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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和《山海经》

无邪斋2017-12-27 05:58:31

清芥子园藏板《镜花缘绣像》

 

[摘要]:《镜花缘》是就《山海经》所记海外人光怪陆离的形体特征,进行荒诞文学性的演绎。写作方式有解说式、映照式两类。旨意都是嘲谑现实社会中的丑陋习俗,但艺术性却有高低差异。博学家作小说,赖博学以成,又受博学之害。

[关键词]:山海经;镜花缘;海外奇国;荒诞

 


李汝珍的《镜花缘》小说,最使读者感兴趣的是它的前半部分叙写的三十多个海外奇国。读《镜花缘》的这一部分,人们总会联想到十八世纪英国作家J·斯威夫特(J·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psTravels),其中叙写的也是几个海外奇国。虽然,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格列佛游记》带有几分童趣,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会让尚不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讽刺内容的孩子们惊喜不已,而《镜花缘》则带有较浓重的博物性和学究气,鲁迅曾称它为“清代以小说见才学者”[1]。但是,东西方的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游记的叙事模式,驰骋想象,叙写出多个富有奇情异采的海外奇国,个中寓有嘲谑世情的意趣,则可谓有异曲同工之致。

《镜花缘》这一部分约三十回,叙写失意文人唐敖,随同妻弟林之洋、久惯漂洋的舵工多九公的商船出海,经历了三十多个国度,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奇人奇事、奇境奇物,甚是丰赡。其中的一切自然是子虚乌有之谈,却又是皆有所本。早在1916年出版的钱静方的《小说丛考》里便考索出了一部分原始出处,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的署名沅君的《镜花缘与中国神话》,又考索出了更多的出处。其后,还有些研究者不断有所揭示。其实,《镜花缘》里叙写的三十多个海外奇国,除毗骞国、两面国、智佳国外,其余全是取自《山海经》中《海经》里的记载。

清光绪点石斋石印本《绘图镜花缘》

《山海经》无疑是上古先民的地理书,所记地理山川风物,其中自然也有一些真实情况,却多半是出自天真的臆测、臆想,也纳入了神话传说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早出于《禹贡》,理由是:《山海经》之光怪陆离,正可见上古先民意识形态的特征,而《禹贡》平正切实,乃后来地理知识进步之结果。这是颇有道理的。

他们的活动范围、经验知识有限,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互渗的原始思维,使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只能是带有想象、臆测的成分。没有航海能力,对海外地方更难有所知,是以《海经》中的离奇怪诞成分,尤甚于《山经》,保留的神话传说材料也最多。胡应麟称之为“语怪之祖”[2],是就其中神话传说的内容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说的。《四库全书总目》将它列入“小说家类”,评之曰:“按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未为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3]更是以后世文明人之眼光来看待上古先民之书,只见其荒怪。《山海经》开语怪之先河,固然是不刊之论,却不能以其所记“百无一真”及其对后世文化之影响,判定其性质为小说,不能否认其书之产生正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的求知之心,以及那种混合着主观臆想的、在后世文明人看来是荒诞的表述,就是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地理学从不真实到真实,是要随着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展、认识手段的丰富、知识的积累,方才逐渐做得到的,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古人将《山海经》列于“地理书之冠”,未必不允当,今人作地理学史,恐怕是不能弃之不论的。《四库全书总目》深以为非,断然归入“小说家类”,倒是反历史主义的。

不过,《山海经》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又毕竟是在文艺方面最为深远。它的地域方位之分,山川风物的视点,无疑开启了后来的地理博物之学,而地理博物之学日益走向了自然实际,走向了科学,那些出自先民臆想的事物就被视为荒怪之说而扬弃之了。在地理博物之学中不再有实际的意义,而在精神文化中却永不消逝,成为文明人的知识素养的因子,学者们注疏、诠释的对象,诗人们抒情言志的隐喻意象,历代美术中诸如帛画、石刻、画卷,乃至现代壁画的题材。至少是两千多年以后的李汝珍,还假之作小说,更可见《山海经》影响之深远了。

李汝珍作《镜花缘》[4],不是用近世的语言描述、诠释《山海经》记述的后人目之为荒怪的地方人事物象,完全不取诸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等富有神话意蕴的材料,见得他无意再现上古先民的神话世界,探讨蕴含其中的历史奥秘。他是假借《山海经》中的海外奇国的奇怪的人事,演绎自己的人生经验,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态、风俗礼法的态度和识见,其中也不乏炫鬻才学的地方。《山海经》里所记载的荒怪的人事只是他借以演绎其人生经验,表达其思想和识见的因由和材料而已。

《镜花缘》叙写了三十多个海外奇国,有详有略,篇幅很不均衡。有的是一回书写了数个国度,最突出的是第三十七回,连同前一回的末尾和后一回的开头,竟然随着旅人的行迹,走马观花似的连续叙写了结胸国、长臂国、翼民国、豕喙国、伯虑国、巫咸国凡六个国度。有的是数回书演绎旅人在一个国中的活动,如写女子国竟然用了五回的篇幅。篇幅长短不同,不单是叙写的详略不同,叙写的详略是由演绎的方法不同所决定的,其中也意味着在小说素质方面的差异。

《镜花缘》中依据《山海经》对海外奇国其人其事的简单记述,加以不同方式的演绎,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就《山海经》中所记奇国其人之形体特征,由旅人解说其生成缘故,以附会之法嘲谑人情世态。

《山海经》[5]里写的海外大荒诸国的人,多是与现实中的人形体相异的人。有人身兽头、人头兽身者,与书中所记之神人、奇兽,没有差别。有人体的一个部位数目有所增减者,如三首、三身、一臂、一股,后来的宗教神系、神怪小说中,都有少量这类的神、怪。在宗教神系、神怪小说中,大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或象征其威严、法力,或显示其凶煞可怖,而《山海经》里还是十分单纯。还有的只是身体的某部位、器官,或特大,或特长,或有某种异样,完全没有任何的寓意,不带有后来的宗教神秘意味。

《镜花缘》多是选取《山海经》里人的形体、器官有异的国度,进行演绎。诸如“长臂”、“结胸”、“毛民”、“无肠”,还有李汝珍自行添入的“两面”、“豕喙”等名称的国度,有的是原本已有约定俗成的喻指,有的可以顾名思义,自行引申。李汝珍就是用语义学的方法,由海外奇国之名称生发出种种嘲世的话语。

长臂国,《海外南经》记:“捕鱼海中,两手各操一鱼。”这倒是反映了上古先民极其朴实的经验理性:经常从海中捉鱼,手臂就得伸得很长。《镜花缘》便以“长臂”,也是就现在所谓“手长”,比喻世人非份地去谋取名利的行为,发表了一番醒世的话:“凡事不可强求”,“若非应得之物,混去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手臂弄得多长,倒像废人一般,于事何济?”(第二十七回)

毛民国,《海外东经》记:“为人身生毛。”人遍体生毛,是人类进化中的一种遗留现象,至今世界上还有个别的“毛人”。由于《孟子·尽心上》有“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语,后来有了“一毛不拔”一句成语,形容为人极其吝啬。《镜花缘》便顺着这个意思,解说毛民国的人都生了一身长毛的原因:“原来他们当日也同常人一样,后来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给他一身长毛。”(第十五回)

两面国,今本《山海经》里没有两面人之国。郭璞《注山海经叙》有“王欣访两面之国,海民获长臂之衣”之语,江淹《遂古篇》也说到:“沃沮肃慎东北边兮,长臂两面乘赤船兮。”可见古有两面人国之传说。《镜花缘》是自行据“两面”之意,演绎为其人有前后两副不同的面孔,而且不只是靠旅人解说,还让旅人目睹了其情状:他们都头戴把脑后全遮住的“浩然巾”,正面的那张面孔,“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亲可爱”;待从后面揭起“浩然巾”,里面藏着的是“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发觉被人识破其本相,登时“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吓得唐敖大叫起来,林之洋不由地跪倒在地,望着两面人磕了几个头,逃之夭夭(第二至五回)。这里虽然未让旅人发表议论,形象化的比喻也足以警示两面人之阴险可怕了。

《镜花缘》里这一类就《山海经》里的奇国之名称及其所显示的其人形体之异常而嘲谑世情的章节,基本上是走马观光似的一瞥而过,又多是借知多见广的多九公之口讲说出来,停留在解说式的表述上。旅人没有和那各类异形人发生瓜葛,在两面国也还只是受了点惊吓,没有一般小说的生动情节。但是,李汝珍假出自先民幼稚的荒诞之言,用依然是荒诞的话语,嘲谑了世情,其中含有几分睿智,几分谐谑,也就能使读者了然其意味,会心一笑。

另一种类型是叙写其人在形体上与现实中的人了无差异的海外奇国的。在《山海经》里,有君子国、淑士国、女子国、黑齿国、歧舌国,其人都与现实中的人完全一样。君子国、淑士国、女子国,顾名思义,其人不会是奇形怪状。《黑齿国》,《海外东经》记:“为人黑齿,食稻啖舌。”只是牙齿颜色特别。歧舌国,《海外南经》记:“其为人歧舌。”大概只是舌头有些异样。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白民国,《海内西经》记:“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但《镜花缘》里只取其国名“白民”及其民“白身”之义,完全丢弃其状如狐、有角之形体上异于人的意思。在这些与现实人一样的国度里,游人身临其境,自然可以与其国人发生更多更深的接触,生出许多事情。这样,这部分章节也就成了作者更加自由地观照他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社会的用武之地,可以不必紧紧依附着先民臆想的奇国奇民之谈,不必拘泥地做些解说方式的嘲谑了,于是就有了另一番更为鲜活生动的小说世界。

《镜花缘》叙写的这一类国度,几乎全是文明之邦,有些地方的人不仅都读书,还颇有些学问、才艺。作为天朝文士的旅人到了这些国度,自然少不了要论学谈艺,从而也就遇到了些麻烦,也懂得了一些知识。譬如,在黑齿国里,他们被那里的精通声韵、训诂的女子难倒了,还受到了她们的奚落,不仅弃儒从商的多九公“脸上青一阵,黄一阵,身如针刺,无计可施”,连中过进士的唐敖也“甚觉无趣(第十八回)。歧舌国,《淮南子·坠形篇》据《山海经》所列三十六国中作“反舌国”,高诱注:“反舌民,语不可知,而自相晓。”[6]《镜花缘》据之而演绎为歧舌国以音韵学为立国之基业,立法严禁外传,旅人献出了秘方,治好了该国世子的跌伤之体,方才获得了一张字母图表,方才悟出其中的奥秘(第二十八至三十一回)。这类章节虽有情节,但以论学谈艺为主要内容,究竟不是小说的本份所应有,其中对经书字句的训诂有的也不必定正确。歧舌国的音韵学其实是旧时民间流传的利用反切法将一字由单音变成复音的一种作隐语的方法,算不上纯正的学问。

《镜花缘》叙写的文明之邦,也有嘲谑世情的。白民国,依从《山海经》所记其民“白身”一词,写他们“个个面白如玉”,还都是“白衣白帽”,可以说其国尚白。然而,这里却另有寓意。白民国的一座学塾厅堂匾额上写着四个泥金大字是“学海文林”,塾师仪表昂然,是个“美丈夫”。旅人为避免在黑齿国遇到的那种尴尬,不敢贸然行事,自谓不通文墨,立即受到了冷落,被逐出学馆。旅人听这位塾师向学生授书,有“切吾切,以及人之切”之类的句子,发现他原来是位白字先生,将《孟子》中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句子读错了。学塾中的四五位学生,“个个品貌绝美,衣帽鲜明”。看到他们作的文章,一篇题目为“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首段破题竟是:“闻其声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只在题目原文中加了几个虚字,类乎是文字游戏,丝毫没有触及出自《孟子·梁惠王》中的题目所蕴含的劝说梁惠王行仁政之意,可知是一窍不通。联系下面一段写出的一匹形状如牛的奇兽,不曾读过医书,却出来为人医病,可以意识到这一节白民国故事,是嘲谑世间那些不学无术却混充塾师的人(第二十二回)

在淑士国里,人人都要读书,人人都是儒者打扮。城门上的对联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街上接二连三的门前挂着“贤良方正”、“通经孝廉”、“好善乐施”的金字匾额,从房子里传出的琅琅书声,俨然是一个重德尚文的礼仪之邦。也有两家挂的是“改过自新”、“回心向善”的“丑匾”,可见其国民“向善的多,违法的少”。然而,这里除了学生们会背诵作对子的歌诀,市民满口“之乎者也”的酸气,就没有别的“淑士”之风了。人们视一钱如命,做买卖的赖皮,权贵者虐待婢仆,掌兵权的驸马人称“杀人如同儿戏,庶民无不畏惧”(第二十三回)。淑士国的情况与当时的书里所说天朝是非常相似的,这一段情节写在白民国之后,可见作者嘲谑之笔由塾师文人的虚有其表向社会延伸,天朝的崇德向善的匾额也只是金字招牌而已。

《镜花缘》里真正的文明之邦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国。在这个君子国里,旅人闻见的却是与故土天朝相颠倒的情况:“行者让路,耕者让畔”,固然已是难得,卖主与顾客发生的争议更是大不合现实的常理:卖主自以为要价高了,顾客却认为低了,争来争去,经过观者评议,顾客只取走“八折货物”;卖主自谓物品货色平常,顾客却说是上等,反怪卖主“欺人太甚”,有失公平,结果只取走一半上等货,一半下等货。这是依据《海外东经》里所记“其人好让不争”一语而演绎出来的,然而,演绎出来的图像,却成了“好让”乃争,就又有了矫枉过正之病。所以,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理想,不如说是为了针砭现实而制造的幻影。后面写君子国的宰辅大臣,就像似优游林下的隐士,柴扉篱墙,房舍素雅,待人谦和。国王也无至尊之威严,随便到臣子家议政,非常平易,与现实中的君臣关系大不一样。这些情况倒是蕴含些现代政治的理想。那两位宰辅对着从天朝来的旅人,轮番批评天朝人殡葬迷信风水;嫁娶要先合生辰八字;生孩子要开喜筵,望其福寿绵长;宴宾客必罗列珍馐,以价高为尊,以及喜欢兴讼种种迷信习俗,可以说件件切中现实社会的时弊,等于是一篇呼吁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意见书。

在《镜花缘》叙写的三十多个海外奇国中,最合乎小说叙事特征、最称构思精妙的,是写女子国的数回。

《海外西经》记:“两女子居,水周之。”仿佛那里只有女子。《西游记》第五十四回里就那样写了个没有男人的世界。《镜花缘》则是仿照有男有女的现实社会,虚构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男女处境乃至衣着完全颠倒了的女权世界。在现实社会里,“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内外之别便有种种差异,女人便受到成文或不成文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限制、约束,承受着种种不幸、痛苦。在这个女子国里,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男子反穿衣裙,化作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男子”作“妇人”,“女子”为“男人”,从语意学的角度说,甚是不通,作者显然是将“妇人”、“男人”二词的自然属性的内涵转换为社会属性的意思。然而,这也正像小说中对先民臆想中的荒怪人事做出的不无荒诞意味的解说一样,也有其极富谐谑情趣的讽世意义。

旅人在女子国街中,看到一位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头上梳着一盘龙鬏儿,耳坠八宝金环,“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再朝嘴上一看,却有一部络腮胡子(第三十三回)。从现实人的眼光看,这副模样,自然会感到滑稽可笑,虽然在这段叙述文字里已包含了深层的内涵,如果仅只是作了这样的描述,那也只被当作笑谈,不禁一笑而已。精彩处是下面一段故事:旅人林之洋到宫中卖货,被国王看中,要纳为王妃。先是被宫人强行“穿耳”,戴上八宝金环,接着奉命“缠足”,被几个黑胡子宫娥挟住将两只脚五趾挤拢压弯,狠劲地用白绫裹起来。林之洋只觉得“脚上如同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夜间,他偷着将白绫用力扯断,便先后遭到竹板打屁股、双脚用绳子捆紧身子倒吊在空中的惩罚,落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半月过去,脚面已弯曲折作两段,十趾腐烂,只剩几根枯骨,两脚甚觉瘦小了(第三十四回)。这里叙写林之洋的两脚由自然发育的大脚变成瘦小的金莲,自然有谐谑性的虚构夸张成分。作者不是作为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写的,读者的感受也大概只觉得有谐谑之趣,不大会对受难者一掬同情之泪。然而,让男人也尝到现实中妇女在男人的意愿下设定的习俗的强制乃至是自愿承受的裹足之苦,这种奇思妙想无疑是出自对让妇女承受着裹足之苦的那种习俗的不满,也是一种要移风易俗的意思,比借君子国的大臣之口抨击社会中的陈规陋俗的写法,显然是更艺术,也更有触目惊心的功效。所以,近世评论者都对小说中的女子国一节特别感兴趣,特别称赏,并联系小说写了一百个才女应女科考试中选的故事,认为《镜花缘》中表现了或者说是萌动着妇女解放的思想。

浏览过《镜花缘》叙写的三十多个海外奇国,特别是在旅人的海外旅程到达最后的轩辕国里,还看到了尚未叙写到的三身国、周绕国、交颈国、奇肱国等国王的身影,便感到李汝珍作此小说虽然已经有所选择,有所轻重,但还是有被《山海经》牵着走的因素,仿佛是《山海经》里记载的要尽量演绎一番。《镜花缘》叙写了《山海经》记有的三十多个海外奇国,加上最后在轩辕国只见其国王的国度,数目就更多了。叙写如此多的海外奇国,虽然大都有嘲谑世情的意思,但作法不一,显得散乱,有的是寥寥数语便交代过去。如写跋腫国人,身体长、宽都是八尺,呈方形,只说了句其为人过于“拘板”(第十九回);寿麻国,只是就《大荒西经》所记“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用几句话做了番介绍,写到有的水手中了暑(第二十六回);巫咸国,只是说到那里原先有桑无蚕,所以没有丝绸(第二十七回)。这些地方都没有小说所应有的人物、情节,也没有让读者感到有意思的地方。即便是那些有意思的章节,也往往夹杂有许多属于知识性的而非文学性的内容,如智佳国里猜灯谜,歧舌国里学反切隐语,多处开列了治病的药方,几处出现的古书有记载的奇禽异兽,虽然不是小说中完全不可以写到的,但过多地写进这类非小说应有之义的内容,便背离了小说的性质,至少可以说是一种累赘,让读者感到乏味,了无兴趣。李汝珍在小说中曾假借他笔下的人物说:这部小说“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喻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琴棋书画,医卜星象,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种灯谜,……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第二十三回)这是他自己的感觉,以为他津津有味地写进小说如此多的学艺,读者也必定会感到兴趣。其实不然,不能说没有读者会感到兴趣,但多数将《镜花缘》当作小说读的读者,是不会感到兴趣,感到兴趣的内容是其中带有谐谑之趣的讽世之语,尤其是那些饶有讽世之韵的情节。

李汝珍生活在清代乾嘉时期,一方面是汉学正盛行,古文献的训释,名物的考证,文人群体中研讨历史文化之学究气,也浸入文学,出现了一种如鲁迅所说的“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工具”[1]的偏向;另一方面是人文思想的萌动,反传统礼教、尊情、求变的思潮,既表现于思想家的著述中,也表现于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和诗歌、小说创作中。这两者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渗透的一面。戴震是乾嘉汉学的皖派大家,他对古代典籍的注疏,便内涵对理学问题的研讨和对传统纲常伦理的痛切批判。《镜花缘》也正是这种互渗的产物。李汝珍博学多识,尤精于音韵学,著有《音鉴》,又多才艺;就《镜花缘》全书看,对妇女问题的特别关注,对世间种种带有迷信性质的、对妇女的非人道的陈规旧俗的嘲讽,思想也是先进的,其中孕育着对更加文明的社会的憧憬。他以学者之心依据《山海经》演绎出三十多个海外奇国的情状,不乏耐人寻味的奇思异想,笔法也富有幽默感,但又毕竟受《山海经》的牵掣,博而不约,又塞进过多的学术、才艺之事,有违小说文体之特性,也就未能成为第一流的小说。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章)[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下册)1205

[4]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袁珂.山海经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6]淮南子[A].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原载《东岳论丛》第2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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