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古典小说价格联盟

广东人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州文化知多D2021-07-19 11:15:44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 

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Copyright © 新华书店古典小说价格联盟@2017