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古典小说价格联盟

最早版本的《金瓶梅》为何在山西出现?

太原道2020-11-26 13:19:47

《金瓶梅词话》的简称。长期以来,该书被业界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书中许多内容,对研究我国明朝的市井生活、资本萌芽、商品交易、粮盐贩运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是明代万历刻本,民国年间发现于山西介休,曾轰动一时。另一种刊刻于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则出于同属山西晋中的平遥。两地相距甚近,而珍本迭出,可谓当时书界一大奇观。

《金瓶梅》和先前几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原是“说话”,即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以平话为主,配合演唱流行曲。《金瓶梅》起初叫《金瓶梅传》,编撰者为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听众则为河上工商、市井小民。由于这个接近《水浒》的新段子贴近生活、语言鲜活,骂皇帝,骂贪官,出文人洋相,又穿插性故事,有声有色,受到下层群众欢迎,不久就传进上层社会文化圈子。《金瓶梅》起初是些不足本,所以,在辗转抄录过程中,有人将艺人场子演出本,改编后供案头阅读。

学者们考证,《金瓶梅》的最早版本是万历庚戍本,惜早已亡佚。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年,即1617年)刊行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存世的最早版本,也是内容最好、最完整的版本。

1931年左右,《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发现,后由北平图书馆购藏。此本一百回分装二十册,缺封面扉页。第五十二回缺七、八两页(四个单面页),全书刷印质量好,保存也好。该本的特点是有朱笔的校改和评语(属不同笔迹),全书朱墨灿然,虽有个别墨改,仍可分辨清楚底本原字和后人改字。抗战前夕,该本连同其它北平故宫珍贵文物运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75年归还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9年6月8日,山西学者任复兴因搜集近代史料,到过介休市汾西洗煤厂的任振邦家。任振邦介绍,他的曾祖父名叫鸿璧,在介休开过“文蔚书店”(音)。祖父叫清泉,民国年间仍经营书籍和字画,从介休大靳村一位老先生处收过一套《金瓶梅》,后北京来人收走。他的祖父1948去世,只活了66岁,是因为手下的人采购东西时卷走金条气坏的。他的父亲随后继续开书店,新华书店开办后停业,留下一些书籍字画。1982年,他将父亲给他的13麻袋古籍、200多件字画,捐献给北京中国书店,字画中有恽寿平画的雄鸡等,中国书店给了他1038元,介休市因此还将他推选为劳模和市人大代表。

关于该部明代万历本《金瓶梅》的发现始末,在《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中有这样的记载。1931年,琉璃厂旧书收购商张修德,用10块大洋,在介休购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金瓶梅》一部,计一百回,题为明人兰陵笑笑生撰。该书半页11行,每行24字。张修德返回北平后,又以500块银元的价格,将此书转手卖给了文友堂书铺。

明万历本《金瓶梅》的发现,在当时的北平文化界引起强烈轰动。北平图书馆馆长徐森玉先生闻讯,急急跑到文友堂索看此书。文友堂掌柜深知此书为海内孤本,奇货可居,秘不示人,谎称此书已被书主人索回,无法让徐先生一睹原本,仅拿出原书的翻拍照片两张,作为书样,请徐先生过目。至于原书,文友堂掌柜一开口就索价2000元,且条件是,先交钱,后取书。徐森玉深知此书的价值,即使是2000元,也亟欲买到此书。无奈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经费奇缺,入不敷出,到哪里去筹这么多钱?讨价还价吧,文友堂掌柜又分文不让。再说,徐先生亦深知文友堂素与日本文化商多有往来,不愁将此书出手。万一他们将此书卖给日本人,岂不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耻辱?

徐森玉在文友堂碰壁的事,终于被北平求学的山西籍同学知道了。他们个个义愤填膺,遂于夜间无人之时,将一枚手榴弹放在文友堂门口,上面写着措词激烈的警告文字,扬言要为国锄奸,保护这一中国孤本。这一下可吓坏了文友堂掌柜。后经人说合,文友堂答应,愿以1800元的价格,将此书转让北平图书馆。

为了不使这一部文学名著的孤本流落海外,北平文化界的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等四处借款,八方求助,最后总算凑足了这1800元。书是拿回来了,但借款又如何去还?他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以古佚小说刊行社名义,先行影印《金瓶梅》(并附崇祯本图二百幅)100部,定价100元。凡欲订购此书者,需预付大洋30元。这样,以印书所得利润才还清了这笔购书款。当时郑振铎和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得悉此事,也各订购了一部。据《鲁迅日记》1933年5月31日记,每部“预约价三十元,去年付讫”。

之后,琉璃厂富晋书社的掌柜,得悉此书走俏,获利甚丰,竟盗印数百部。后被北平图书馆发现,以维护版权为由,将那位书商告至法院,后以罚款赔偿损失作罢。1949年前,我国出版的《金瓶梅》大多以此版本为依据。

另一种发现于山西的《金瓶梅》,全称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版本之一。此版本刊刻时间在万历年之后,据称民国年间发现于离介休不远的平遥县洪堡村,后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介休和平遥均属山西晋中,近在咫尺。两部珍贵稀缺的明版《金瓶梅》为何都在晋中发现?

从明代发端,到清朝时,山西票号已逐渐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票号发源于晋中地区,故东家和掌柜多为晋中人,所用财会、伙计、学徒,也多来自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一带。晋商常年在外做生意,多不能带家属,生活相对枯燥,为自娱娱人,所以走到哪里就把戏台修到哪里,而且因为财力雄厚,家里要摆些钟鼎彝器、瓷器、硬木家具之类,有点修养的,闲下来看点小说,临摹点字帖,也算风雅之举。清末民初,银行逐渐取代了原有票号和钱庄,原有票号钱庄的从业人员多半返乡或改从他业。随着这些晋商的归来,他们原有的藏书也被大批带回晋中一带。由于家道中落,或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这些票号从业人员的后人常将先辈留下的书籍拿到市面上出售,且索价很低。抗日战争之前,北京琉璃厂的许多书局,就经常派人到晋中一带收购此类书籍,且常有意外收获。明代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的发现,即为其时重大收获之一。

对晋商藏书一事,山西著名学者、榆次车辋村常赞春曾有这样的记载:“明代吾晋多显宦,故藏书多有。清中叶以来,则洪洞董氏,介休白氏、曹氏,祁县孙氏,太谷曹氏、孙氏,均以雄资好事,特设书库储藏”(常赞春:《荵宧语故》民国版第31页)。也许冥冥中自有对应,在《金瓶梅》中,有关商家的描写,如书中多处出现的“钱铺”、“钱庄”、“银铺”,即有晋商的影子,而数十处山西“潞绸”的记载,则不折不扣是晋商原创的生意了。

故此,因晋商缘故,山西不但留存下明版《金瓶梅》这部奇书,散落民间的珍贵古籍也不少,比如祁县图书馆,馆小名气大,居然藏有宋版《昌黎先生集考异》,海内外仅存此一套,属国宝。因为晋商遗留之物甚多,故山西尤其晋中一带,至今仍是全国古玩商淘宝捡漏的宝地,不时有开门、耀眼的东西被发现。


Copyright © 新华书店古典小说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