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声泉 | 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与其新体白话文经验的生成——以《月界旅行》为中心

《月界旅行》书影

宋声泉

一、引言

《月界旅行》是鲁迅早期的翻译小说之一，1903年10月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①]。它的原本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鲁迅据日本翻译家井上勤的译本《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转译而成。三十年后，鲁迅回忆道：“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②]。或许与鲁迅“不肯直译”的自我追忆相关，学界对《月界旅行》的评价不高，一般认为它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意译”风尚并无二致。倘若着眼于鲁迅在《辨言》中自述的“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和译文中夸饰的译笔、“不避俗滥的习语和成语”[③]以及“根据某种需要毫无顾忌地改变原文”[④]，确实可以为《月界旅行》的意译特征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这却会遮蔽《月界旅行》丰富的意义。

《月界旅行》版权页

曾经，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然而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陆续质疑这一说法：无论是陈衡哲的《一日》，还是刘韵琴的《大公子》，抑或李劼人的《儿时影》，都被追认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⑤]。还有学者认为，“像徐卓呆等人的初期白话小说所显现的语言能力相当纯熟，甚至比新文学初期的欧化语言更接近大众”[⑥]。因此，究竟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白话及其历史地位，已然变得十分迫切。

对于这个问题，陈思和的思考值得注意。他通过对比徐卓呆的白话叙事与鲁迅译作《幸福》里的语言描写，回答道：

真正打开传统文学的缺口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不是流利的白话小说或白话诗，而恰恰是鲁迅那篇具有内在分裂特征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它的意义不在于完美和谐，而表现在它的内在的分裂性。从语言上说，它是文言与欧化语体相交替，日记中大量拗口的西方语法的句子与引子部分流利的文言构成鲜明的对比。[⑦]

在陈思和看来，《狂人日记》中“文言”与“欧化语体”、“拗口的西方语法”与“流利的文言”之间形成的“分裂性”，恰是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所在。换言之，《狂人日记》之所以在新文学的历史上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即是语体的欧化。正如陈思和自己所说：

新文学的效果和特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一般意义上的白话……如果说追求现代性以及同时感受现代性的分裂是五四新文学的特征，那么，与其说新文学提倡了白话文，还不如说是提倡了欧化文。[⑧]

可见，《狂人日记》中的欧化语体，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此特殊的语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鲁迅的新体白话文经验又是源自何处？事实上，这种经验的生成与鲁迅早年的日汉翻译不可分割；而在现存的几个翻译文本中，《月界旅行》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甚至具有一种类似“原点”的意义。本文将以《月界旅行》为讨论核心，重估这一文本在鲁迅后来文学活动中的位置和意义，并以此管窥其早年翻译活动与新体白话文经验生成的影响与互动。

二、《月界旅行》：鲁迅白话实践的原点

谈及鲁迅早期的白话实践，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将略晚的《地底旅行》与《月界旅行》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皆是文白夹杂。李寄曾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最主要的语体特征是旧白话的系统采用……除了旧白话外，译者还掺用了文言”[⑨]。卜立德的观察更为细致具体，他认为《月界旅行》“行文往往文白夹杂，也就是译文中叙事用白话，对白则用文言（但却不时夹杂‘吗、呢、了’等格格不入的白话成分)，与一般文学作品中对白用口语的常规可说背道而驰”；而《地底旅行》“叙事一概用较为文雅的白话，前后相当一致。但对白则有时用日常白话，有时又莫名其妙地转为古雅的文言，以至文言白话夹杂使用”[⑩]。相较而言，王风的分析最为深入：“两部‘旅行’已经是在白话的基础上混用文言，只是这文言更多在对话中出现。……两部‘旅行’，从总体上看，是文言成分失控地不断增加的过程。”[⑪]

但在笔者看来，尽管《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皆是文白夹杂，但二者面貌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辨析其间的语体差异性，对认识《月界旅行》在鲁迅整个白话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与意义至关重要。

在翻译《月界旅行》之前，鲁迅对语体的采用有着明确的想法。他在《辨言》中称：“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⑫]在《月界旅行》的前五回，由于译者的白话经验不足，尽管也会偶尔出现带有文言色彩的句子；但是，鲁迅的确在努力使用“俗语”。从第六回起，开始“参用文言”，且句子的文言程度不断增强。即使如此，通读全篇仍可发现，《月界旅行》语体的基础仍是白话；而《地底旅行》中的文言比重明显更高，甚至在一些章节中远远大于白话。

更重要的是，《月界旅行》中还出现了许多带有陌生化效果的新体白话，如：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员诸君！请观这苍穹上，不是一轮月吗？今晚演说，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缘故。这大事业是什么呢？请诸君勿必惊疑，就是搜索这众人还没知道的月界，要同哥伦波发见我邦一般。然而做这大事业，断不是一人独力可以成功的，所以报告诸君，想诸君协力赞助，精查这秘密世界，把我合众三十六联邦版图中，加个月界给大家看。（第51页）

这里除了“这大事业是什么呢”之类的口语外，还有许多像“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员诸君”这样的在汉语中十分少见的白话句子。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段引文时，恐怕与读《红楼梦》等小说的感受不大一样。然而，在《地底旅行》中，却几乎没有类似的表达；相反，章回体小说之类的语言恰是其最主要的白话样态。

总之，在语体方面，《月界旅行》不仅白话的比重更高，而且还存在大量具有陌生化效果的新体白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月界旅行》不仅是鲁迅的第一次白话实践，同时也是其在《狂人日记》以前仅有的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白话作品。

那么，鲁迅何以会在《月界旅行》中频繁地使用一种新体白话呢？笔者认为，这与他的翻译方式不可分割。《月界旅行》中那些读起来略感不顺的白话句子，许多都是其按照原文句序逐字翻译不加改动造成的，试看以下三例：

(a)有名的麦思敦，把树胶作的头盖骨且搔且说道（第48页）

高名なる「ぜームス、チー、マストン」氏ハ樹膠を以て作りたる頭蓋骨を搔きながら謂て曰く（叶八）

 

(b)我们大炮震动天地的时候，在几年之后，是不能豫料的了。（第50页）

我等の大砲ハ何れの時あつて又霹靂天地を震動せしむるとハ幾年の後ちを待つて到來するや豫め知るべからず（叶一八）

 

(c)著者也是美国人，那有名的亚波就是了。（第52页）

著述せしハ米國人にて有名なる著者“エドガ、アポー”なり（叶二三）

在《月界旅行》中，由于鲁迅坚持对原语语序进行最大程度的保留，因此无暇顾及读者是否能够理解通畅，甚至一些句子还会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对于句子的内容，鲁迅或许有所省略；但他完全不调整译文的语序或句子结构，如：

(a)到今日，月界交通的事情，我美国人实地研究的结果，同勇敢不挠的精神，应该自任（第52页）

今に到る迄地球と彼の月世界との間に於て一個の定約だも為したることを聞かず今や此の月世界に通路を開くは米國人の實地研究の結果と生質勇敢なる精神とを以て自から任ずべき所なり（叶二五）

 

(b)我于此事，常自问自答，精细研钻，才晓得把弹丸用第一速力每秒走一万二千码的时候，可以射入月界，是确实无疑的。（第52页）

余は此の事業に付き嘗て自から問ひ自から答へ精攻細討して終に確乎不拔の計算を以て彈丸の第一速力をして一秘時每に一萬二千　ヤルド　となし彼の月世界に向ふて放つときは之れに達するを得るの必然たるとを確定せしむるを得たり（叶二六、二七）

 

(c)我们今日，应把炮术学来决这最紧要的问题，第一次会合时，于论定所用器械为第一步的意见，已经都无异议的。（第57页）

我等ハ今砲術の貴重なる學を以て至緊至要なる問題を决定せざるべからず最初の會合に於てハ此大業に用ゐべき器械を論定するを以て先づ第一着手なるべしとの意思に畧ば決定したるが如しと（叶五九）

有时，鲁迅不仅不改动原文的顺序，也不调整原文的句法。这使《月界旅行》的译文中有特别多的否定句和表示双重否定含义的句子，如：

(a)然鄙意并不以为炮术之学，今不如古，无非因中世时古人做的事业，颇可惊奇，却像今人远不及的样子。（第59页）

然れ共我意たる决して砲術學業の今の古へに如かずと云ふには非ず只中世に於て古人が為し得たる巧業に付寶に驚くべき事跡あり恰も今人の遠く及ばざる如きものありき（叶六七）

 

(b)他不从兵卒渐渐升等，是不能做大将的。不是自造铁炮，是不能打的。（第48-49页）

其初め兵卒より漸々昇等せずんば决して大將となるを得ず又自ら鐵砲を鑄造せずんば打ち得ざるもの（叶一〇）

 

(c)社长道：“此疑问未经确定，亦不能援引定理，惟由个人思之，自不能不生月球及惑星中，能否栖居之问题耳。”（第79页）

此疑問たるや未だ誰として是に明辨確答を下すものなく亦た定理の依るべきなし故に唯だ單に人の思考を引かんがために彼の月世界及び惑星は人類の栖み得べき場處なりやと問はざるを得ず是を（叶一四六）

 

(d)还有一层不能不用巨大弹丸的缘故，从我地球启行，直达月界，旅路甚遥，所以我们不可不时时了望的。（第58页）

最も巨大ならしめずんば得ず何んとなれば其彈丸の我射的なる彼の月世界に達するの長距離の間不斷我より之れを注視せざる可からざればなり（叶六四）

固然，汉语中亦不乏否定句与双重否定的表达方式，但一般来说，使用的频率不会太高。而《月界旅行》中频繁出现的否定式的话语，则是与源语体的日语本身有关。日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尽量避免用明确的表达方式。由于追求含蓄的效果，日语文章喜欢以否定的形态来展开。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日语的非断定性”。他们认为这种特点与其说是日语的性格，不如说是日本人的习惯[⑬]。鲁迅在翻译时基本上保留了这种源语的特征，如：

难道以后就没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吗？就没有试验我们火器的好机会吗？难道我们的炮火，辉映空中的时候，竟会没有吗？同大西洋外面国度的国际上纷争，就永远绝迹了吗？或者法国人把我们的汽船撞沉了，或者英国人不同我们商量竟把两三人缢杀了，这宗事情，就会没有吗？（第49页）

 

最早以後火器を改良するに盡方せざる目的なるや又此後彈道を試むるの好機會なしと思へるか又我等の砲火空中に輝かすの時なしとするか又大西洋外の或る國と交際上紛紜を起し戰爭を起す等の事なきものとするか又佛國人が我邦の蒸汽船を一艘沈沒せしむるか又英國人が我人民の權理を經ん二三人を縊殺する等の事ハ生ぜずとするか（叶一〇、一一）

引文中，鲁迅翻译前两个问句时将否定词提前了，而后面三个问句的译文都保留了原文中否定词置后的语序。这就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语言效果。其实这也反映出了日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日语的最关键部分根据日语语法规则，往往放在一句话的最后。有的语言学家也把这一点称为“句子的最后决定意思”[⑭]。

由上可知，鲁迅翻译的态度对于《月界旅行》新体白话的形成而言，关系甚大。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同时期翻译的且同为科学小说的《地底旅行》的语体为何没有像《月界旅行》那样存在很多的新体白话呢？笔者认为，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鲁迅翻译二者时，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尽相同。

目前，学界通常将《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一并视为不忠实原著的“意译”。从宏观上看，这种说法固然合理；但具体来说，又会遮蔽较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鲁迅的回忆中，他提到这两篇翻译时所用的描述是不同的：说起《地底旅行》时表示“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却称《月界旅行》是“编译”。在鲁迅看来，二者都是“不肯直译”的结果，但程度有差异：《地底旅行》已经不能算作“译”，而是“改作”，这意味着其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原作；至于“编译”仍可算在“译”的行列。

分别对照《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它们的日文原本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鲁迅译《月界旅行》时的改动主要在“编”，变换其结构方式，即《辨言》所谓的“《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鲁迅在实际操作时，并不是将两章删改合并为一回，而是有的章节基本保持原貌，有的是将二至四章的内容部分删节后合并，原作的第五、六两章被完全删去[⑮]。对此，卜立德指出，鲁迅“态度比较认真”，“即使大规模删掉原文，他还保留了扼要的科学内容，篇幅颇长的讨论和争论他也如实交代了每个论点,总算完成了他‘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的任务。他自己为了适合中国说部的习俗所作的增删也无伤大雅，至少他没有学当时翻译界通行的可恶做法，打着‘不失其精神’的幌子，借题发挥，通过小说人物表达他自己的见解”[⑯]。他还说道：“《月界旅行》既可酌情过关，随后出来的《地底旅行》应该更够水平，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月界》刚出苗的怪异现象变本加厉了。”就笔者对照日文原本和鲁迅译作的感受来看，卜立德的判断是较为可靠的。

《月界旅行》日文版书影

《月界旅行》大体按照日文原本的叙述来翻译的，而在译《地底旅行》时，鲁迅自由发挥的程度明显增大。就语体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王风曾言，“到了《地底旅行》，似乎已经完全不管文言白话，只照方便”[⑰]。然而，经过前文的日汉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译《月界旅行》时，对日文原作常常亦步亦趋，不轻易窜改。毕竟“编译”受到的束缚多一些，而“改作”相对来说更加随意，“译”之外，还包含创作的成分在里面。既然作品的基本内容都可改换，语句上自然也不大会较真。这亦是两篇作品语体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月界旅行》的“欧化”特征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月界旅行》在鲁迅白话实践历程上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月界旅行》中的白话语体，具有十分明显的欧化倾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复音词使用频繁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指出，“复音词的创造”是“欧化的语法”的重要表现，“中国本来是有复音词的，近代更多，但是不像现代欧化文章里的复音词那样多”[⑱]。翻看《月界旅行》，可以发现,鲁迅对复音词的使用非常频繁。除去汉语固有的复音词之外，他还在翻译中借用了源语文本的数十个日语词汇，如:发明、发见、联邦、会社、精神、试验、机会、汽船、教育、自由、同盟、直径、组织、杂志、新闻、职员、代理、投票、选举、方法、机械、经济、说明、义务、参观、空间、论理学、化学、物质、理论、作用、反对、运动、电报、内容、想象、卫生、劳动者、政府、原理、思想、工业[⑲]，等等。此外，鲁迅的《月界旅行》中也出现了许多音译词。仅以第一回为例，即有“亚美利加”、“麦烈兰”、“拔尔袪摩”、“坡茵”、“伊大利”、“安脱仑格”、“排利造”、“波留”、“毕尔斯排”、“欧罗巴”、“爱洱噶拟沙”等十余处。

（二）注重保持句子的完整性，不轻易省略可以省略的句子成分

王力认为，“依中国语的习惯，主语可以因承说而省略（如‘他’‘他们’之类），也可以因习惯而省略（如‘我’‘你’之类）”[⑳]。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常常保留日文原文的主语，不加省略。如：

社长立住问道：“君是谁？”其人答道：“余臬科尔也。”社长大声道：“余欲见君，已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臬科尔道：“余亦如是，故来见君。”社长道：“君曾侮我。”臬科尔道：“然。”社长道：“余将举轻侮三条件以问君，君能答乎！”……君如与余同意，则余亦来觅君。（第86页）

 

社長乃ち問ふて曰く/君ハ何人なりや/答へて曰く/余ハ“ケﾋﾟテイン、ニコール”なり/大聲呼で曰く/余は汝を待つこと大旱の雲霓に於けるが如し然れども不幸にして未だ曾て汝を見ず今幸に汝に會するを得て將に論議する所あるべし/“ニコール”氏は欣然として曰く/余も亦た論議せんとするの目的を以て此に來て君を見るなり/社長曰く/君曾て余れを輕侮したり/答へて曰く/然り/問ふて曰く/汝ハ彼の輕侮したる條件に付余が疑問に答へ得るか……汝若し我が意の如く為きバ余ハ同時に於て他方より林中に入て汝に會すべし（叶一八一至一八三）

由引文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译文所用的主语基本上是遵照原文的。其中，以下划线标出的“君”、“余”、“汝”等倘若置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均可省略。类似情况还有：

我想……我等到此过迟，彼等必已决斗了，君以为然否？

“你亦认不清么？”麦思敦道：“哦，我看清楚了，他亦遥望我等，彼……彼臬科尔也。”

汝何意？噫，汝何意！汝真可谓猛烈如野狮了！

余发见我的良友了。噫，社长，君在此何为耶？

（三）经常使用长句进行表达

王力曾说：“试把《红楼梦》一类的书和现代欧化的文章相比较，则见前者的长句子很少，后者的长句子很多。这并不是偶然的。西洋的句子本来就比中国的句子长。中国人如果象西洋人那样运用思想，自然得用长句子；翻译西洋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用了许多长句子。因此，句子的延长也是欧化文章的一种现象。”[21]就《月界旅行》观之，较多的一种类型是定语长的句子，如：

(a)汉佗忽然记起麦思敦新发明的第一回就打死三百七十三人的大炮

「トム、ハンタア」氏ハ之れを聞き曾て「チー、マストン」氏の發明にて最初試みに三百三十七人を殺したるものを思ひ出し

 

(b)所以议决铸造哥仑比亚巨炮该在地球上什么所在的问题，亦颇紧要。

故に「コルンビャド」巨砲の鋳造ハ地球上如何の位置に於て為すべきやを議決するを要す

 

(c)然而我等在可生活的月世界中，能否保全生命的问题，却还要质之听众诸君子。

然れども我等が此に生活し得る如く彼の月世界に於て生命を保存し得るやの問題に至りては之を聽眾の諸君に質さんとす

 

(d)把华盛顿独立战争时，在硝烟弹雨中，指挥大军的手段，施展出来

 

(e)欲与君言者，系以人为诞妄不足取，以事为虚伪不能成，而不学无识之一人也。

今君に向つて問ふ所あらんとするものは人の忘誕取るに足らずとなし又成功すべき事にあらずとする所の月世界旅行の大業に參與したる無學不識の一人なり

在所举五例中，第一句是由主谓与偏正两个短语联合构成了定语，第二句是特指疑问句作定语，第三句是反复疑问句作定语，第四句是主谓句作定语，第五句是复句作定语。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长定语不仅仅是指字数偏长，还包括修饰语本身句法结构的复杂。如《月界旅行》中有一句“有黄金色笹缘似的东西圈着山麓的青山”，读起来并不感觉十分长，但句子修饰成分的内在关系却比较缠绕。“黄金色”与“笹缘似的”作为递加式的定语修饰“东西”，而“东西”又与“圈着山麓”构成主谓句来作“青山”的定语。这也是由翻译造成的现象。其日语原句为“黃金色の笹緣の如きものを以て山麓を境ひしたる青山あり”。而在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中，虽然也会出现长定语的情况，但一般是“那些极度形容语（如‘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才会放到宾语前，使文气更生动些。从用语习惯上看，如果修饰宾语的成分过长，则会将其放在所修饰词的后面[22]。可在《月界旅行》里，不论是否极度形容语，都会有长定语来修饰宾语。类似情况还有：

直有除却华盛顿，便算巴比堪的样子。

便是以弹丸之巨大，令月界居民惊惧的意思。

则蕞尔一弹丸，宁能支百六十万磅火药所生气质之压力乎？

今晚演说，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缘故。

故抑制因游戏而殃及全球人民之事业，不得谓非我政府之义务也！

后来社长见大众热心欲狂，仿佛有仅入石丘，尚未满意；苟能—游炮膛，则虽死无憾的情况

（四）频繁使用连接词

王力曾说：“欧化的文章里，就普通说，联结成分总比非欧化的文章里多。”[23]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联结成分的应用往往是比较随便的，如“和”、“而且”、“或”、“因”、“虽”、“纵”、“若”等时常省去，而欧化文章则一般需要加入连词。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时，很注意连接词的使用，甚至一句之内用多个连词，如：

若把这会社社员题名簿一翻，不是写着战死，就是注着阵亡；即偶有几个生还，亦复残缺不完然而棉花却内含许多原质，若浸入冷硝强水时，便生出难熔，易烧，爆发等性若讲大略，则大炮的抵抗力，同火药的弹拨力，没有限量的道理，已经确凿明白，所以据这原理，用装置精巧的弹丸，能否到达月界的问题，自然因此而起了。虽是古来大炮，总没越过二十五尺，我们却不必拘此为例。况且大炮短小，则弹丸在空气中飞路加长，故总以非常长大为妙。

这里，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致使译文连词增多，一是原文本身连词较多，二是原文句式复杂，逻辑严密，当鲁迅将其拆解为短句来翻译时，需要补充连词，以使句意通畅，如：

且若不幸而弹丸不入月界，复堕地球，则地球虽不至于破裂，而世界人民，因是而蒙如何之巨灾，实有难于逆料者。

 

且つ巨大なる彈丸若し月世界に達する能ハざるの不幸に逢ひ再び地球に墮落するときハ地球幸に破裂せざるも世界各處の人民に如何なる災害を生ずるや知る可からず

引文中，“且若”即是合并原文中的“且”、“若”，“则”、“而”、“因是而”是配合句意的理解增添上的。

四、《月界旅行》的价值定位

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在研究近代中国翻译小说时需要规避的误区，“不能和不应将原文和译文对比，然后作出是否忠于原著的判断……即使能够确定原著，但只要稍为翻阅一下，便可以肯定当时绝大部分的译文都是不忠实的。面对着这普遍地‘不忠实’的翻译现象，态度应该怎样？把整整一代的翻译小说草率地贬斥为‘胡译’、‘乱译’，对于理解这时期的翻译活动，会有多大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结论只停留在这些现象上的对比，显然意义不大”[24]。目前，学界关于《月界旅行》的讨论亦是如此，研究者很容易在译文中找到许多可以证明鲁迅“不忠实”或是“意译”的地方，但这无益于对鲁迅翻译活动存在价值的认识。

有鉴于此，在从原著与译文的关系入手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下文将着重剖析《月界旅行》的翻译之于鲁迅文学革命时期白话写作的意义所在。

首先，在翻译《月界旅行》的过程中，鲁迅体验到了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并习得了新的表达方式。如前两节所分析的那样，鲁迅以不修改原文语序与句法以及从日语原文中借用日语词汇等方式，对译出来了欧化色彩浓厚的新体白话。这类白话与“五四”后的汉语书面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性，如主谓分明，脉络清楚，主语与连接词不轻易省略，句子之间关系紧密，逻辑性增强，表意也更加严密。

虽然，鲁迅在文学革命以前都没有继续以新体白话的语体来翻译，有些可惜；但仅从欧化的角度上看，《月界旅行》的地位也不可小觑。目前，学界普遍重视《域外小说集》的界标性作用。在这方面，王风的说法颇可注意。他发现，《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两人的风格自身就不尽一致：周作人“选择了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鲁迅则“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王风还说道，与周作人相异，鲁迅“坚决不去‘解散原来的句法’，反倒像是因此而解散了译文的句法。或者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使得鲁迅形成其终生的语言习惯。即便是没有原本牵制，由己之意的写作，照样追求语句的极限，这种不惜硬语盘空的姿态正根植于他此时强迫性的语言改造”[25]。其实，当我们仔细研究了《月界旅行》的翻译之后，可以认定所谓造成鲁迅终生语言习惯的“解散了译文的句法”在《月界旅行》中已经大量存在。只是《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已经自觉意识到“迻译亦期弗失文情”，而《月界旅行》仅部分段落做到了这一点。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肯定。《月界旅行》虽然没有整部都与原作完满贴合，但称得上“亦步亦趋”的译文也有很多。且造成它们对原文在态度方面相近的原因是二者都是在鲁迅尚未充分掌握一门外语的时候来翻译的。鲁迅在回忆其《斯巴达之魂》与《说鈤》时，称“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26]。《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和11月8日的《浙江潮》第五期、第九期上。《说鈤》则首发于1903年10月10日的《浙江潮》第八期。这两篇与《月界旅行》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的作品。可知，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时的日语掌握的情况。《域外小说集》中的三篇鲁迅译作是他由德文翻译的。鲁迅修习德文是1906年夏秋以后才开始的。据周作人回忆说，“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27]。至1909年春，《域外小说集》已经出版了。可知，鲁迅是在主要靠字典的状态下完成的翻译。1929年，鲁迅在《<小彼得>译本序》中说，初学外国文字的人开手翻译时，“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28]。这似乎是经验之谈。对于鲁迅自己来说，他接触外语不久就上手翻译的《月界旅行》与《域外小说集》都有着“拘泥原文”的问题。

由于《域外小说集》异常古奥的语体与《月界旅行》中的新体白话差别太大，且二者面对的源语语言本就不同，很难直观地看出译文思维的承续性。这里，，来看鲁迅在《月界旅行》中尝试的翻译方式在其后来译作中的延续，如：

推上述原理于艺术之玩赏，则浅人玩赏之法，主在事物之空间形象。认识其形，较重于玩赏其色，乃发生次第所必然之倾向。顾此倾向，又因美的经验而愈著。吾侪自幼年所经验之造形美术，以手法上之关系，每于形态轮廓，多所重视。

 

以上の原理を藝術玩賞の場合に當て箝めて考へて見ると、素人の玩賞の仕方は事物の空間形式を主として居る。即ち色の玩賞よりも形を認識する方が主になつて居るのである。これは發生的に見て、さぅいふ自然の傾向を有つて居ることは前述の通りであるが。この傾向は更に美的經験によつて更に著しくなるのである。即ち我々が幼少のときから經驗する所の造形美術は手法上の関係から多くは形態又は輪廓を重視して居る。

将句子翻译的情况对照划出之后，不难看出其与《月界旅行》中采用的“逐句译”的方式何其相似。

其次，《月界旅行》的翻译有助于激活鲁迅通过阅读所获得的白话资源。陈平原曾指出：“对于从小读古书作古文的这一代作家来说，很可能如《(小说海)发刊词》所表白的，‘吾侪执笔为文，非深之难，而浅之难；非雅之难，而俗之难’。采用文言简捷便当，一挥而就；采用白话反而劳神费心，‘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29]梁启超即是一例。他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感慨道：“参用文言，劳半功倍。”梁氏纯用白话翻译时，“每点钟仅能译千字”，当“参用文言”后，“译二千五百字”[30]。鲁迅早年长期生活在吴语方言区，情况或与梁启超类似。从《月界旅行•辨言》来看，鲁迅也确实嫌俗语“冗繁”，此亦可佐证。

由于白话写作能力有限，想让鲁迅写出明白晓畅的白话当是较为困难的事情。鲁迅拟用“俗语”来翻译时，只能通过将白话阅读经验转化到写作实践上来。鲁迅幼时接受的是正统的书斋教育，他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周礼》、《仪礼》以及《尔雅》等古书[31]。幸运的是，鲁迅的祖父虽然出身翰林，但“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32]。鲁迅的父亲也给孩子们讲《聊斋》的故事[33]。与家庭环境相关，鲁迅少年时期曾阅读过大量的传统小说[34]，其中便不乏白话作品。然而，至鲁迅在南京读书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直到进入新式学堂后，特别是留学日本使鲁迅“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他读到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尤其后两者上载出的翻译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因其所刊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大受欢迎，使得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35]。可知，《新小说》上的白话译文也作为鲁迅编译《月界旅行》时能借用的话语资源。但阅读与写作之间毕竟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月界旅行》的翻译实际上推动了鲁迅白话经验由阅读向书写的转移。

直到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以前，他再也没有像翻译《月界旅行》时那样来操练自己的白话。在《月界旅行》中，鲁迅在不照搬原文表达的情况下，有时也可以自发地写出新体白话式的句子，如：

（A）凡读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晓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第46页）

 

（B）若竟跌落演坛，则身负重伤，是不消说；便是喋喋辩论的无空间说，也可惜从演坛落至地面的实有空间，而大悟彻底了。（第78页）

 

若し不幸にして墮落したらんには彼雄辯者の今迄舌を極めて距離に虛無なるを說きたるも足を挫傷して以て始て距離の高座と土地の兩間に於て虛無ならざるを悟りたるなるべし（叶一四三）

A为日文原文中没有的句子。B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缺乏明显的对应关系，作者据日文原文句意的同时有自我发挥的成分。尽管在《月界旅行》中上述引文一类的句子并不多，但毕竟已经开启了鲁迅自主的新体白话的尝试。这对于后来鲁迅的白话写作而言，具有着重要的原点意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着力从传教士的方面探讨欧化白话文的起源问题，提出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语言先驱，“当时有读者是因为先看到了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在这个基础上才接受或者反对新文学的，而对这些读者来说，新文学的欧化白话已经不是新鲜事”[36]。这无疑有利于丰富与加深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演进的认识。但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对于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作用也不宜夸大。从内在层面看，新文学欧化白话的形成更为关键的主要还在文学革命主将们的身上。故而，对“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鲁迅翻译活动与其白话文经验生成关系的讨论，显然更具意义。

注释：

[①] 在本文中，《月界旅行》的版本采用《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王世家、止庵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收录的；《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的版本采用自由閣明治十九年版的第四次印刷本。后文征引时，只注明页码。

[②]《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第99页。

[③]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④] 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⑤] 早在1978年，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中便称：“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0页。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如蔡辉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推举刘韵琴与李劼人的分别是李西亭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大公子>》（《中国文化》2002年第19、20期）与贾剑秋的《现代白话小说第一人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11期）。

[⑥] 陈思和：《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⑦] 陈思和：《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小说评论》2000年第1期。

[⑧] 陈思和：《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第3页。

[⑨]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0-81页。

[⑩] 卜立德：《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第134-135页。

[⑪]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

[⑫]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第28页。

[⑬] [日]金田一春彦著；潘钧译：《日语概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7-398页；于吟梅：《日语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介绍金田一教授的论述》，《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

[⑭] 于吟梅：《日语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介绍金田一教授的论述》。

[⑮] 关于《月界旅行》翻译过程中结构调整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顾钧：《鲁迅翻译研究》，第51-52页。

[⑯] 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⑰]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

[⑱]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34-335页。

[⑲] 这里笔者判断的依据为《<汉语外来词词典>日语借词一览》、《<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日语借词一览》、《<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日语借词一览》。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6-281页。

[⑳]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42页。

[21]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46-347页。

[22] 王力曾举出例子来说明：（A）你可有法办这件事么？（很象是说“你可有‘办这件事’的法子么？”）

（B）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出来咱们吃。（很象是说“我有叫凤丫头‘弄出来咱们吃’的本事。”）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107-108页。

[2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59页。

[24] 王宏志：《导言：教育与消闲——近代翻译小说略论》，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5] 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

[26]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7] 《再是东京》，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4-615页。

[28] 《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29]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30] 《十五小豪杰》第四回“译后语”，《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

[31] 《鲁迅读古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第621页。

[32] 《老师二》，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

[33] 《父亲的病中》，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167页。

[34] 周作人在《关于娱园》中说，与鲁迅非常谈得来的“友舅舅”家中，凡是那时通行的小说在他那里都有，鲁迅即在那里借看。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153页。

[35] 《鲁迅与清末文坛》，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第646-648页。

[36] 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