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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圣经》的中国演义—— 理雅各史传小说《约瑟纪畧》(1852)研究

哪哒文艺2021-07-19 08: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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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中国演义——

理雅各史传小说《约瑟纪畧》(1852)研究

(上)

黎子鹏|文

黎子鹏,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原文刊于汉学研究第31 卷第1 期(2013 年3 月)。获作者授权刊登。


摘要:十九世纪著名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曾把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的约瑟故事改编为章回体的史传小说《约瑟纪畧》(1852)。小说选取了《圣经》当中较为有趣或具有戏剧性的素材,主要对其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细节进行补充渲染,使《圣经》人物和事件更为立体丰满,以提高中国读者对《圣经》的阅读兴趣与接受程度。如此改编《圣经》原典,可算是中国传统文学与《圣经》融合的典型例子,更可说是《圣经》的中国演义。通过仔细的文本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约瑟纪》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翼史补经」和「寓教于乐」的文艺精神,同时为「耶儒会通」与「圣经演义」提供了难得的文本案例。《约瑟纪畧》的研究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的嬗变,尤其是中国小说与《圣经》的互文影响,以及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与会通。



关键词:理雅各、约瑟纪畧、圣经、演义、基督教、小说



一、前 言


十九世纪著名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道德经》《庄子》等中国主要典籍英译,[1] 由此奠定了他在十九世纪汉学界的地位。1876 年他获聘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2] 在英译中国经典的同时,理雅各又编译、著述了一批汉语的基督教作品,[3] 但这批作品甚少为学界所关注,尚有颇大的研究空间。其中,理雅各[4] 曾把《圣经》〈创世记〉中约瑟的故事改编为章回体的史传小说《约瑟纪畧》(1852)。[5]

《约瑟纪畧》在《圣经》的历史框架及其提供的线索中拓展合理的想象虚构,令故事发展不偏离《圣经》的叙事原貌,同时又使得小说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富有传奇色彩。编著者既用历史的眼光评点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强调其真实性及教化意义,同时又兼顾了小说作为一种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审美特征。

《约瑟纪畧》如此改编《圣经》原典,不仅与《圣经》故事并传,且比《圣经》更为形象生动,乃《圣经》与中国文学融合的典型例子,也可说是《圣经》的中国演义。[6] 通过仔细的文本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约瑟纪畧》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翼史补经」和「寓教于乐」的文艺精神,同时为「耶儒会通」与「圣经演义」提供了一个值得探究的文本案例。


二、翼史补经:小说的补史功能


理雅各编纂的《约瑟纪畧》源自《圣经》正典,是对《圣经》故事的重新编排。《约瑟纪畧》写的是基督教的人物故事,小说题为《纪畧》,乃模仿《四库全书纲目》的体例记事之书,[7] 采用了中国史传小说的笔法,具有历史叙述及人物传记的特点。

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传统史书中的文史特征互补交融。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纪传体兼具历史和传记的双重身分,有人甚至把《史记》视作小说来看,如郭沫若认为:「《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就说它是一种历史小说集也可以。」[8] 在记录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史记》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成分,如记述项羽和其叔父项梁目睹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时:「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9] 这话合乎项羽的身分性格,却明显是史家的想象之辞。[10] 这种文史相合的传统给后来的历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尤其给纪传体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素材空间。

理雅各明了在中国的文化处境中,以小说的形式改编《圣经》故事所要面对的挑战,《约瑟纪畧》的序言开宗明义说:「每见小说禆(稗)官之过半,不是传讹,便是说怪;将无作有,造假为真,以变幻为奇文,以淫词为趣味,使读者悦目移神,倾心丧志,一旦失其所守,岂不痛哉?是无益而反有害于世也。」这显然回应了《汉书》〈艺文志〉所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11]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小说长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位于文学系统的边陲,被视为「小道」「琐碎之言」,难登大雅之堂,甚至坏人心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小说往往自觉地依傍主流文化,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向史书靠拢。[12]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得以肯定,基于它「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13] 的功能,小说家往往以其小说能作为「正史之补」为豪,而「翼史补经」更成为不少小说家努力追求的目标。[14] 所谓「翼史补经」,就是维护、辅助正史,补充经典的意思。史书的品格影响了小说叙述,小说的形象语言丰富了史实的描述。

史书的高度小说化催生了大批的历史演义小说。刘炳泽、王春桂指出:「把史书变成一种评书艺术,照本宣科当然不行,就必须在史书的基础上,敷演成文,艺术加工。这种办法,就叫演义。演义就是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15]

中国最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莫过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强调「天下应该归于有德者」等正史观念。同样,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道:「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16] 其言外之意,历史小说乃是对历史的补充,不可将其觑视为稗官小道的纸上空言。故此,历史演义小说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的描述,其传统的定位、主要的文艺功用便是「翼史补经」。

《约瑟纪畧》紧扣中国历史小说的传统,历史性是理雅各编纂这部小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试图将流传千年被无数人信以为实的《圣经》经文,整理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史传小说。《约瑟纪畧》依据《圣经》编纂而成,具有天启史书的特点,《约瑟纪畧》的序言强调:「此纪虽似小说之体,实非小说之流,盖非无是事,而凭空描形画影,亦非因是事,而任意插叶添花。乃据事直陈,不敢稍有加减于其间。」[17]《圣经》的宗教正典地位,在对小说的艺术处理上显然也给编著者带来一定规限。

《约瑟纪畧》讲述《圣经》本身的故事,其内容主线并没有偏离正典经文:如故事开头写道:「原是希百来人,居迦南地,业三世矣。」(页1)这点出了约瑟生活在迦南地,与诸兄弟牧羊为业。约瑟受父亲偏爱,又向兄长讲述自己的梦境,这导致他的命运发生转折,遭到兄长的嫉妒和陷害,被卖往埃及:「却说,那伙客人带约瑟至埃及,转卖与该国侍卫官之长。」(页4)约瑟治家有方,受到主人波提乏的器重,但波提乏之妻爱慕、勾引约瑟遭约瑟坚决所拒,这使得约瑟命运的抛物线再次降到谷底,其生活场所也同时发生了转移:「主人闻其妻所言,怒甚,囚约瑟于天牢。」(页5)约瑟善于解梦,被酒官推荐给法老,他从监牢里被释放:「法老闻奏,差人往取约瑟,使者至狱,速携之出。」(页9)约瑟成为埃及王室的总理大臣后,其行踪遍及王宫和埃及各地:「却说,约瑟既为埃及统理大臣,遂别朝廷,遍游国中。」(页12)灾荒之年,约瑟不计前怨,援助父兄渡过难关,并接父兄来埃及同享天伦之乐:「约瑟依法老命,安置父兄,以埃及之沃土兰塞境,赐之为业。」(页21)最后,约瑟终老于埃及。由此可见,《约瑟纪畧》以《圣经》为蓝本,仔细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对人性的真实有立体的描绘,让读者深入理解《圣经》人物的处境,体会历史人物的限制与突破。

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圣经》所描述的世界感到陌生,并为突出故事背景的实在,编著者还将故事置于中西的地理坐标和时空背景中来讲述,例如小说的开端,为了说明约瑟确有其人,理雅各把《圣经》的年代与中国的历史朝代联系对照来讲:「话说,泰西商朝时,人有约瑟者,丰姿美丽,聪慧絶伦。」(页1) 如此,约瑟便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其故事和传记便显得可信,小说的时空和地理坐标也更为清晰。理雅各的另一部小说《亚伯拉罕纪畧》也有类似的做法:「话说,夏朝帝芒之时,泰西有亚伯拉罕者。」(页1) 俾士《以利亚纪畧》的开篇亦同出一辙:「话说,周孝王时,泰西基列县的庇村有一人,名以利亚者。」(页1) 人的生存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空,这种对地理时空的明确交代,凸显了小说写实记史的功能。

要进一步考察《约瑟纪畧》与《圣经》的互文关系,必须参照同期出版的中文圣经。从文本内容和叙写风格来看,《约瑟纪畧》显然与《委办译本》[18] 最为接近,甚至以此为改编的底本。[19] 下文以《约瑟纪畧》第一回其中一段为例,对照《委办译本》进行分析:

《约瑟纪畧》(第一回,页2):

约瑟已近,向兄施礼,诸兄下手,褫其彩衣,投之坑内。幸值坑涸无水,得不淹没。是日偶有客人一伙,驼载香料,自基烈来,欲往埃及国发卖。四郎犹大,对兄弟曰:「吾等杀弟而埋其血,何益之有?莫若鬻之客人,则吾手不致伤残骨肉,且可获利,不亦善乎。」众曰:「所言甚合愚意。」于是挈之出坑,鬻与客人,得二十金。客人遂带约瑟往埃及国而去。原来客人过时,流便不在,及回,视坑不见约瑟,怆徨不已,闷裂己衣。

《委办译本》(〈创世记〉37 章23-29 节)[20]:

约瑟至,兄褫其彩衣,投诸眢井,遂坐食饼。遥见以实马利人,成队以至,驱羣驼负香料乳香没药,自基列来,欲往埃及。犹大谓诸兄曰:「杀弟而匿其血,何益之有?此乃我手足之亲,毋戕其生。莫若鬻与以实马利人。」兄弟允之。以实马利人素居米田,为贾于外,将经其处。诸兄乃援约瑟出井,鬻之于贾,获金二十。以实马利人挈约瑟往埃及。后流便至井,窥约瑟不在,遂裂己衣。

作为一部小说,《约瑟纪畧》并非完全如其序言所说「不敢稍有加减于其间」,于字里行间确有「插叶添花」的情况,尤其在叙事的细节上时而加入适当的补充说明。

《委办译本》中叙述「遥见以实马利人」,但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以实马利人」不知何许人也,故小说增添了「是日偶有客人一伙」,这也更清楚地说明他们纯粹是偶然途经此地的商旅。

此外,编著者还对故事细节进行增删,例如将《委办译本》中的「驱羣驼负香料乳香没药,自基列来,欲往埃及」改写为「驼载香料,自基烈来,欲往埃及国发卖」,一方面将「乳香没药」这些中国不常见的香料名称删去;另一方面,明确说明商人运载香料到埃及的目的是「发卖」。

再者,小说编著者在人物犹大前面,添上修饰语「四郎」,其目的也相仿,说明犹大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四,因而在发起出卖约瑟的计划上,于一群弟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弟弟们对其一呼百应。[21] 

再举一例,小说不时补注以解释《圣经》故事的某些细节,例如第四回:「原来约瑟与伊说话时,用埃及土音,令人传译,非用父母本音,故伊不知约瑟晓其所言。」(页13-14)这特征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司空见惯。[22]

以上的文本变更不仅迁就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思维,更填补了《圣经》叙事的某些空白,使故事的发展更为顺畅,可以说达到中国小说「翼史补经」的目的。

《约瑟纪畧》采用了中国史传小说的笔法,整个故事围绕约瑟这一中心人物展开。杨正润指出:「传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又有一定的文学性。传记跟历史著作或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有时很难区分。」[23] 余国藩认为:「中国历史所强调的,实为人物与事件显示的教化意义,由于常人认定历史教训公正不阿,史家故而希冀藉此垂训后世……中国人高度重视历史的事实。中国人认为拥有历史即拥有历史教训,能化导世人。」[24]《约瑟纪畧》这部史传小说具备亦文亦史的特点,一方面带有传记小说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不偏离《圣经》的历史叙事,并强调历史及文学的教化意义。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汉娜




注释:

[1]  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5 vo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2] 关于理雅各的生平事迹,参阅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Assessing Confluences in Scottish Nonconformism, Chinese Missionary Scholarship, Victorian Sinology, and Chinese Protestantism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 Co., 1996).

[3] 这些作品包括《约瑟纪畧》(1852)、《耶稣门徒信经》(1854)、《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亚伯拉罕纪畧》(1857)、《耶稣山上垂训》(1858)、《往金山要诀》(1858)、《圣书要说析义》(1850s)、《浪子悔改》(1860)、《落炉不烧》(1861)、《圣会准绳》(1866)等,参阅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117-122.

[4] 英国循道会传教士俾士(George Piercy, 1829-1913)在一封寄给差会的公函(1852 年 9 月25 日)中指出,《约瑟纪畧》的作者乃理雅各的助手何进善:“I have ordered f ive hundred copies of a History of Joseph [ 约瑟纪畧], now printing at the London Mission Press [ 英华书院], Hong Kong. This is a new work by Dr. Legge’s valuable assistant, Tsin-shin [ 进善]: it is in twenty seven pages 12mo., and expected to be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该信件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英国循道会档案(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何进善的生平和著作,参阅费乐仁(Lauren Pf ister),〈述而不作:近代中国第一位新教神学家何进善(1817-1871)〉,收录于蔡锦图编译,《圣经与近代中国》(香港:汉语圣经协会,2004),页132-162。笔者相信,《约瑟纪畧》很有机会是理雅各与何进善合作的成果。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以理雅各为《约瑟纪畧》的编著者。

[5] 本文所参照的版本为:《约瑟纪畧》(香港:英华书院,1870),此版本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理雅各还编著了另一部类似的小说:《亚伯拉罕纪畧》(香港:英华书院,1857),大英图书馆藏有同治元年(1862)的重印本。受到以上两部作品的启发,俾士(George Piercy)也编著了《以利亚纪畧》(羊城:增沙书室镌,1863),此版本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以下引用此三书仅于引文后注明页数,不另注。

[6] 韩南与宋莉华在其专著中对《约瑟纪畧》简略提及,参阅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2; 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365。可是,宋莉华指此书为「白话」则有商榷的余地。

[7]「 纲目」体是在结合《通鉴》和《目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演义小说影响很大,演义分则立目的外在体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纲目体」的启发。参阅纪德君,《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100。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四,卷48〈编年类存目.龙飞纪略〉:「明吴朴撰。朴,字华甫,诏安人。是编仿《纲目》体例,纪明太祖事迹,初名《征伐礼乐书》,后改今名……。」参阅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434。

[8] 转引自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页6。

[9]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7〈项羽本纪〉,页296。

[10] 陈宁,《通识中国古典小说》(香港:中华书局,2008),页110-111。

[11]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30〈艺文志〉,页1745。

[12]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4。

[13]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253。

[14]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页4-5。

[15] 刘炳泽、王春桂,《中国通俗小说概论》(台北:志一出版社,1997),页14。

[16] 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109。

[17] 俾士在〈以利亚纪畧序〉也明确指出《圣经》及其小说的历史性:「此圣经为泰西最重之经,高出于天下羣经者也。卷中或史、或诗、或律、或训,所言天道人道,奥义无穷,皆上帝所默示,先圣所手录焉。而兹择其史中一事,清浅敷陈,体虽仿乎小说,实非同乎小说。」参阅《以利亚纪畧》,页1。

[18] 1843 年,南京条约签定后,西教士得以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同年,英美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差会会议,讨论《圣经》重译的问题,大会又邀请中国著名学者王韬(1828-1897),担任中文的修改和润色工作。由于主要的新教宗派都有代表参与此次译经,故译本称为《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The Delegates’ Version)。《委办译本》摹仿中国经典的体裁,语言风格相当典雅,如「余保罗,即之也温,望之俨然。」(〈哥林多后书〉10 章1 节)「彼得启口曰:上帝不以貌取人,我所佑也。」(〈使徒行传〉10章34 节)参阅 Patrick Hanan,“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1(June 2003): 197-239;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pp. 77-110.

[19] 除了《委办译本》外,理雅各应该也有参照马殊曼(Joshua Marshman)的《旧约全书》(塞兰坡:出版社不详,1818-1821)、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神天圣书》(马六甲:英华书院,1823)及郭实猎(Karl F. A. Gützlaff)的《旧遗诏圣书》(巴塔维亚:出版社不详,1838)。

[20] 引用清.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译,《旧新约圣书》(委办译本)(上海:圣书公会,1858),以下引用仅于文后注明章节,不另注。

[21] 在以上的一段引文中,《约瑟纪畧》有一点与《圣经》共通,就是「得二十金」,乃有本土化的情况。《圣经》原文是「二十舍客勒银子」,参阅《圣经:新标点和合本》(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88):「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创世记〉37 章28 节)

[22] 例如《西游记》第八十三回:「原来天王生此子时,他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咤』字,故名哪咤。」参阅明.吴承恩,《西游记》(香港:中华书局,2007),页996。

[23]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页6。

[24] 余国藩,〈历史、虚构与中国叙事文学之阅读〉,氏着,李奭学译,《余国藩西游记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页24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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