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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友梅,这么多有意思的事 陈喜儒

文汇笔会2022-05-14 08:54:00

文章原题《听邓友梅谈创作》,其中有意思的话和细节都不少,可咂摸慢读。编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一是关于写作要有益世道人心,一是,“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儿!”前者让人感慨,后者令人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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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未搬家时,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串门唠嗑,捎书带信,抬脚就到,推门就进,是名副其实的近邻。


大概是19991月吧,老邓到我家,问我富贵竹多少天换一次水,液体肥料怎样用?那几天,我正应约写一篇文章,但一直写不好,换了几个开头,改了好几遍,还是不顺溜,只好放下,搁搁再说。我对老邓说,写东西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年了吧,书也出了几本,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很是苦恼。最近,我翻出一堆书,有你的《闲居琐记》、《无事忙侃山》、《烟壶》、《京城内外》,还有汪曾祺、孙犁、陈建功、贾平凹的东西,细嚼慢咽,咂摸滋味,想学点本事,有点长进。


老邓说:汪曾祺的东西很讲究,但不留痕迹,表面上给人以轻松随意的感觉,其实他在肚子里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少遍,每个字都经过推敲琢磨,才落笔成文。林斤澜的文章,也有特色,甚至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但他在那儿琢磨来琢磨去,煞费苦心,改到最后,反倒有点涩,读起来不那么顺溜了。建功的语言独特,有一股气。贾平凹的东西,也有嚼头。写作没有什么绝招,还是老话,多读多写,功夫怕有心人。找你喜欢的古文,或与你风格相近的文章,多看几遍,多背一些,肚子里有了东西,下笔时就会自然流露岀来。我背过《楚辞》、《聊斋》、《红楼梦》中的一些章节,学习人家叙事状物的简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领导下工作。我们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点评,对我们帮助很大。有一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在草叶上变成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飘到山顶,浮在空中……写完后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你别瞎搅和。有一回我问老舍先生,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文章总是疙疙瘩瘩?我应该怎样改进呢?老舍先生说,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着顺口,不打奔儿,别人看着也就顺溜,要是自己念着都跟绕口令似的不顺嘴,结巴别扭,人家看着也决不顺眼。这点教导,我受用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仍关上门大声念两遍,碰到绕嘴的地方,坚决改正。一个作家,不注意语言修炼,话都说不顺溜,怎么能写好?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教你一招,用大话说小事儿,用小话说大事,效果奇佳。我说,姜白石也说过类似的话: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一次闲聊时,我说,你的文章很少用成语、形容词,文字干净利落,连一些枯燥的应景文章,也写得不落俗套,有滋有味,这本事是怎样修炼的?老邓说:我受汪曾祺影响很大,他说写文章要干净利索,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多用。我写完文章,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一字、一句、一段地琢磨,一个字能说清的,绝对不用两个字,这样写长了,养成了习惯,下笔时自然就干净了。文章写完后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下苦功夫。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光熟悉生活还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中短篇小说的文字很讲究,哪怕只有一句废话,一眼就能看出来。汪曾祺说,笔墨简洁干净了还不行,还得艺术生动。他的散文,都是大白话,但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白话,就像掐头去尾的二锅头一样,看着跟白开水差不多,其实是酒,醉人。我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词比较抽象,用多了,反而絮叨。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导师是张天翼。他教导我说,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不说漂亮这两个字,你只写她的形象,让人读后感觉她真是漂亮才行。你想骂一个人,但不骂他,写出来让人一看就觉得这家伙真不是人。这才是真本事。我喜欢直来直去,单刀直入,这样文章才能干净利索,嘎巴溜丢脆。我认识一位作者C君,写了一辈子,一直没长进,还是中学生的语言,教科书上那一套。还有位L君比他好些,但成语形容词罗列太多,读起来啰唆絮叨,很不舒服。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文字都要讲究。以前听萧军说写小说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还不信,但现在我信了。小说需要想象力,琢磨结构、情节、人物性格,我现在写起来就感到吃力。到了一定年龄,精力不济,写些散文比较顺手。现在有所感触,就写散文。散文没故事情节,靠什么抓人?只有语言。而语言要炼到火候,没有几十年工夫是不行的。




2004522日,与老邓去参加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六十二周年大会。首都文艺界来了百余人,最后,主持人请邓友梅讲话。老邓说:讲话是19425月发表的,传到新四军要晚些,大概是1943年吧。当时我在新四军文工团,十几岁,跟着打杂。文工团里有许多从上海来的大艺术家,著名演员。我们把一个教堂改了改,在里面演戏。演了个《雷雨》,战士们看了,没有什么反应。有的战士说,是那个小娘们把这个家给搅散了。排演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时,台上演得很卖力,很起劲儿,台下一点动静也没有。团长觉得奇怪,说小邓,你下台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下去问,你们怎么不鼓掌?战士说,不知哪个是德国人,哪个是俄国人,怕鼓错了(笑)。


,你们应该下到部队,了解一下战士,搞清楚为谁演戏,怎样为他们演戏。我们下到部队,打仗时,为战士写名签番号,抬伤员,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本身就是战士,知道战士们在想什么,想看什么。


当时我们还搞战地宣传、鼓动。队伍过来了,大演员还没想好表演什么,队伍就过去了。团长很着急,说这样不行。我说我来试试。炊事班过来了,我就说:炊事班,真能干,又炒菜来又做饭。打起仗来向前冲,杀敌缴枪立新功。团长觉得奇怪,你怎么会这个?我说,演戏时,我提词,时间长了,就记住了一些。记者听到了,觉得不错,说你写下来可以发表。我说,有些字我不会写。记者说,我帮你改。后来稿子上了报。那时候,没有稿费,给了我两个柿子一斤花生。记者说,是我帮你改的,有我一份儿,结果他吃的比我还多(笑)。那时候写作,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为了工作。所以,直到今日,我仍然坚信,写作,最起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


全场热烈鼓掌。


中午在作协食堂吃饭,老邓喝了杯啤酒,有点兴奋,对同桌的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说,《那五》本来是给你们《人民文学》的,结果你们不要,给我退了回来,我只好给别的刊物,发表后,反应还不错。崔道怡长叹一声道:这种事某某某可没少干!


老邓在作协主管外事,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我应约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东拉西扯,嬉皮笑脸,外加一点讽刺挖苦,但也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写完后送给他看,他皱着眉头说,你就拿糟践我赚钱吧,算是通过。


他很忙,有还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会,但我请他帮我看稿子,改文章,出主意,他从不推辞敷衍。


我的第四本散文集《关东杂煮》出版时,请他为我写序,他写了《好味道的杂煮》,不仅讲了文章的长短得失,还为我说了公道话,摘掉了我头上的那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译别人的作品,又激发起他自己的写作欲望,他就试着写起小说、散文来。有翻译文学的底子,驾驭文字就较顺手,他一篇篇地写,就一篇篇地发了出来。……喜儒这本杂煮,写的就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亲历、亲闻、亲见。拿起这本书如同走出国界,既体会到洋朋友的真挚友情,也从中看到了外国的民俗民风、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读者对外国的了解。看完这锅杂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我为能遇上一位开明领导而感到庆幸,同时也暗下决心,要用创造性的出色工作,报答知遇之恩。


老邓极聪明,而且清醒,心里有数,对吹捧和咒骂,都有相当的免疫力。倘若当年他满足于《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原地踏步,继续写战争,没有后来的京味小说系列,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彩夺目。从革命战争题材,一下子跳到满清遗老们的悲欢离合,这一步,何其遥远,何其艰难!但他走了,而且获得了成功。他在《我的写作生活》中说: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语言态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他说:我读书时,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避免走弯路。写作时,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专找自己顺手别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写。虽然这朵花远没有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品种独特。虽然不出色,却也不与人重复,这样在百花坛中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本文刊于2015年9月5日《文汇报 笔会》,题为《他对吹捧和咒骂都有免疫力——听邓友梅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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