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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也有抗日英雄!有人说这是今年迄今最佳国产片

虹膜2018-05-28 14:32:46

编者按:


许鞍华的第四部民国故事《明月几时有》今天(7月1日)上映,之前有公众号说这就是年度迄今为止最佳国产片,是不是你看了就知道。继在《黄金时代》以萧红的身份去看一个时代的叙述手法之后,表面上看起来,《明月几时有》似乎又采取了相似的格局:在抗日时期文人撤离港岛的大背景下,周迅饰演的东江游击队员方姑,以女性的身份,站在了故事表面的中心。


这,非常符合很多人对许鞍华的认知:她擅拍浮城叙事,亦擅女性心理。


《明月几时有》(2017)


不过,《明月几时有》却并非我们所以为的女性视角,也与《黄金时代》大有不同。方姑看起来是第一人物,却并不是故事的核心。整个《明月几时有》的故事,其实是在一种「无主角」的散点视角下展开的,人物在发散的视角下落入时代之中,却又星罗棋布般地露出在历史之上。


比起在大历史中留下一砖一瓦的英雄来,方姑更像一个普通人,她与故事中那些文坛巨匠,那些生死须臾的短枪队员,又或是那些市井平民的际遇命运一起,重叠盖印成了许鞍华镜头下的一卷民国图景。



《明月几时有》的故事取材自东江游击队的真实历史,影片开篇就是游击队营救香港左翼文人的故事,这段叙事像是一个楔子,把三段故事线中的主要人物都编织到了一起。


一支,是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带领的东江纵队,营救郭涛和蒋雯丽饰演的茅盾夫妇,他代表了「群体」抗争的一条线。



另一支,则是霍建华饰演的方姑未婚夫李锦荣,他和春夏饰演的富家小姐一起,代表了与日本人有直接勾连的一条线。



剩下的一条,则是周迅的方姑,她从一个市民的外在者身份,慢慢地进入到「群体」中来,包括方姑的母亲,方姑的学生彬仔,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也一起进入了这一条线中,他们,是从烟火气中走到历史中来的一群人。



影片便在这样的三条线当中来回切换,在其中,还加入了梁家辉饰演的成年彬仔的黑白访谈影像。这造就了《明月几时有》中一种形似小说叙事般的高级感。


一面是彩色的、正在进行的故事线,我们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与走向,也不知道胜利的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历史是宏大而未定的。



另一面,则是黑白的叙事者,历史的亲历者对过去娓娓道来,对于他们而言,历史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这种在未定和既定之间来回摇摆的动态,就构成了《明月几时有》最为风格化的一部分质感。就好像许鞍华在采访中说到的那样,「那些历史人物当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历史人物。


而影片的片名《明月几时有》,也在呼应于这种既定和未定。片中,有一个喜爱中国诗词的日本军官,李锦荣特意纠正他念错了《水调歌头》,不该是 「明月何时有」而应该是「明月几时有」。



这个点题的段落,除了展示日本进入中国在文化上渺茫的可能性之外,也是在说明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心。因为「何时」与「几时」,除了李锦荣解释的平仄不同外,还有个微妙的差异。


那就是「何时」,其实还有着时间难以确定的含义。而「几时」,在期待「胜利再见」的港人心中,只不过是对一个确定会到来的时间点,提出的询问罢了。


而说到选用诗词点题,这恐怕是许鞍华的个人风格标志了。她曾经在《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中提到过,她的古诗词启蒙,来自幼年在香港和澳门时期祖父的教导,后来祖父回到了广州,总是给在香港的许鞍华邮寄一些爱国主题的图书。


许鞍华


「我早期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山川风貌的理解,都是在古诗词里。《男人四十》中饰演国文老师的张学友,《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吟诵出《离骚》的周润发,多多少少或许是许鞍华「自己都没有想过」的,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回望姿态。而在《明月几时有》中,这种文人式的回望倒是回到了历史本身,成为了亲历者们在混沌时期对未来的期待。


《男人四十》(2002)


关于《明月几时有》,可探讨的部分还有很多,许鞍华是在刻意去做民国戏或者时代戏吗?如此庞大历史背景下,多方力量的角力她是如何处理的?影片的政治立场又要如何安放?女性导演的身份是否影响了性别视角?关于这些问题,可能还是亲自问问许鞍华比较好。



以下是虹膜对许鞍华的专访。




采访者:乔奕思(香港影评人)

地点:香港艺术中心旁咖啡馆

日期:六月三日早上十一点


虹膜: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拍《明月几时有》的想法呢?


许鞍华:大概四年前,最开始是制作人林炳坤提出拍东江游击队这个题材,那时我开始准备萧红(《黄金时代》),一听到很兴奋,一是因为香港题材,可以在香港拍戏。二是因为讲游击队,肯定有些动作。我不理会故事具体怎么做,就说好。


《黄金时代》(2014)


在拍完《黄金时代》之后,林炳坤提议再找其他人投资。我们就找了博纳,说我们要拍东江游击队,他们有兴趣。之后我们就开始做资料收集,然后找编剧何冀平。我很喜欢她写的《天下第一楼》《德兰与慈禧》等舞台剧。她八几年来了香港,熟悉内地也熟悉香港,所以就决定找她写。


我们将现有的讲游击队抗战的资料都找来,看故事,也看很多口述历史,最后决定拍两个故事,一是营救文化人的故事,另外一个是两母女的故事,女儿是小学教师,阿妈不识字,但帮女儿传送信息。我们将两个故事连成一个故事。刘黑仔有自己的一条故事线,我们将他的故事编进主线中。



虹膜:香港东江纵队的故事有什么特别地方?


许鞍华:东江纵队是救文化人。但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东江纵队游击队在香港是破坏敌军情报,偷消息,只要是对总的目标有利,什么都会做的。他们的工作与其他游击队没有分别,但纪律稍微更加松散,更加隐晦。东江游击队的源头也是共产党,但在那个时期依然是地下的活动。


虹膜:选择方兰这个角色,是一开始的决定吗?


许鞍华:我一早在跟银都谈的时期,就已经看到这两个故事了。可能我那时候一看到方兰的故事就想做。中间虽然看过大概200多个故事,都是有名有姓的,但最后都是选择当初这两个故事。



虹膜:方兰这个教师角色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


许鞍华:很难解释方兰这个故事为何打动我。她的故事很日常,非常没有英雄感,所做的事就是理所当然地做了,平平无奇就牺牲了,一点都不惊险刺激,但事情就非常真实。


营救者都是贩夫走卒,黑社会,但在做这件事时,都义不容辞,也不会问是谁管着游击队。他们甚至彼此不认识,凭暗号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他们的这种做法很有代表性,代表一般人做事的方法,好像非常不专业。方兰的母亲也不是大义凛然的,也不会想很大的事。



虹膜:一开始我并不了解东江纵队,但也看过一些简单的资料,发觉对于东江纵队的故事还是有一定争议性的,你与编剧是如何处理题材本身的争议性的?


许鞍华:我与编剧将这件事虚化了,我们决定不讲太多组织的东西,主要是讲人物,不会讲太多立场,没有提到党规,讲得越少越好,不需要讲那么多历史的东西。


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况非常错综复杂,要拍就是第二部戏了,要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都很难,当时有重庆政府,南京政府,有共产党,有日本人,有英国人。但我就想,无论大的政治层面是如何,我想讲的是日常的民间生活。



其实我所了解的那时的生活状况不是衣衫褴褛的,日常的情形不是这样的。当时日本希望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上利用香港,当成是一个新的殖民地,有很多我们听说的故事都是他们侵略的初期和尾期,中期那段时间普通人常常觉得肚子很饿,是很穷。


我们也看过很多相片,并不是街上很多难民,也不是饿到死那样。这样令我与编剧在创作时感觉有一点不同,认为这部电影不是谍战片,或者是一般的抗战片。



虹膜:那时的文化人的处境是怎样的?


许鞍华:他们的处境很好笑。我们拍得很好笑,但小范围试映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笑,觉得很庄严。我自己看就觉得很好笑。很多文人的戏份都剪了。


当时很多文化人要逃走,当时救了很多,八百多人,也有很多人留了下来,比如戴望舒等等,可能做汉奸,或者是做其他事。普通人的生活就饿,但文化人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在初期,要尽快撤走。



虹膜:故事中的普通人与文化人在处理上有没有什么分别?


许鞍华:我没有分历史人物与现在的人物,或者是文化人与普通人。文化人也就是普通人,只不过职业不同,只不过是斯文一点而已。那些历史人物当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历史人物。我们不是几十年之后仰慕这班人,而是要拍当时的感觉和情景。这群不善于活动的文化人,要逃亡就比较辛苦。


虹膜:那时普通人已经肚子饿,还要保护文化人,给他们吃的,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许鞍华:所以普通人才伟大。很多普通人是粉丝,是文化青年,听到文化人有危险,就觉得要保护他们。有些人就是因为党,或者是纪律,要做这样一件事,于是就做了。



虹膜:选择周迅做方兰这个角色,一开始就决定了用周迅还是后来的决定?


许鞍华:最早的时候,我考虑方兰这个角色是想找香港演员来做的,但是香港没有一个形象比较适合的女演员,后来资方主动提出要找周迅,因为这部戏投资比较大。在香港找一个能饰演方兰的演员,气质又合适的,都很难找,即使不讲卡士的大小。


虹膜:周迅与方兰这个角色之间什么地方最契合?


许鞍华:方兰这个角色其实是由演员的特色和气质来做的,就好像《黄金时代》一样,我们没有决定人物的性格,演员觉得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



虹膜:这个剧本交给周迅之后,没有特别为她的演出修改一些什么吗?


许鞍华:没有,就是让她看这个剧本。我之前没有与周迅合作过。她自己演出来了之后,我觉得okay,她可能觉得怎么导演没有要求呢,这么奇怪?我觉得你表演到位了,没有什么问题。


周迅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方兰的母亲被抓了之后的那些戏,她做得很准,情绪上落都做得很充分。她的情绪爆发已经很好了。


虹膜:方兰这个角色有爱情戏吗?


许鞍华:平淡的爱情戏。没有正式去描述爱情线,他们的感情是通过营救来发展的,中间如果有就有,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不需要特别去讲爱情故事。



虹膜:这部戏的制作成本是多少?


许鞍华:去掉几个主要演员的片酬,纯制作费是五千万。整部戏中市区的戏我们去了广州老城开平。香港戏份就在香港沙罗岛、元洲仔拍的,一些旧的殖民地变成了博物馆,我们找了很多新界的地方,比如南生围等等。


虹膜:电影在七月一日上,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档期安排吗?


许鞍华:一开始不是的,拍到一半的时候,博纳的于冬说想七月一日上映,我觉得没有问题。后来又去上海电影节,我也觉得没问题。我认为在七月一日上映也是对的,因为电影是讲述香港这个地方的人投入抗战,帮香港这个地方做很多事,有代表性。



制片方说《明月几时有》作为主旋律片,他们投资这么多钱要收回,我觉得这样也合理。我拍的时候,不是想着要死sell。如果是说一些鼓励人、正面的message,《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也是主旋律,不是讲社会上很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无所谓。


《明月几时有》很难拍,因为这么大的历史题材,又不像比如说《阿尔及尔之战》,有些人支持这方,有些人支持那一方,有争议性的事,就可以拍。但日本人已经盖棺定论是错的,那怎么拍呢?所以说,每个题材都有它的地雷。


《阿尔及尔之战》(1966)


虹膜:在你的作品中,人与地方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桃姐与护老院,贵姐与天水围,《明月几时有》有没有特别强调是香港的故事?


许鞍华:我没有正式去想人与地方的关系,也没想过歌颂土地。但location很重要的,为故事提供很多戏份。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就讲了人与地方的关系。看回去,地点给我的电影提供了实感、气氛和美感,可能这样就是讲了土地的故事。


我很少主题先行,主题先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都是故事、景、人,让我觉得想拍。天水围也是先看到景,然后才想到的故事。


《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


虹膜:你在香港生活的时间最长,平时会不会特别留意这个城市的日常?


许鞍华:其实很讽刺的,我一直读到大学,都没想过留在香港的。我小时候读圣保罗中学,是修女学校,日日在学校,上课学英文,去教堂,与修女一起,读英文书,回到家就讲广东话。但我脑子里想的东西,都是英国公学里的鬼故事、英国小说,完全不知道本地的生活是怎样的。


许鞍华


我生活在北角,有时会和妈妈去筲箕湾街市。我很少过海到九龙,有空的时候就去会铜锣湾的大戏院看西片,完全不知道香港社会是怎样的。读大学在港大,读三年硕士,就更加封闭了,不怎么跟同学交往,而是自己看戏。同学应该比我好一些,没有我这么封闭。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一味看书。


第一次拍电视就是去拍《奇趣录》,去拍民间古灵精怪的东西,拍什么齐天大圣上山。那次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社会,做了一点研究,就开始拍,就好像到全香港受一次教育。拍CID时,其实不知道CID是什么,但我不敢问,担心露出马脚,后来才知道是便衣警察。


许鞍华


之后写剧本,后来拍电影,变成了一个政治导演,说关怀社会。有人问我,你的政见?我只好说,不好意思。我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我们拍电影、做文学,只是作为一个媒体,要尽量客观,保留批判性。


尽量准确反映出来,让观众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告诉观众怎么去做,不是去圣堂一般,让人学一些金科玉律,我认为文学与电影的作用不是这样的。我最反对的是告诉别人怎么做。


许鞍华(左)与霍建华

这十年,我接受访问时,有人说:「讲几句话,教一下年轻人吧。」我简直要发火,我说:「你们不要这样问可以吗,我不一定奉旨要去教训人的,不是年纪大,就要教人。」他们会说:「我们尊敬你。」其实我不需要你尊敬。


虹膜:如何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


许鞍华:我会通过一些事情找到一些令自己平静开心的方法。其实是难的,因为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要解决,要面对。需要一些Discipline(纪律),让自己recover(平复)得快一点,有一些spiritual resources(精神上的支持), 会好一点的。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不知道好不好,觉得自己太好的时候就不好。感觉好的是,过得一天就是一天,就会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以前我骂人,我会想着我会不会得罪了人,没办法拍戏,我没饭吃了之类的事。现在就不会这样想了。


许鞍华(左)与彭于晏


虹膜:你与内地、香港的编剧都合作过,你观察他们工作上各有什么特点?


许鞍华:香港编剧与导演聊得多一些。大陆编剧大多数都觉得剧本是自己的作品多一点,喜欢写出完整的剧本,不是那么喜欢一部分一部分拿出来讨论,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香港的编剧就会聊得多一点,分阶段,找资料,坐下聊,写故事,然后写分场。


在内地比较少有分场,说了一个故事,关注些什么,就会开始写剧本了。而且我不喜欢编剧跟组的,这样会给我心理压力,虽然编剧其实没有想这样做。有时编剧可以跟,有时不跟,我其实是不需要的,有什么事就打电话问。



虹膜:你一直有读书的习惯,最近读了什么书?


许鞍华:最近读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很喜欢,以前已经读过一遍了,现在再读。我读到叶芝的诗《1916年的复活节》时候,也很受触动。


诗人讲自己所遇见过的人,开头的时候说「I have met them at close of day, Coming with vivid faces」(在黄昏时我曾见过他们,走来一张张生动的脸),结尾是「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这首诗对我拍《明月几时有》也有启发。


合作邮箱:irisfilm@qq.com

微信:hongmom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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