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杨绪容:《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

该书汇集了作者二十余年来在小说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专注于“清理”部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类型的“生成与衍化”问题。

如在历史演义部分，考证叶逢春本全名中的“汉谱”指《后汉书》；根据“演义”源自儒家经传，特指一种释经的言说方式，后来演变为一种文体形式，而“传”与“演义”同义，说明章回体历史小说称“演义”与“传”、“志传”并无根本区别。

在人情小说部分，肯定词话本和崇祯本是父子关系；根据崇祯本批语中的心学倾向反观心学对《》一书及“世情小说”概念的启示作用；考证出上海图书馆新近发现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的底本为程甲本之后的东观阁白文本；分析了《牡丹亭》如何构筑起《红楼梦》思想艺术的基本内核。

在公案小说与侦探部分，对“公案小说”的概念做了重新辨析；探讨了古代“公案小说”对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影响；梳理了晚清新小说大家吴趼人主导的“恢复旧道德”与周桂笙主导的“输入新文明”这两种不同的近代文学发展路径在侦探小说领域的正面交锋。

其中内容，主要涉及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在版本、故事、叙事、文体、观念、现代性等很多方面的生成流变，多为一家之言。本书虽为单篇论文的合集，若串而读之，便会发现其中不乏系统性与连贯性。

自序

目录

上编  历史演义

引言

第一章 《三国演义》两大版本系统的关系

第二章 叶逢春本《三国志传》题名“汉谱”说

第三章 “演义”的生成

第四章 《资治通鉴纲目》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传统

第五章 “演义”辨略

小结

中编  世情小说

引言

第一章 从素材来源看《》的成书

第二章 论《》劝戒的三种方式

第三章 从《词话》看《西厢记》在万历时期的演本形态

第四章 从崇祯本评语看《》的心学渊源

第五章 上图抄本《红楼梦》与沈星炜

第六章 《红楼梦》演述《牡丹亭》折子戏的功能与价值

小结

下编  公案与侦探小说

引言

第一章  “公案”辨体

第二章   从公案到侦探：对近代小说过渡形态的考察

第三章  中国侦探小说之父陈景韩

第四章  ：早期侦探小说的思想文化质素

第五章  吴趼人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

第六章  周桂笙与侦探小说的本土化

第七章  晚清侦探小说与现代法治想像

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笔者从1995年考入西南师大攻读硕士起，至今已历二十多年。这期间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十年以小说为主，兼及戏曲；后十年以戏曲为主，兼及小说。故本书所收小说研究成果，横贯了笔者二十来年的学术工作。 

在复旦大学读博时，我的一位四川学姐嘱我帮她搜集公案小说的论文。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遵嘱便立即放下别的工作，课余天天去中文系资料室查阅各种学报，见到公案小说的论文便花钱复印出来。资料室年长的女老师看我辛苦，邀请我中午在凳子上休息一会儿，至今仍感温馨。一两个月后，学姐来信说，她学法律不能做公案小说的论文了。我望着地下累积的一大摞复印资料，心疼花去的几百元钱，便想能不能自己做呢？

我的初步目标是写出一部公案小说史。笔者生性愚钝，面对琳琅满目的前贤成果，无从取舍，只得重新考实。用笔者的话来说，这个工作就是“清理”。于是按部就班，先从历代法律文献中了解法律制度及思想意识，次捡阅唐宋元单篇公案小说、戏曲以及描写断案故事的文言小说对生成公案小说的作用。

谁料这个工作直到首部公案小说集《百家公案》就打住了。要一一查出近百个公案故事、清官包公形象、公案小说文体、清官文化的渊源，其工作量已是惊人。于是，我的博士论文便以《〈百家公案〉研究》为题，在三年内顺利完成。在博士后期间又进一步修改补充，最终成稿。其间恩师的指教，学友的切磋，即今历历在目，而论其初衷，还得感谢我的学姐啊！

《〈百家公案〉研究》一书，对《百家公案》的作者、版本、成书时间、故事源流、包公形象、清官文化、文体演变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梳理。广义而言，这些都属于“生成与衍化研究”，具体涉及到公案小说成书的方方面面。

该书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被一位老师戏称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即今也常听说被年轻博士以为学术门径的参考。《百家公案》是本小书，易于“清理”，其研究成果自然容易一目了然。

撰写《〈百家公案〉研究》一书，使我从两个方面受益：

一是从学术理念上坚持“清理”的必要；二是从学术视野上专注于“生成与衍化研究”。这两个方面实贯穿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渐次宽广，从公案小说逐步扩展近代侦探小说、人情小说、历史演义，乃至戏曲和诗文。

每撰写一篇文章，面对琳琅满目的前辈成果，笔者不揣愚陋，仍固执地坚持以某个作品为中心，探讨某种类型或某种类型的代表作的版本系统、故事源流、思想观念、叙事艺术、文体意识等“生成与衍化”问题，从全面或片面重新加以细致的“清理”。就如同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一样，我也力求找到让人信服的“真相”。尽管我所得“真相”，往往也是局部的，也有诸多可疑之处，但其过程与结果多是令人踏实的。

本书便是我片面“清理”某些古代通俗小说类型“生成与衍化”问题的结果。例如，在有关历史演义的部分，通过人物、故事及语言的对照，认为叶逢春本全名《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中的“汉谱”指《后汉书》。

又，“演义”源自儒家经传，本作动词，特指一种释经的言说方式，具有对原典进行经义推衍、文字增广和内容发挥等三大特征，后来凝定成一种文体形式。“传”与“演义”一样，也是一种阐释方式，但它同时也可以表示一种文体形式。因此，明清历史小说之题名，“演义”与“传”、“志传”同义，其间并无根本区别。

学术界有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传》的题名是有本质区别的。笔者则认为，《三国演义》一书的题名，无论是“演义”还是“志传”，其含义都是一样的。至于“演义”系统与“志传”系统确实存在区别，最显著的便是“花关索传”的有无，但那是受版本传承影响所致，不由题名决定。

在有关公案小说的部分，笔者对“公案小说”的概念做了重新辨析，倾向于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案小说”是古典小说中由题材分类而有别于历史小说、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而出现的一个题材类型。它具体包括宋代的“说公案”小说及其演变而来的明代的拟话本公案小说、明公案小说集和清代的章回体长篇公案小说。

至于说文言笔记中的公案散篇或者章回体长篇小说中的公案片段，只能说写了公案题材，不能算是严格的公案小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厘清公案小说的概念，也有利于公案小说史的进一步梳理。

在有关侦探小说的部分，梳理了晚清新小说大家吴趼人主导的“恢复旧道德”，与周桂笙主导的“输入新文明”，这两种不同的近代文学转型策略，如何在侦探小说领域正面交锋。因为转化旧学与接受新知的分歧，不仅导致两人在理论上对中外公案与侦探小说褒贬互异，还促使他们在创作上具体实践了“新道德”与“旧文明”文学发展观。

吴趼人在1906年推出《中国侦探案》，周桂笙于次年在《月月小说》第七号发表了《上海侦探案》，各自开启了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与西化道路。这不仅是公案与侦探小说发展的重要一页，也是中国小说向近现代转型的精彩一幕。

当然，这些认识是否完全成立，尚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本书拟借出版之机以求正于方家。

书名题作“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实在太大。这虽使我汗颜，却又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因为其中内容，确也涉及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在版本、故事、叙事、文体、观念、现代性等很多方面的生成流变，不大不足以囊括全篇。再者，我们若将本书中各个专题研究串而读之，便会发现其中不乏系统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本书题名为“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的理由。

但本书究竟难免“大而不当”之弊。主要的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不能顾全大局。在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中，本书只涉及历史演义、人情小说、公案与侦探小说三类，对于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尚未暇顾及。

其次是局部也不能偏全。已出版的《〈百家公案〉研究》算得上是系统研究，本书中即便对于历史演义、人情小说、侦探小说，也未曾在生成与衍化问题上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本书只能看作专题案研究，有的篇章偏重于版本与故事流变，有的篇章偏重于文学观念与体式变迁，有的篇章偏重于古今演变。

当然，专题研究也有其优点，就是针对性强，有话则长，无话则略，易于展示真实的考索与辨别。但这不是说，本书就已大功告成。本书只算得是个阶段性成果，待出版之后，作者还将继续拓展“清理”工作，使相关研究得成全璧。

有的参考书目一项，书中有的文章发表较早，没有参考到其后出版的相关研究论著。本书在改编时，大体保留原状，也没有重新列入其他参考书。

本书的出版受到上海市高原学科项目资金支持。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同事陈晓兰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孙经总编、杜怡顺编辑的辛苦努力。

杨绪容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读书写作多了，虽说内心越来越澄澈透亮，习性却转向瘦硬，口头表达越显迟疑。借该书出版之际，正好说一些平日不曾说出的话。此刻，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

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们。事有成败顺逆，人有喜怒哀乐，亲人的陪伴自然是人间最好的礼物。

无数尊敬的师长曾给予我最严格的教育。我从小学到博士、博士后，有的老师帮我选定研究方向，有的老师帮我改定稚嫩的文字，有的老师授其课而传其教，有的尊长虽未谋面却口诵其书而心有戚戚焉。记得在图书馆找不到需要的书急得团团转，身旁白发教授一句“那书已经散佚并无流传”，让我既敬佩又惶恐。

无数的同学朋友曾给予我帮助爱护。有同学被央勉到我家商讨论文到夜深，有同学告诉我招聘信息，有同学帮我投递简历，有不少同仁为我的论文、著作、教学奔忙，还有一群常常交流工作与生活的闺中蜜友。还应感谢我所有的学生，很多情况下，不是我在教育你们，而是你们在成全我、完善我。

还有素不相识的朋友。许多年前，我拖着行李来上海考博，公交55路的司机和同车乘客们热心帮我指路。夜幕中，我从55路公交下车，一位中年大哥领我步行穿过数条小巷，进驻招待所。老上海人的亲切、热情，人与人之间朴实的信任与关怀，至今想来，是多么自然，又是多么珍贵啊！或许，我们潜心研究传统文化，初衷即在于此。有时候，真想问问那位引路大哥您好么？而他转身步入人海再难觅其迹。

生活仍将继续，感动无时不在。借古诗而言曰：“洛阳朋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是为记。

杨绪容

二○一七年三月六日

杨绪容，女，1966年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出版专著《〈百家公案〉研究》，汇集整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杨芳灿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选》等作品；在《文学评论》、《复旦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上海市教委项目各1项。曾担任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