书450种上下,不能不说是洋洋大者,而其自编自刻本的学术、文献价值,绝非那些随意编刻“自著”的粗制滥造之书,以沽名钓誉者所能比。


吴勉学,字师古,堂号师古斋,是徽州最有名的私人出版家。清赵吉士《寄园寄所集》卷十一称他:“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医书是社会各阶层广泛需要的畅销书,以刻医书起家,赚了钱后再逐渐扩大刻书范围,可见这位吴师古先生,是很有些商业头脑的。所刻医书有梓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古今医统正脉》,是一部包括四十四种医学著作的丛刊,其他尚有《伤寒六书》、《河间六书》、《伤寒本草》、《难经本义》等;另刻有《徽郡注释对类大全》一类的畅销书。经史文集则有《二十一子》、《性理大全》、《东垣十书》、《礼记十说》、《四史》、《近思录》、《世说新语》等。清乾隆《徽州府志》称他:“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而流传至今的十不存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毛晋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原名凤苞,字子丸,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其家世居虞山东湖,为当地巨富。他从事刻书,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一生事业之归宿而孜孜以求。据其子毛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所记:“吾家当日有印书之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广矣’”。


在当时要想成为一个出版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藏书家。毛晋对古籍善本的搜求,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毛晋悬榜于门,榜曰:“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远近闻讯,书舶竟集于门,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集书八万四千册,且多珍本秘籍,就如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中所云: “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毛扆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黄丕烈收入《士礼居丛书》中,著录虽简约,亦可窥见毛氏藏书之富。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毛晋刻书,卓然而凌于众家之上。


毛晋刻书,无论对纸张选择,还是对抄手、刻工,要求都很严格。毛氏传刻之书全用竹纸,他专门到江西订造纸张,薄者叫“毛边纸”,厚者称“毛太纸”,其名至今尚沿用。毛宅中,“僮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僮仆尽抄书”。另据清徐尘《前尘梦影录》载:“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僳水人居多。”不言而喻,选佳纸施印,以擅书善刻者任其事,都是雕板书时代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所以清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誉说:“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


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毛晋刻书逾四十年。据清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近人陶湘编《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所记,共有600余部,其中既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中的辉煌巨制,也有如《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的总集,《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书亦予付梓,并有《津逮秘书》这样的大型丛刊。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更为可贵的是,毛晋刻书不徒为获利计,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在刻书之业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这样的境界和眼光绝非吴勉学、胡文焕辈所能比。延及今日,不少较具规模的收藏机构,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毛刻毛抄本,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晋刻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明末的私人刻书家中,实应推毛晋为第一人。


毛晋所刻之书,版心下多刊署“汲古阁”,间有刊署“绿君亭”。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对汲古阁、绿君亭之得名,叙之甚祥,从中亦可看出毛晋对校勘的重视。附带说一句,明代私刻本之所以较官刻、坊刻更为后人宝重,校勘较精是重要原因之一。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笈》,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梓,抄过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过复校”。正是由于私刻本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官刻、坊刻,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后人对毛晋刻本,也存在不少批评,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错误甚多。”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则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诘难则最为尖刻:“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 “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


指出毛刊本的讹误,不为贤者隐,的确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晋四十余载刻书六百余部,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一些讹误,如果不能说可以原谅至少还是可以谅解的。此外,就如严佐之先生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所言,黄丕烈、顾千里及钱曾、段玉裁等批评过毛刻错讹的学者,都是清乾嘉时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毛晋在图书校勘的功夫上,是难以和他们相比的。至于叶德辉所言,则似太过。《南唐书》的再刻多所改正,说明毛晋在校勘上是负责任的,对一些刻本亦有 “复检”的作法。何况,毛刻本中确不乏据宋本的佳构,如《四唐人集》、《六唐人集》、《元人十集》等皆是有口皆碑的据宋本佳刻。另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所记:“其所锓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树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 之误也。”从中不难看出毛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对刻书所据底本很讲究。如果说“一据宋本”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叶德辉所言“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 的结论,又下得过于武断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中国文化史、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上的巨匠,瑕疵虽有,正不足以掩其大德。何况,在晚明书业中,的确较普遍存在着校勘粗疏、妄自改纂删削古籍的恶习,前举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虽然陈氏以三校始付梓自诩,《四库全书总目》亦批评说:“《野客丛书》三十卷,…… 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毛刻本固然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其中的精华之所在。


3、坊刻


在明代书业中,以书坊刻书规模最大,分布地域最为广泛,所刻内容最为丰富。以下即择其要者,依其所在地域叙述之。


北京刻本。自明永乐始,北京成为明王朝的京城,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地的民间刻书业并不发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就说:“燕中刻本自稀。”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所谓“大明门之右”,亦即今正阳门一带。其中如金台岳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的上图下文《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该书早期印本中最著名的本子之一。明嘉靖间设书铺于正阳门的汪谅,所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诸书,所据宋、元善本翻刻,在北京坊刻本中享有盛名。


1967年,在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宣姓墓中,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同时出土的还有《新刊全相唐薛仁贵征辽故事》、《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等说唱词话十种,皆刊于成化年间,是明代北京坊肆刻书的一次重大发现。


建阳刻本。南宋时,福建置建宁府,辖地中的建安、建阳两县,被称为“图书之府”,可见刻书之盛。宋、元时书坊多集中于建安,入明时已衰,而建阳独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又云:“书坊街在崇化里”,对建阳书肆的历史沿革,所述甚详。


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高濂《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徐康《前尘梦影录》亦言:“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另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其他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文堂等,也都是在元代即已负盛名的老店。


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中叶,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明初稍衰,万历间又大炽,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蜂堂、余建泉文台堂、余良史怡庆堂、余泗泉萃庆堂、余近泉克勤斋等二十余家。其他如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氏忠贤堂、熊宗立安德堂、熊氏种德堂、中和堂、诚德堂,也都是建邑名肆。其他如郑、叶、杨、詹、陈等姓坊肆,亦为建邑书林之大家。


建阳书坊所刻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仅《三国》、《水浒》的版本,就各不下七、八种,其他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牛郎织女传》、《观音出身传》、《达摩出身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凡当世所见之小说,由建阳书坊付梓者恐不下八、九。医书、士子科举用书、生活用书亦多,这当然和这些书在社会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有关。至于经史文集,建本传世者亦不少。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并非虚语。是时建本行销天下,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堪称首屈一指。


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斗就自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余象斗是在这一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的双峰堂不仅刻印了诸多各种图书,他自己也编印了《万锦情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列国志传》、《列国全编十二朝传》等书。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字道轩,从当地著名学者刘剡学,著有《洪范九畴数解》、《通书大全》等书。刘氏书坊中的名肆乔山堂主人刘龙田,“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叹曰:‘名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和余象斗相似,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受雇于书肆的读书人,也将自己的著述交书肆刻印。如万历时人邓志谟,尝游闽,为建安余氏塾师,编写有《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三部小说;辑录《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等七种争奇及《洒酒篇》诸文集,皆由余氏萃庆堂付梓。此类作品粗制滥造,文笔拙劣,但因其寓意尚有可取之处,强调情节性和可读性,在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


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盗版成风。盗版犹不足,更加以偷工减料,瞎删乱改,以牟取暴利,难免令人齿冷。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说:“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其实,建阳各坊刻书之量多质劣,并不始于明时,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就称:“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请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衒价,而古书多失真。”惟一“利”字,而使其忘刻书之“义”也。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正是由于建阳书坊出书迅速且“值最贱”,所刻又多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及实用图书,才使其所刻有广阔的市场,从而在激烈的书业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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