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与赵树理(下)

2022-07-10 07:09:01


邵荃麟“邂逅”赵树理



邵荃麟(1906-1971)


,、经济和文化的浪漫主义一度退潮。这个时间文学界开始强调“现实主义深化”。。从50年代开始,,不断出现质疑、反拨的理论和写作实践。1962年9月,路易·阿拉贡在捷克查理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演讲中说,在20世纪,“现实主义是一只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相比起右面的斧劈,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来自左面的海盗”,即左翼文学界内部的教条化,,“在于把谄媚当作现实,在于使文学具有煽惑性”,让现实主义“像装饰教堂一样用窗花来装饰生活”[1]。为了抗拒这种教条化,在理论上西方左翼作家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兰·加洛蒂),中国的是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秦兆阳),而在苏联是70年代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加洛蒂的“无边”是向“现代主义”开放,与之对话,而胡风、秦兆阳们的“广阔道路”则是向19世纪的“回归”。邵荃麟60年代初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是这个“回归”理论的另一表达方式。这些论述,。


“现实主义深化”的论述,也运用到对柳青和赵树理的阐释、评价上面。就《创业史》而言说,针对批评界一致地高度赞扬新人梁生宝的形象,邵荃麟、严家炎认为《创业史》主要成绩,并非表现在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的塑造上。1960年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邵荃麟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而梁三老汉是很典型的人物[2]。在此前后,严家炎在多篇文章中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3];说梁三老汉形象塑造最成功,而梁生宝虽说是“水平线以上”,却存在“三多三不足”的缺陷。邵荃麟和严家炎讲这些话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柳青为此会按捺不住地发火,撰文予以批驳。他在1963年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说,《创业史》第一部出来后,报刊发表许多评论文章,


……对于我所不同意的看法,我根本不打算说话。但《文学评论》杂志这回发表的这篇文章[4],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5]


事后知道,柳青的难以容忍,一是怀疑严家炎背后有“大人物”指使撑腰(他提到林默涵)[6],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革命文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梁生宝的创造,虽然只是作品的一个部分,却是《创业史》的核心,柳青心血倾注所在,也是区分“新”、“旧”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历史本质、历史前景等等,主要是通过先进人物的创造来体现。评论界当年的赞扬,也最集中在这个上面。因此,贬低这个成就,或将《创业史》的成就转移到梁三老汉等在“旧现实主义”作品中并不罕见的人物身上,无异于是整体性贬低《创业史》思想艺术高度,


邵荃麟其实没有提出,也没有使用过“现实主义深化”的概念,这是后来批判者的归纳。不过这个归纳和他的意思也大致不差[7]。而且它不仅是个人的观点,是一种思潮。体现在赵树理评价上,则是以“真实性”来提升赵树理的文学地位。大连会议的主题,是质疑58年后创作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强调“现实性”;对农村题材小说而言,。邵荃麟说,“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是我们作家的新的任务,并指出1958年后几年间的创作存在“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的问题。他在这样的背景上来阐述赵树理的价值:


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次会上,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8]


大连会议之后康濯的文章,延续了这一思路,说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和形象始终不移地来自当前的生活底层”,他的“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

        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严格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这几年来,不论是《老定额》,是《套不住的手》,或是《实干家潘永福》以及其他各篇,思想和形象都始终确定不移地来自当前的生活底层,并极其真实地站在当前生活的前哨位置。[9]


不过,拿赵树理作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重要例证,看来有点勉强;无论是《锻炼锻炼》,还是《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都不足以有力地支撑这一论述。从赵树理方面说,他也无意表现农民思想意识改造和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40年代末,林默涵在评论中将鲁迅的阿Q和赵树理的福贵加以连接,说“把这两篇小说连起来读,恰好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和中国农民由蒙昧到觉悟的历程。”[10]——不知道赵树理是否认可这个说法。虽然可以将阿Q和福贵列入新文学中的同一人物“谱系”,但阿Q和福贵的创造者的“农民观”却大不相同。



可以说,60年代邵荃麟与赵树理的相遇,带有偶然的性质。赵树理的创作既不能归纳为“新现实主义”原则,也难以放进“旧现实主义”的箩筐。这里既是艺术方法的问题,更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


在中国农村现代变革问题上,邵荃麟等与柳青的理解其实更接近,而与赵树理的距离倒是较远。对于农民问题,邵荃麟和柳青基本是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观,赵树理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但相对要弱许多,他持有的更多是“农民内部”的视角。段从学比较《三里湾》和《创业史》这两部长篇,讨论了它们体现的对农村社会变迁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创业史》强调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乡村社会之间的断裂,认为 “在私有制条件下,农民自己的创业史实际上乃是一部‘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而表达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死亡的地方,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始了”的认识。《三里湾》则不同,它是“从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内部来理解和叙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赵树理看来,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告别私有制,,同时乡土社会自身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11]


“乡土社会”内部自身能产生合作化、告别私有制的愿望和实现这一任务——如果说这是赵树理小说告诉我们的,肯定不是事实。相反,赵树理充分肯定、、甚至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论述的启发意义在于指出,赵树理不认为农村的社会变迁应该与传统乡村社会断裂,不是全新的时间的开始。毫无疑问,旧的、落后的、违反人性的制度、观念、习俗需要改变,促使其消亡(正如他在《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传家宝》、《登记》等表现的),但乡土社会有生命力的制度、观念、习俗因素,可以,也应该融入这一变革。可以这样说,赵树理表达的是,、推动的变革,要建立在“传统乡村秩序”(包括制度、伦理人情、习俗)的合理的、值得延伸的那些部分的基础上。


因此,农村合作化道路的斗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就不会是“摆开阵势打起仗来”。针对他写的先进人物不够高大的批评——“对劳动中的精神面貌写得还不够”,“《套不住的手》,五百年前农民也是如此。今天的劳动人民有什么新的精神面貌,揭示得不够”——赵树理不以为然:。‘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这是肯定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12] 在依据真人真事的《实干家潘永福》(可以将它看作是赵树理对生活、艺术的“宣言”[13])中,赵树理着重写的是他的“实干”的精神和行事风格:在有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上,“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忽略过去”,并特别交代这种思想品格的来源:


他是个贫农出身,年轻时候常打短工,体力过人,不避艰险,村里人遇上了别人拿不下来的活儿,往往离不了他。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从他1941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在这20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


    相较起柳青来,这显然是不同的思路和关注点。柳青在批驳严家炎的文章里说的是:“‘只要对农村情况稍有了解的人’,,,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起来的。”[14]

 

“文学家”与“乡村治理者”


竹可羽在《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中,说赵树理的“作者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一致的重要原则,给了创作界以很好的启发”。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的“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来超越“现代文学”,而“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孙楷第说到明朝白话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作者化身为艺人向大众讲述。——他们都涉及了作家的身份,和这一身份与艺术方法的关系这个问题。


作家职业化是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出现的现象。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区分了“危机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类作家,说他们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关系上呈现不同处理方式。他说歌德、司汤达、托尔斯泰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古老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后继者:那些古人都积极地、多方面地参与了当时伟大的社会斗争,……他们还不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专家’”:巴尔扎克是“新生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狂热投机事业的参加者和牺牲品”,“歌德和司汤达还参加过行政管理,托尔斯泰作为大地主,作为社会机关(户口调查局、赈灾委员会)的活跃分子,经历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另一类作家,如福楼拜、左拉则不同。、社会制度的憎恨、厌恶和轻蔑,不愿成为辩护者而选择了孤立的道路,“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观察者”,“但是,他们同时也就成为职业作家、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作家”[15]。卢卡奇在评价上,显然向前一类作家倾斜。


20世纪,重视文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左翼文学家,在身份、存在方式上都不同程度表现了对职业作家的超越。40年代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文人、作家和实际的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清晰;强调的是“革命者”与“作家”身份的统一。在当代,这一观念虽说也得到延续,但事实上,现代分工意义的职业作家的观念、制度占据主要地位。资格认定意义的“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概念的产生,带有垄断性质的“作家协会”的行会式机构的成立,作家的经济收入生活来源等,既是职业性的表征,也是这一制度的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柳青和赵树理的处理方式就显示了他们的独特性。一个被经常谈论的特点是,他们不是以“体验”的方式去接近所要表现的“生活”,而是在事实上参与到农村的生产劳动、治理和经营等实际事务中去。他们都在地方的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虽说是属于没有主要权、责的“挂职”性质),柳青还在1953年举家落户皇甫村。他们自然仍是职业作家,但是也试图超越这一身份。


在当代,这样的身份也导致另外的问题产生:越是深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作家的感受、经验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发复杂。1957年,曹禺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生活的事实是怎样,作家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的关系[16],周扬大连会议讲话也谈到作家所见、所感、所信和“党的观点”(曹禺说的“应该是怎样”)的距离、矛盾如何处理。虽然所有的当代作家的航行都会遇到这个礁石,都会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深刻地嵌入社会生活的作家在这上面可能遇到更大的困惑和危机。


赵树理说,他50年代头几年在农村工作比较顺利,1957、特别是公社化之后,就为农村某些政策对农业生产的造成的破坏而忧虑。他感到“彻底无能为力”,“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一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情”。他明白不可能按照他的“所见、所感、所信”写作,但又无法“超越”这“所见、所感、所信”,只得放弃文学写作,改为多次写信、写文章向高层领导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如1956年给山西长治地委的信,1959年给邵荃麟的信,和给《红旗》杂志写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文章。在信和文章中,详细触及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任务确定权,产品交换、分配方式,社员生活消费,农民思想状况等问题——这些都和“文学”无关。他这样做的后果,是1959年“”运动中,在中国作协内部受到的批判[17]。


柳青1952年就在长安县挂职,参与当地农村发展规划、建立合作社的工作。1957到日本访问时还带回稻种,甚至写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50到70年代,人们并不知道他当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过不同的看法。80年代以后发表的材料(学术论文、回忆文章和传记[18])才逐渐披露这方面的情况,得以了解他和赵树理一样,自1956年高级社开始,对农村政策,开展的运动就有怀疑、不满。,说“高级社风一吹是经济走下坡路的起点”,认为“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的不满情绪又引起‘’”。还说,他的《狠透铁》“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19],说“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地主、富农比例很小,尤其是富农”,这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富农就没有发展起来”。读着这些记叙,我们可能感到意外,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印象”有很大的距离。不仅这些看法在当时从未公开发表过,就是从《狠透铁》、从《创业史》第一部,从《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也难以读出这样的柳青。


在面对所感、所信和“应该怎样”的冲突上,赵树理选择的是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争取决策者重视、解决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孙晓忠说,“赵树理是大众现实主义,,要求从更大视野上来理解乡村问题,,赵树理的治理者的位置和实践哲学,就体现了他和主流思想的冲突,暴露了危机”,说他是“以一个乡村治理者的身份坚持写作并参与到实际斗争去的”。[20] 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赵树理的“乡村治理者”的立场、责任置于首位;“文学”被放在一边;况且,在他的“文学观”中,写作本来就是服务于实际的生活和斗争的。


对于柳青来说,他秉持的是成为人民的“大作家”的意识,他的目标是积聚全部生命能量完成具有“史诗”高度和规模的杰作。为着这一崇高的目标,就要有所放弃,在难以协调的特定困境面前,知道需要隐忍。这就像他说的,他是挑鸡蛋担子上集市的,他不敢碰别人,只怕别人碰他[21]。、写远景的浪漫主义方法,也有助于他超越具体的现实矛盾,就如胡采在大连会议上说的,对“生活里原来的东西,消极的东西”“一定要跳出来,改造,选择”。这样的选择取舍,让柳青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一部今天仍不断引发争论,也就是仍有生命力,而且让一些读者读过之后心潮澎湃的作品。

 

                                               2017年12月


注释


[1]路易·阿拉贡《布拉格演说》,原载《法兰西文学报》1962年9月20日,中译刊于《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 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

[3] 在《创业史》评价上,邵荃麟与严家炎在几乎同一时间发表相近的观点,若干措辞也类似。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沟通或影响?对此严家炎说,他们之间没有就这个问题交流过。“我写那篇《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完全根据个人读作品得来的感受。我认为《创业史》这部作品水平相当高,而人物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的就是梁三老汉。这是自己读作品而且连续读了两遍,边读作品边做笔记,用第二遍来验证第一遍的印象是否正确,这样才形成的一些思想。荃麟读过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这篇文章。据冯牧在1961年秋末《文艺报》评论员会后对颜默和我的谈话透露,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这篇评论梁三老汉的文章相当欣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见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4] 指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据严家炎说,文章1961年就完成,但《文学评论》在是否发表上有犹豫,两年后才刊出。

[5]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6] 据严家炎后来回忆说,“1967年在西安我跟柳青见过一次面。……柳青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的文章?是不是有大人物做你的后台啊,是不是林默涵让你写的啊?’我告诉他:‘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想写的。可能语气上有点轻率,冒犯了。’他问我:‘你写这文章时多大岁数?’我说‘二十六七岁吧’。他就说:‘我要知道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也不该写《延河》上那篇文章的。’” 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刘可风《柳青传》的记载与此相似:严家炎来西安,见到柳青,问是否有人指使,严说没有,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柳青说,“那我就没有必要写那篇文章”。

[7] 这延续了邵荃麟40年代的主张,参见他的《向深处挖掘》、《伸向黑土深处》等文,和他评论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文章。

[8] 《邵荃麟批论选集》上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10] 默涵《从阿Q到福贵》,《小说》1948年1卷5期。

[11] 段从学《“三里湾”与“创业史”之比较》,《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8卷第4期(2001年12月)。

[12] 1962年8月8日的大连会议上胡采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和赵树理的回应。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页。

[13] 《实干家潘永福》刊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侯金镜用卞易的笔名在《文艺报》1961年第5期刊文推荐,说不应单纯当成小说来读,称它“从密切地联系群众,求实精神,一切从调查研究出发的实事求是作风等方面来为潘永福立传”;“用事实本身作证,越朴实,越真切,越能达到它的教育目的”(卞易:《〈实干家潘永福〉》)。

[14]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15] 《描写与叙述》,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46-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6]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4月21日出版)。

[17] 具体情况,详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相关章节。

[18] 参见李士林《关于“创业史”和思潮》(1981年《延河》第3期)、蒙万夫《柳青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下文柳青的观点主要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99、397、399、402页。

[19] 这一点,不管是《狠透铁》发表的当年的反应,还是后来的评论,都未出现如作者这样解释的结论。

[20]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现象》,《文学评论》2010第4期。

[21] 参见刘可风《柳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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