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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顺|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2022-05-11 09: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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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



作者简介


刘 顺



刘顺(1978.12-),文学博士、博士后,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等科研项目。著有《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并有数篇文章见于《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


摘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但研究者在关注文体的演化盛衰时,却常常忽视对于文体演变之可能与必要的考察,故而文学史书写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却最乏历史感。韵律单位、词汇与语法结构的演化是文学语言演化的主要呈现方式,“文体代兴”的可能以及特定文体的兴衰存续由此而定。语体作为话语交际是标志距离的产物,既能展现共时与历时的古今差异,亦能兼顾文体成形的外缘与内因,在“文体代兴”之必要的分析上,是较功能与风格概念更为适切的概念。语体完形是话语交际的必然要求,也是文体演化的内在动力。


正文

上世纪初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撰述,虽著家甚众,文风各异,但其逻辑结构与叙述框架,多难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囿限。今日言及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为各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并标识着此时期的文学高度,几为共识。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描述的“文学事实”又隐含着文学语言由雅而俗、书面语与口语逐步重合的另一层事实。由此,在“文学改良”的风潮之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遂自然而然地跨越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鸿沟,文学史不再只是文体自然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的进化史。虽然,并非没有学人注意到文学事实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差异,[1] 但在“进化论”的强力助推之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可称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文学史观。然而颇为吊诡的是,这个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文学史观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学理阐明,而依旧停留在事实描述的层次上。即使有学者或考辨其源流,上溯而及蒙元;或作还原语境之尝试,明晰时人、后人文体认同之偏差,[2]但似乎多聚焦于细部的研磨推敲,其工作的价值自然毋庸置疑,只是无关于观念本身的检视。而在关于“文体代兴”之可能与必要问题的回应上,则或释之以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变迁;[3]抑或以“不得不如此”者相敷衍,研究理路大体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现代翻版。如此,则“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内在可能性,即诗赋、词曲乃至小说能够成体的可能性问题;何以在诗赋而外尚须有词曲,词曲而外尚须有小说的必要性问题;不同文体以及语言雅俗差异的背后是否有共同分享的语言学基础与功能机制等问题,均难逃被漠视的尴尬。虽然,今日的文学研究界对于外缘性研究已有足够的警惕,但回到文本层面的尝试,在“技术性壁垒”如语言学、音韵学面前依然步履维艰。本最易见出学科交叉影响痕迹的“原理考察”常常付之阙如,不仅是文学研究注重思想文化等“形上”层面之传统的遗响,也是研究者对于“技术壁垒”的主动回避使然。文学史在描述河流的扩容与改道时,似乎遗忘了对河床变动的考察。下文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所进行的讨论,虽然源于反思性追问的内在压迫,但亦仅是碰触技术壁垒的一次莽撞尝试。

韵律词的演化与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文体代兴是常见的文学史事实,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题中之义。虽然,相较于表层现象的复杂多变,作为文学物质载体的语言,更为稳定,其演化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方能有效观察,但语言的演化方是文学现象特别是文体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文学文本由语词编织而成,一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乃至消亡与特定语言形态的演化与消亡,乃是文学史上隐显交织的并行现象。语言的演化通常体现于语词之基本韵律单位、语词形态以及作为其组合规则的语法的演化。由于语言的演化更为漫长也更为深层,故而,不同的文体可能建基于同样的语言条件,同时此一文体既可与他种文体此消彼长,亦可同存共亡。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被边缘化但终究不应忽视的下行判断。

 汉语的基本韵律单位又可称为“韵律词”,韵律词不等于词汇词而是汉语最小的语用单位。如若不考虑拖拍的作用,自然诵读状态下,韵律词的长短受“相对轻重率”的制约。作为人类语言中节律的一个重要法则,“相对轻重律”意味着韵律词的最基本形式由一轻一重两个成分组成。[4]由于汉语在上古时期已基本实现了由韵素调声向音节调声的转变,“发一字未足舒怀,至于二者,殆成句矣。”[5] 故而,最小的韵律词即为两个单音节的组合,又可称之为“标准音步”或“标准韵律词”。[6] 标准韵律词在韵律词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汉语文本在诵读时其最长的音节组合即为二音节,而很少能延伸至三或更长的音节,这将对汉语文学的文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庆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尚书·卿云歌》[7]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诗经·邶风·柏舟》[8]

古典诗歌的节奏依赖于变化与重复的共同作用,由于一个韵律单位通常遵循音高下倾与末尾重音的规则,故而,[9] 诗歌一行以两个韵律单位为最小组合,方能体现节奏对变化的要求。同时又因为重复的要求,诗歌上下行之间在韵律单位的组成上以相同为最佳原则,从而形成以一联为节奏与语义之相对闭合单位的特点。循此原则,当标准音步为汉语最为流行的韵律单位时,最早成熟的诗歌形式必然为“二二”节拍形式的四言诗。但又因为,上古汉语正处于单音节向双音节的过渡期,所以,《诗经》中的四言诗大多并非两个双音节词的组合,而必须依赖虚词或衬字以为语助以形成双音节奏。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迅速发展,四言诗魏晋时,已过渡至可不依赖语助以成句的程度。[10]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皤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

 ——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11]

在汉语古典诗歌的主流诗体中,四言较之五言与七言对于齐整律的遵守最为严格,这也让四言具有了五七言难以超越的庄重感。但汉语双音节化的趋势在强化齐整律的同时,也造成了四言诗节奏的固化,四言作为诗体的独立价值反被削弱,五言诗迅速取代了四言的地位。而五言诗所以能够成立的语言学条件,正是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12] 三音节韵律词又称超音步或超级韵律词,由一个标准音步及一个挂单的音节组成,挂单的音节贴附于标准音步之上。根据单音节的位置,可以形成【1+2】的右起音步与【2+1】的左起音步两种形式。右起音步为短语音步,左起音步为构词音步。三音节超音步的成立让五言诗满足了诗行最小即为最佳的形式要求,五言诗由此成为能产的诗歌形式。与诗歌体式的演变相应,在楚骚与汉赋中同样可以见到韵律词对于文体的奠基作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余固知蹇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道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13]

在楚辞流行的时段内,汉语词汇正经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形式的过渡,此时期汉语基本的韵律单位为单音节(加拖拍)与双音节的双行结构,而三音节则较为少见。在上引《离骚》一段中,其基本韵律结构为“单音节(加拖拍)+双音节+间拍+双音节”,单音节与双音节的优势明显。陈绎曾《文章欧冶》论楚赋式句法曰:

六言长句兮字 (正) 上一字单  体状字  呼唤字  作用字 虚字 实字次二字双     中一字单 之、乎、而、以、於、于、其、与、余、吾、我、尔、汝、曰、夫、又、孰、惟、焉、乃。  下二字双。[14]

由于先秦时期汉语单音节词仍优势明显,为满足韵律结构的要求,此时期的文学书写必须借助大量的语助成分补足音节,以满足“双音成步”的要求及调节语句内与语句间的节奏。“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类,亦多有此。”[15] 语助成分的大量使用提升了语言的语法密度,也即提升了语言的文学性,但语法密度的加大,却意味着明晰度的弱化。故而,此时期的文学更便于记言抒情,而不便于叙事与铺陈。《左传》号善为叙事,然据其文本,实长于记言,而略于叙事。如秦晋殽之战,仅“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数语结之,可谓甚简。[16] 影响之下,即使是在说理性较强的子书中,也更容易感受到文气的沛然莫之能御。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木开),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言高)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17]

时入西汉,汉语双音节的优势已然确立,三音节的形式也在逐步发展,而单音节则呈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语气词在汉代文学文本中的使用频次大量降低并足渐趋消失,同时,其他语助成分也大为减少。[18]

 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鹓鶵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19]

《子虚赋》此段中,单音节作为独立的韵律单位已近乎完全消失,唯有“其土则”与”其石则”两例,双音节则贯穿始终,其强势地位一目了然。但双音节的叠加使用,便于场景的铺叙与静态的描述,却难以展现动态的过程,而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则有效弥补了双音节表现功能的不足。“浮文鷁,扬旌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20] 三音节【1+2】式,以动宾结构最为能产,也最能呈现场景与过程的动态。但由于三音节的节律构成为1:2式,轻重对比悬差极大,三音节通常不适于表现正式、严肃的内容。故而三音节在汉大赋中的使用频次难以比肩双音节。

杜  甫


单音节与双音节韵律单位的并行奠定了楚辞及先秦诸子的文体特征,双音节为主三音节为辅则构成了汉大赋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超音步的独立与发展,也为五言诗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五言诗汉末成体,并迅速成为“居文质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四言诗的空间大幅压缩。然而,由于双音节与三音节间的并行不悖与相互依存,四言诗依然能够在五言诗兴盛之际,保有流行诗体的地位并有一流诗人与一流佳作。但随着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出现,四言诗必须借助特定的技法才能维持“二二”前后并重的节拍节奏。高度的修辞性最终将四言诗的角色限定为庙堂雅颂之音。

《国风》、《雅》、《颂》之诗,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则间出而仅有也。《选》诗四言,汉有韦孟一篇。魏晋间作者虽众,然惟陶靖节为最,后村刘氏谓其《停云》突过建安是也。宋、齐而降,作者日少。独唐韩、柳《元和圣德诗》、《平淮夷雅》脍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诗体制不同,而皆词严气伟,非后人所及。自时厥后,学诗者日以声律为尚,而四言益鲜矣。[21]

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由两个标准韵律词复合而成,但“复合韵律词”自成一个独立的节奏单位。复合韵律词的形成应是长期语词应用磨合的产物,只是在此过程中汉译佛经对四字格的使用偏好起到了明显的促发效应。“复合韵律词”萌芽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成熟于隋唐。所谓“四字密而不促”与“上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七言。)”的当世音感,均足为复合韵律词的影响提供佐证。复合韵律词的成体,满足了七言诗体及四六文成体的语言学条件。七言诗与四六文的成熟大体同时,实因语言条件的相近。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杜甫《秋兴八首》之一[25]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王勃《秋日登洪州滕王阁饯别序》[26]

七言诗以“上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有四音节复合音步与三音节超音步的成立与流行方有七言诗体的成立与兴盛。同时,由于复合音步与超音步均派生于标准音步,故而二音节韵律词是七言诗成立更为基础的语言学条件。与之相类,四六文,在密集使用四音节的同时,也大量使用三音节与二音节,以调节节奏并推进文章语义的延伸发展。因为语言学条件的相近,故而当七言诗依然作为主流的文学形式而存在时,四六文也即自然而然地具有难以动摇的影响。四音节韵律词作为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其内部的主导重音模式为1324(数字越大则越重),而两个标准韵律词各自独立的四言诗,所遵循的重音模式则为1212。与三音节与二音节并行不悖不同,四音节的存在则会形成对二音节独立性的干扰。二二节奏欲要形成前后并重的效果,必须借助语法的帮助,通过语法制约韵律的方式强行阻断四字组的常态诵读节奏。但这也意味着,此类文学书写的高度技术化及其文体流行度的弱化。[27]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巾乃车,环蔡其来。

 狡众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旷诛四纪,其徯汝克。

锡汝斧钺,其往视师。师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庙于元龟。既祃既类,于社是宜。[28]

使用虚词与并列结构的并置,是四言句保持“二二”节奏的语法手段,但在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之下,此种手法已具有高度的技术性。柳宗元《平淮夷雅》大量使用“于”、“其”、“以”、“惟”等语法词,韩愈《元和圣德诗》亦如之。其诗序曰“辄依古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表明此诗为仿古之作,须精心构拟而成。由于四字句在七言近体与四六文中的奠基作用,能否有效挑战四音节韵律词在诗赋中的影响,即成为韩柳文体革新成败的衡量标尺。“昌黎不但创格,又创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此创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区弘》云:‘落以斧引以纆徽。’又云:‘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云:‘溺厥邑囚之昆仑。’则上三字相连,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闢,然终不可读。故集中只此数句,以后亦莫有人仿之也。[29]”韩愈对诗体的改造,不仅为尝试打破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的基本节奏,同时也在尝试打破四音节韵律词的强势地位。“以高山遮”与“以远水隔”虽然同为一个韵律单位,但已同日常口语,并不遵守1324的重音模式;而“引以纆徽”、“囚之昆仑”则是以语法制约韵律,将下四分为二二节奏独立的结构。虽然此类尝试因为诗体的特性,终难以奏效,但毕竟提示了打破四音节韵律词强势影响的基本路径,即依赖语法与引入口语。

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人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以文从字顺为至。[30]

唐人的文体革新多取法先秦两汉,以语法作用的标识为基本手法,所以其文奇,其句短,而以韩愈及其追随者为甚。宋时口语之影响大幅提升,以俗为雅又渐成一时之风气,故宋人之文雅,但此处之雅乃淡而雅非古而雅。宋之句长,亦为口语影响书面语的结果。

四音节韵律词是在书面语高度排斥口语时代,语义与语法密度最高,也即文学性最强的韵律单位。这也意味着只要雅俗之间的拉锯存续,则四音节的生命力即能得以维持。虽然在“文体代兴”的框架之下,诗以及四六的典范地位至赵宋已为词所取代。但文学史的事实同时也在提示,诗与四六在词曲小说等形式兴起后只是影响弱化,殊非一蹶不振。词有“诗余”之称,“余”有孑遗之义,故后世多以“余”表体卑之义。然而,若自词体成立的语言学条件而言,词体成立必须依赖于诗体的成熟方始可能,但词体也可视为雅文学在语言学条件上被口语的首度侵入,由此,“余”又可视为雅文学的余脉。

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任”、“甚”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又却是”之类,此类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使尽用虚字,句语自活,必不质实,观者无掩卷之诮。[31]

词的韵律单位构成,可以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与四音节,已经囊括了雅文学韵律单位的所有可能。不同韵律单位的交叉组合,强化了词在基本形式上对于差次律的遵循。但词成为雅俗文学的过渡文体,最为重要的原因,尚不在于差次律与齐整律之间的差异,而口语的引入。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32]

口语通常以句为韵律单位,句子内部的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较小,大多简单明了,一句之内只能一个重音成分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音高下倾的特点。[33]词之主题的公共性较诗为低且有明显的类型化特点,故以世人多因此而以词卑于诗。但若比较“如今俱是异乡人”、“请看藤萝石上月”,则不难发现,前者为语法单一的口语句,后者虽为七言诗中语法关系较为简明的推论句,但“藤萝石上月”间的语法关系并不清晰。即使如“松下问童子”之类的诗句,也存在“在松树下问一位小童”与“问一位在松树下的小童”两种解读的可能,依然具有一定的语法密度,故是诗句而非口语。语法密度的存在,确保了五言诗七言诗上四与下三作为韵律单位的独立性。而口语因为语法密度的消失,句中各成分随之丧失独立性。“如今俱是异乡人”、“记得那年花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中屡见不一见的口语句,其中虽然同样有四字组,但其韵律节奏已不同于较为独立的复合韵律词——复合韵律词在口语中以相对独立之韵律单位的形式出现,则通常是已经固化为词的成语。随着文学语言韵律结构新形式的出现,口语在传统的书面语的领域中日益扩大影响。曲对于口语的依赖高于词,而话本、小说对于口语的依赖又远过于曲。所谓俗文学的兴起,虽然可以从主题、功能乃至语词的俗常诸角度加以释读,但最为基础的语言学条件,无疑是以一句为整体的韵律单位的出现。

词汇及语法的演化与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从单音节到四音节复合韵律词再到口语以句为韵律单位,汉语文学经历了韵律单位的漫长演化,与之相随而生的语言现象,则是词汇的演化以及作为词汇组合形式的语法的变化。三者之间相互依赖也相互促发,故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可能的条件自然包含了词汇与语法的变化。由于词汇与语法演化研究的技术性以及其现象的复杂性,为尽可能地避免对语言学界研究成果的误读及追求行文的简洁,此处的论述只涉及以长时段考察而言,较为重要词汇与语法演化。

 汉语的演化与发展自上古延续至今,绵延数千年,但在汉语史的分期中,通常以晚唐五代为界,将汉语分为上古与近代两期。

 吕叔湘先生从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状况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意见。吕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的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了“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34]

晚唐五代之时,汉语文学已经完成了自单音节至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演化,双音节词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三音节词汇与四音节词汇也已大量产生。故而,以词汇的演化而言,其非外缘性的性质变化上古汉语时期业已大体完成。近代汉语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是口语词影响的提升所形成的雅俗之辨。

《论 语》


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演化是汉语发展演化的基本路径,单音节的优势地位在秦汉之后逐步丧失,双音节词成为汉语新词最为主要的产生方式。“在《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中,单、双音节词的比例为3.7:1;《诗经》较多使用连绵词,单、复音词的比例,仍为2.8:1。这大体反映了先秦汉语单音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新生词大多由双音节组成,单音节退居极为次要的地位。笔者对照14部先秦两汉要籍和考察现有的语文辞书,检得出现于《搜神记》(20卷本)一书中的魏晋新词81个,其中单音节新词只有埭、湾、墅、帢、村、懊、噀、逻、地(助词)9个,双音节新词却多达72个。”[35] 但与早期双节化更多出于满足轻重律的节奏要求不同,上古汉语后期的双音节化则更多源于表义的驱动。词汇双音化的语言实践,也推动了汉语词汇构词法的发展,至东汉王充时,其《论衡》一书中,双音词的构成已有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陈述式、附加式和双声、叠韵、叠音等多种手段。但汉语双音词化自长时段视之,其最为重要的变化,并非表层的由单音节到双音节乃至三音节、四音节的音节数量的增加,而是词汇的表义规则由“隐含”到“呈现”的变化。

除少许“主体”与“动作”成分融合之外,上古存在概念融合的词语主要有三类: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这三类融合也可理解为三类隐含,即修饰成分隐含于中心成分、对象隐含于动作(或动作隐含于对象)、动作隐含于结果。中古三类“隐含”纷纷“呈现”: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36]

双音节词汇的“呈现”,主要集中于(1)性质状态,如“白→雪白”(例句:《吕览·应同》“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后汉书·宋汉传》“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黄→金黄”(例句:《易·坤》“天玄而地黄。”傅玄《郁金赋》“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兮金黄。”);(2)名物对象,如“臂→手臂”(例句:《老子》“攘无臂,扔无敌。”东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自问其佛:是谁手臂,姝好乃尔。”)、“波→水波”(例句:《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3)动作行为,如“拱→拱手”(例句:《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水经注·渭水三》“(鲁)班于是拱手与言。”)、“城→筑城”(例句:《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朔方。”郑笺:王使南仲为将帅,往筑城于南方。),前者为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后者则为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37]从“隐含”到“呈现”,是汉语对于表义复杂度与准确度要求的回应。其动力机制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双音节词在偏正、述宾、动补等三种类型上的数量优势。汉语词类加速分化,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词类活用现象衰减。词类活用本是综合性语言的典型特征,活用现象的衰减,意味着汉语已大体完成向分析性语言的转变历程。[38]中古而后,词类活用已成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技法,“有风自南,翼彼新苗”、[39]“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40] 均采用了词性活用的修辞手法,既形成区别于当时流行文体的书写风格,也提升了文本的语体层次。文学的复古运动常以“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而号之曰“古意渐漓”。虽然,倡导者并无明晰的理据,但长期阅读中的感悟,同样可以为汉语类型的转变提供佐证。

汉语词汇从“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提升了汉语的表义能力,然而双音节以及后起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汇,在语义表现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限度。以名词、形容词与动词三类而言:单音节名词,可以指称,但无法描述;单音节动词可以表明行为作态,但无法展现进程与结果;单音节形容词可以描述,但不能展现程度差异。词汇双音节化(包含三音节、四音节)组合中修饰成分的表义特性通常会成为新组合的表义特性。(1)名+名以及形+名的方式构成双音节名词,可以指称,可以描述,但因音节数的限制,其描述只能是概括性的直接描述。

加修饰的名词:A.被非限定方式形容词修饰:明月、黄金、白云;B.被限定形容词修饰:热风、黄云、香稻;C.被名词修饰:金殿、玉臂、云髻、玉楼;D.专用名词:蓝田、皇后、玉门关、蓝海。这些分类代表了与意向构成有关的主要类型。我们将发现,除了专用名词,所有这些名词都是具有概括性的词,虽然它们的概括程度也许不同。[41]

概括性意味着只能展现一般性质,这样的特点同样出现在双音节形容词中。(2)形容词双音节化的基本方式为形+形与名+形。前者如:明亮、红艳;后者如“雪白”、“金黄”,与双音节名词相类,同样不能表现特殊。而(3)双音节动词可以是动+名的述宾式,如“打人”、“买花”;也可以是动+动的动补式,如“杀死”、“看见”,但前者只能呈现对象,无法展现过程;后者可以展现起点与结果,也不能展现过程。双音节词汇在表义上的限制,无法通过自身音节数量的增加来弥补,而只能依赖于可以表示特性的副词系统。中古时期的汉语副词系统与汉语词类分化与双音节化的过程同步,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副词较之上古有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一是呈简化规范的趋势,纷繁歧异的现象开始消失,作用相同的副词形式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前期习见的副词后缀,此期常用者仅留下一个“然”字。二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副词以及副词后缀“自”与“复”。新兴的副词主要有:程度副词中表示极致的“偏、过、齐、酷、差、熟、绝”,表示转甚的“更、转”,表示轻微的“微、差”;范围副词中表示总括的“都、了、初、全、略、差、总、顿”,表示齐同的“通、齐”,表示仅独的“正、政、劣、只、单、空”;时间副词中表示曾经的“经”,表示将要的“行、欲”,表示立即的“顿、登”,表示随即的“便、仍、寻”,表示频数的“仍、频、累”,表示每常的“每、动、经”,表示往进的“向、比、近、当”;情态副词中表示猝然的“忽、猥、奄”,表示突然的“唐、空、坐”,表示恰适的“幸”,表示偶然的“偶”,表示几近的“垂、仅”,表示持续的“故、还、方、仍”,表示且暂的“暂”,表示类同的“也”,表示相互的“互”;语气副词中表示确认的“定”,表示或然的“脱”,表示疑问的“颇、可”,表示测度的“将、宁”,表示反问的“将、更、可”,表示使令的“仰”;指代性副词“相”与“见”。这些新兴的副词大多沿用到后代,成为近代汉语副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2]

汉语词汇由“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意味着汉语词汇在单位音节内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含量。故而,词汇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语法密度的提升,也即语义上“隐含”向“呈现”的演化,却带来了语法上“呈现”向“隐含”的转变。汉语古典诗歌的典型形式由上下两个韵律单位组成,因各自音节数的限制,诗歌单位音节内的语法密度通常高于口语。在此层面上,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以及其延伸形式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对于诗歌的成体与兴盛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汉语词汇的“呈现”,还体现在明确的性质倾向与突显视觉的特点之上,这是汉语诗歌营构意象的重要条件。由此,大体可以得出结论,汉语词汇化的历程同时即是汉语韵文发展演化的历史。而副词的存在与发展则意味着挑战的存在。副词虽然同样可以形成副词的双音节形式,但却无法与名词、形容词等成分直接构词,而只能充当修饰性成分且依赖中心词而存在。当韵律单位的音节数受限时,副词的存在会降低其语法密度。对于诗歌而言,副词的使用会增强诗歌的流畅性,但也会造成诗句的口语化。

 按七言乐府,鲍照以前,多每句压韵,殊欠灵通。自鲍氏《行路难》后,始变为隔句押韵,与五言无异,而气体始畅。然尤时杂硬语,罕用虚字,文句亦不尚排偶也。至道衡此篇,则几于无句不偶。虚字之呼应,尤蝉联而下,如“空忆”、“无复”、“谁用”、“自生”、“从来”、“况复”、“当学”、“莫作”、“不畏”、“只恐之类,实为七言歌行演进中又一阶段。[43]

汉语诗歌创作以“超时空”的营构为技法的基本原则,表示时间、空间以及逻辑关联的语法标志,在诗歌中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副词以及介词则具有提示时空与逻辑关系的特性,故而,副词与介词真正发挥作用的领域乃为非韵文文体尤其是口语体。魏晋以来书语与口语的分途以及口语在唐代对书语的渗入,乃是副词影响提升的一个侧面。[44]

又观于文字进化之理矣。昔罗马文学之发达也,盖韵文完备而后有散文,史诗工善而后有戏曲。及按之中国之文学,亦与罗马相同。上古之初,学术 之受授,多凭口耳之流传,故古人之著书也,必杂以俚语韵文,以便记忆。 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六朝而文与笔分。至唐宋而诗与词分(诗由四言而有五言,由五言而有七言,有七言而有长短句,皆文字进化之公理也)。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之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行词典,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体即由是而兴,今观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非即白话报历史传记之先导欤?陋儒不察,以为文字之日下也,然事物之理,莫不由简而趋繁,何独于文字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文质深浅之殊,而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45]

由文言到白话的演化,虽然不必然标之以“进化”之名,但却是基本的文学事实。学界对此事实的成因,习于聚焦语言文字之外的因素,如世俗文化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等,这自然有助于此问题理解的深化。但若自汉语词汇化由“隐含”向“呈现”的表义规则视之,汉语白话的兴起,却亦是其内在的理路使然。口语俗白,故与文言有雅俗之别。阶层之区分、内外之异同与地之远近及时之古今,均是形成口语之俗的重要原因。口语欲挑战文言的地位,必须形成体系,词类上与文言形成对应关系。文言之雅,本有修饰之义,故在常用词中,最能体现修饰性的形容词与副词,在口语中反不易发展,其口语化的方式主要通过音节单双的变化加以体现。“红艳”与“红艳艳”、“各国”与“各个国家”的变化即为其常例。名词与动词方是口语词较为能产的词类,而尤以前者为甚。名词之雅,既指所指称对象之性质与形态完美化倾向,也指名词本身的通用性。与之对应的俗语词,性质与形态或过度或不足,其通用性也较低,故口语名词多为方言或外来词。方言与外来词若不能雅化,则难以广泛流行,后世常须借助《方言》、《事始》、《物原》等类著作方能知晓其义。动词的口语形式,在数量上不及名词,但对语言演化的影响却较名词为重,尤其是在最为基本的行为动作词类上:

近代汉语阶段“说类词”的演变情况可以小结如下:唐代“话”主要作动词,成为“说类词”中的新成员,但宋代以后则几乎只做名词了,大约从晚唐五代起,“说”就成了表说话语义的核心词。唐代有了“说话”的组合,从此关于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汉语有了新的表述格式,这可以说是由古代汉语演进为现代汉语的重要事件之一。“说”彻底取代“曰”、“云”至迟不晚于14世纪初。“道”在用法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一般不能直接带“话”作宾语,因此在跟“说”的竞争中地盘逐渐缩小,到《红楼梦》时代基本上只剩下S3和S4两种用法,不过S4的出现频率还相当高,这一用法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还保存着,但已失去口语基础(特别是单用),使用频率也明显降低。“讲”字上古就有,但就文献语言来看,在元代以前并不用作一般的“讲话”义,在言说语义场中是个下位词。元代开始有用同“说”的例子,但直到清代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一直不高,远不能有“说”相提并论,用法上也有局限,并且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46]

动词的俗语形态,一般为下位动词。“打”无对应的俗语形态,但具体的击打行为,如“踢”、“推”等则有对应的俗语词。作为上位动词,“说”的口语性最强。与“曰”或“道(以非单音节方式使用)”携带所说内容可以文白间或杂用,[47]“说”则只能纯用白话,即使偶有雅言,也或因常用而俗,或为句中的间接成分。汉语俗文学至此方有了在完整的语义单位上独立于雅文学的可能,文学雅俗之争的天平也由此倒向俗文学一方。

汉语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书面语与口语由不分到分化再到以白话为主导而重合的漫长过程,与之相应,汉语文学在主导文体上,也经历了由散而韵再入散的过程。中古时期,书面语占优而口语逐步发展,文体上则是以韵文为主导。虽然,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以中古为界将汉语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但书面语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内在理路与口语实有高度重合,故而,两者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汉语的语法演化同样也是以中古为重要的转变期,此种转变对于韵文以及后来的白话文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词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处于由前置向后置的发展过程中,大致说来新兴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以后置为主,固有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也常可后置。二是否定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后置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词序。不仅新兴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不前置,便是固有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也大多不前置。三是数量词内部先量后数的词序已渐趋淘汰,先数后量的词序已成为主流;而数量词组与名词组合时前附的词序正在逐渐形成规范,后附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四是标识谓语动词动作主体位置的介宾结构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词序,以置于动词之前为主,不仅由新兴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要前置,即便是由固有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也大多要前置。五是表示工具的介宾结构之前逐渐成为通则,后置只是少数的现象。[48]

汉语语法的演变,从词序的变化而言,其要者虽有五种,而类型则二,或后移、或前移。但此类移动,大多无语义上的明显变化,表义的需要非词序移动的主要动力,而韵律结构的变化,才是词序移动的主要原因。

       第一类移动:何罪之有→有何罪

       第二类移动:不我知→不知我

       第三类移动:马三匹→三匹马、

       第四类移动:游于河上→于河上游

       第五类移动:引以纆徽→以纆徽引

以上五类移动,无一例外地增强了节奏的密合度,移动之前,句中有节奏的明显停顿,读作两个韵律单位,移动之后,句中无明显停顿,读作一个韵律单位。由于韵律词,无论是双音节还是三音节与四音节,均以一个韵律单位的形式出现,后置成分的前置遂成为韵律词特别是三音节与四音节兴起的前提。由于诗歌与韵律词一体相关,后置成分的前移,同时也即是诗歌五言、七言发展的前提,赋的成体条件亦同于此。汉语词汇的主要类型为实词组合,但实词不能轻读,且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较高,诗赋虽然在成体上依赖于词汇化,但虚词的使用对于诗赋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诗歌以两个韵律词成行为最小最佳形式,韵律词的语义密度可以为韵律单位的独立提供支持,韵律词之间通常无需连接词的存在。诗歌对于虚词的使用,以副词为主。虚词可以轻读并能降低语法密度,从而形成诗歌在韵律、语法以及语义上的落差结构,增强诗歌的表现功能。赋则较少使用修饰性的副词,除非其在结构上为后置,如“觉天地之无穷”。此外,连接词的使用也是赋用以标记前后单位相对独立以舒缓语气的常规手法,如“女娥坐而长歌,声轻畅而蜲蛇”。[49]

口语以“一句”为韵律单位,词序的移动是口语韵律单位成立的条件,但其完全成立还需要更为复杂的语法化过程。

 梅广(2003)提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发展史从一种类型的语言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语言”(P28)“历史上汉语句法的整个发展趋势就是从并列到主从。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中古以降,汉语变成一种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结果的语言。上古汉语发展出一个semantically unmarked”的并列连词‘而’,很可以用来说明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的特质。”(P29)梅文所说的并列结构,与本文所说的“双陈述结构”大体近似。当中古时期“而”衰落后,“双陈述结构”就不再是合法的句法结构了,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语法从上古到中古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50]

汉语以并列为结构主体向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的演化,满足了口语的韵律要求,也形成了被动式、处置式、判断式、动补式等重要的结构形式。为了满足结构形式的变化,新的结构助词“底”、“的”的出现,也随之成为必然。[51] 虽然汉语语法的复杂化,中古之后依然持续,但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变化至此大体完成,俗文学发展的条件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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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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